梁吉生：創業維艱啟后人——憶王玉哲師

玉哲先生走了，93歲雖已是松年鶴壽了，但還是沒想到“走”會來得這么突兀。“五一”長假前中央電視臺來校采訪，我還談起玉哲師這位西南聯大的老人，不想過節后竟成永別。

1979年9月，歷史系決定開設文物博物館專業，請玉哲師掛帥。當時從中國近代史教研室抽調了我，從中國古代史教研室抽調了傅同欽、傅玫，組成了一個籌備小組，著手規劃專業的定位、課程開設、人才培養規格以及文物等教學設備。文博專業雖與傳統的歷史學有密切聯系，但畢竟是一個多元化學域的應用性學科，加之我國學術封閉多年，對國外博物館學的發展茫然不知，到底怎么辦文博專業，心中無底。此時，玉哲師作為創業人的壓力可想而知。正如后來他回憶說：“當時真是一窮二白，困難重重。最需要的專業人才沒有，必備的文物僅有歷史系的少量陳列品，夠得上所謂‘文物’標準的只不過一二件。所以，我們創辦專業完全是白手起家，并且史無前例可循。”難題如何破解?玉哲師拿出孔夫子的“每事問”遺訓，帶我們走出校門，到外單位取經。他先是在天津調研，后又帶我們赴北京一一走訪國家文物局、歷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玉哲師年近古稀，一起和我們擠公交車，一起用腳步丈量北京的街巷，城東城西，樓上樓下，遍訪文博界人士，謙恭求教，揖而求授，總算得到了各有關方面的理解與支持。中國高等學校的第一個文博專業從此走上奠基之路。1980年文博專業正式成立，并第一次招收本科生，玉哲師是首任專業教研室主任。

新辦專業當務之急是師資。幾十年的從教經驗使玉哲師格外看重師資隊伍的建設。他一方面讓我和兩位傅老師分別擔起專業基礎課的重擔，并派我到中國歷史博物館進修博物館學；另一方面先后從校外調人有文物博物館經驗的實際工作者來校任教。與此同時，他還從文博界聘請了著名專家傅振倫、史樹青、李學勤、李輝炳等擔任兼職教授，成為一支編外教學骨干力量。為了教學急需，他還不拘一格延攬人才，當時治古文字學者康殷(大康)先生致函請賜教席，其時，康殷還未從厄運陰影中完全擺脫，沒有公職，沒有工資，生活拮據。玉哲師賞識他的研究特長，不顧可能招致的蜚短流長，決定請康殷講授古文字學。從此，康殷走出北京香山煤廠街那低矮小屋登上大學講堂，這對康殷無論學術還是生活都可謂是新的契機。后來，他成為北京一所大學的教授、中央文史館員。玉哲師總是以寬闊的胸懷和善良的心腸待人行事。正因如此，文博專業創建初期才匯集一批人才，奠定了最初的專業基礎。

玉哲師是一位有聲于時的古史學家，頭腦中不只有商彝夏鼎、金文甲骨的情結，他的脈管還奔涌著對教育和后學綿綿不息的愛。創辦文博專業可以說是他人生的壓卷篇章。他以服眾的人格和學識、老而彌篤的敬業精神，為中國文物博物館專業培養了第一批高層次專門人才，為今日歷史學院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開一代學風，立一代教育基石，也留下了可資借鑒的辦學思想。他的德行風范嵌刻在當年的親炙者心中，也流淌在后學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