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方周末報道了各地中學棄選歷史的現象，根據報道，在23個實行“3+1+2”模式的省份中，近一半省份歷史類考生比例持續走低，物理類與歷史類普遍接近7:3，部分省份甚至達到8:2，一些歷史老師因課時不足出現賦閑。

這一幕，實際在10余年前上演過，只不過當時是物理。2014年高考綜合改革啟動，為強化學生的選擇權，“3+3”選科模式推出。除語數外三門外，考生可以在史地政物化生6門（浙江多一門信息技術）中任選三門作為選考科目，作為高考錄取的分數依據，即所謂兩依據，一參考。

這一制度剛剛推行就遭遇了功利算計。2017年新高考在浙江落地，浙江選考物理的學生快速下降至30%多，上海也出現下降。而此前的老高考期間，浙江理科考生為63%，也就是意味著選考物理的人幾乎腰斬。更糟糕的是，此后選考物理的考生繼續出現大幅下滑。

背后的原因則很簡單：功利算計。物理難學難考，投入產出低，不分文理只看總分的錄取政策導致選考物理吃虧。同時，一些高校顧忌自己分數線太低影響不好，也普遍放松了對選考科目的要求，一些理工科專業甚至不要求選考物理。各種因素疊加下，物理科目遭遇普遍棄考。

比功利選科更嚴峻的是功利學習。

按規定，即便不選物理，但還是需要學習物理的，并通過合格考試才能參加選考。但事實上只要不選，幾乎就等于放棄了相關科目的學習，學生應付學，學校也在應付教。

物理對于理工科人才培養至關重要，同時物理對知識的體系性要求很高，一旦高中不學，少學，到了大學就很難培養了。功利選科與功利學習對高校理工科人才培養造成了明顯的影響。

西安交大2017年在對理工科新生的摸底測試中就發現，來自上海、浙江的理工科學生質量下降，其中上海考生從原排名第一，第二下跌至第11位。同期，福建某大學在對浙江的生源監測中也發現，老高考時期的2015/2016級浙江考生普通化學平均分高達81分，不及格率為零。但到了2017年第一屆新高考學生入校，來自浙江的考生普通化學不及格率飆升至40%，平均分下降至61分。核心就是沒有選考化學的學生造成了這一成績的下降。

為此，2018年第三批高考改革啟動時，對相關制度進行了系統性調整，尤其是選考制度。“3+3”變成了“3+1+2”，物理與歷史二選一，然后才能從剩余四門科目中任選兩門。

但遺憾的是，功利選科仍在持續，這次是化學。選了物理，往往就不選化學，很快就出現了化學的棄選棄考。很顯然，這樣的理科生高校仍然很難培養。為了遏制這一功利選考與功利學習現象，保護理工科人才的培養，2021年教育部出臺了“指引目錄三”，對于報考理工科專業要求必須選考物理和化學，這就是所謂的“物化捆綁”。這一措施徹底遏制了功利選科與功利學習對理工科人才選拔與培養造成的深遠影響。

近年，國家從戰略發展需要高度重視理工科人才的培養，比如2023年啟動的學科專業設置改革，明確要求增設理工科專業。國家十五五規劃也明確要求以理工農醫專業為主，擴大包括優質本科在內的本科與研究生招生規模。也就是說，理工科招生占比越來越高。于是選考物理化學就成了考生的主流選擇，尤其是在個別中學，選考物理的比例甚至高達80%。

不分文理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很遺憾，充分的選考自由遭遇了功利選考與功利學習的算計，不得不不斷限制學生的這一選擇，從“3+3”，到“3+1+2”，最后到理工科專業限定的“3+2+1”。不分文理，實際上又回到了“小文理”。但無論如何，這也是一次進步，雖然沒有達到當初的目的。

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害相較取其輕，目前的選考制度不完美，但卻是最現實可行的。

至于輿論擔憂歷史等學科的學習與素養提高問題，我覺得大可不必。事實上老高考期間，一些省市文理本就是3:7，一些超級中學往往是2:8，目前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次回調。

更重要的是，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學習與素養提升方式與年齡階段是不同的，大量人文科目完全可以通過自學完成，同時對年齡要求不高，甚至是“越老越容易學明白”。但自然科學不同，一旦錯過了學習的年齡就無法挽回了。比如我50多歲，無論是歷史還是政治、哲學，越學越明白。但讓我這個年齡再學物理，已經沒有可能了。

當然，選科制度可以考慮進一步完善。比如全科開考，把選擇權給考生的同時，也應該充分給高校。比如雙一流頭部高校可以根據不同專業提出“3+4”，物化生之外加歷史，普通地方高校可能只是“3+2”，專科學校則是“3+0”，大家根據自己不同的定位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但我也同時知道，這一方案一定會存在增加學生負擔的爭議，同時一些高校也缺乏足夠勇氣做出更多科目的要求。

無論如何完善，我們一定要汲取理想化的制度設計帶來的教訓。從物理，到化學，再到歷史，功利文化并非今天才有的，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解決的，與其把責任推到功利算計身上，不如在制度設計之初就實事求是，面對我們的國情文化拿出理論上不那么美好，但卻現實的方案。當然，這需要足夠的勇氣與擔當，否則很容易陷入一些專家理論正確的口誅筆伐中。

這一輪回也再次提醒我們，在包括高考在內的各種教育治理上，需要立足于中國國情文化，立足于自有知識體系之上的理念與理論基礎，不能盲目效仿甚至照搬西方的做法。

意識形態決定政治制度，也決定了基礎理念與認知，更不要說各自的文化傳統與歷史。直至今日，仍然不斷有專家呼吁我們的招生考試改革學習美國搞考試社會化，把高考交給社會，比如ETS與SAT。

美國因為特殊的國情文化，其憲法核心精神就是最大程度保護私權，限制公權力，大量的社會職能是私人組織在承擔，比如美聯儲，甚至私人監獄都有，我們能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