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 哲

音樂劇《雄獅少年》劇照。 資料圖片

由廣州大劇院制作的音樂劇《雄獅少年》，首演于2024年，先后推出普通話版和粵語版，取得不錯口碑。2026年春，粵語版重新升級打造，北上巡演。這部改編自同名動畫電影、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廣東醒獅為題材的作品，匯集大灣區(qū)創(chuàng)作力量，引得眾多音樂劇劇迷跨城追劇。

既然是音樂劇，自然以音樂為中心。作曲高世章與填詞岑偉宗合作20余年，從2003年的《四川好人》起步，創(chuàng)作了《頂頭錘》《大狀王》等口碑佳作。從今天的《雄獅少年》中亦可窺見過去作品的影子。如第一句集體大歌“想舞獅來廣東，霸靚位先行動”，老觀眾立刻會和上當年《四川好人》的“我擔水去賣錢，四川苦偏不賣錢”，以輕松詼諧的環(huán)境渲染開宗明義，與音樂劇這一劇種以及粵語方言氣質相契合。

同樣是市井英雄走向更高舞臺的勵志體育題材，《雄獅少年》有著與《頂頭錘》一樣的口語化和生活化藝術處理：大量使用短促的雙字、三字詞組，不僅與運動步點嚴絲合縫，也將粵語九聲六調(diào)、發(fā)音飽滿且富于變化的特點發(fā)揮得淋漓盡致。男主角之一的咸魚強在角色歌中初登場，以市井群嘲式的群聲合唱開場，粵語俗語密集交織，既有喜劇效果又精準勾勒出人物狀態(tài)。

《雄獅少年》和《大狀王》問世時間相隔較近，后者更是在去年全國巡演中大放異彩，這自然給了《雄獅少年》不小壓力。《大狀王》將粵劇、南音等民族元素與西方音樂劇基底嫁接，曲風多達30種，而體量偏輕的《雄獅少年》更注重將聽覺重心沉入嶺南鄉(xiāng)野，同時加入西方音樂元素。當主人公阿娟接過獅頭時響起了弗拉明戈舞曲，因為嶺南紅色獅頭與西班牙紅裙一樣，有著讓人本能起舞的魔力。這種彼此滲透的中外元素使全劇的音樂語言既扎根傳統(tǒng)，又與當代同頻。

除了縱向的繼承發(fā)揚，《雄獅少年》的創(chuàng)演也是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化協(xié)同發(fā)展的一個縮影。制作人陳睿將其概括為“大灣區(qū)共創(chuàng)”，“大家因為醒獅這個共同的文化符號聚在一起”：高世章出身廣東藝術世家，外祖父是粵劇名伶白玉堂；岑偉宗和編劇張飛帆都是廣州出生、童年移居香港。粵語音樂劇金牌“三駕馬車”，對家鄉(xiāng)的拳拳之心，于詞曲中溢于言表。領銜主演兼聲樂指導鄭君熾與編舞兼執(zhí)行導演張月盈都來自澳門，他們與廣東醒獅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趙偉斌精誠合作，讓觀眾看到自黃飛鴻一脈相承的工字伏虎拳的今日風采……一支創(chuàng)作演出隊伍，匯聚多地藝術力量，這正是大灣區(qū)文化融合的生動注腳。

但該劇也存在明顯不足。在“英雄旅程”的指揮棒下，主角的成長曲線相對扁平，過程倉促而可“一眼預期”。此外，粵語音樂領域最具特色的說唱形式“數(shù)白欖”，與舞獅鼓點天然契合，本可成為強化節(jié)奏、豐富角色內(nèi)心獨白的利器，對于一部以“鼓點”為貫穿動機的作品而言，這一形式語匯的缺席不啻為一種遺憾。

總體而言，粵語音樂劇《雄獅少年》以醒獅文化為基底進行舞臺化重構，在音樂戲劇處理上展現(xiàn)了創(chuàng)新探索，劇本改編上也有可圈可點的突破。醒獅文化是蘊藏著嶺南文化共同記憶的古老瑰寶，如何在音樂劇這一舶來形式中，找準更符合當下觀眾審美的“鼓點”，讓“雄獅”的腳步走得更實，有待創(chuàng)作者們在未來的實踐中繼續(xù)求解。

《 人民日報 》( 2026年04月14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