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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中央總書記、越南國家主席蘇林今天開始訪華。一周前，他在越南國會再次當選國家主席。

越共中央政治局不設常委會，因此在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又有四位的地位更高，被通常稱為越南政治的“四駕馬車”，即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和國會主席。2025年9月，越南官方正式增加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形成“五駕馬車”格局。

隨著蘇林將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兩個職務“二合一”，越南的“五駕馬車”已轉換為新的“四駕馬車”（最高領導人、總理、國會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此前，越共中央總書記和越南國家主席兩個職務長期分離，只出現過短暫的“二合一”。一段時間是2018年9月到2021年4月，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在國家主席陳大光病逝后兼任國家主席。另一段時間則是阮富仲病故后，蘇林接任總書記但暫未卸任國家主席職務，時間大約兩個月。

這兩次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職務的“二合一”，都是臨時性的安排。但蘇林上周當選國家主席則不同，上周越南召開的是第十六屆國會一次會議，也就是在越共黨代會之后的國家機構例行換屆，這意味著，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二合一”不是臨時性的安排，而是基于換屆的整體設計。

隨著越南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二合一”，目前全球五個共產黨國家（中國、越南、老撾、朝鮮和古巴）均已實行了黨的最高領導人兼任國家元首的體制。

回溯從蘇俄成立至今，共產黨國家的國家元首體制，出現過兩種主流模式。一種模式是“集體元首”制，另一種模式是“個人元首”制。前者以蘇聯為代表，后者以中國為代表。

蘇俄最初的國家元首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22年蘇聯成立后改稱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36年以后，蘇聯國家元首改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直至1990年，蘇聯才設置總統一職，取代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作為國家元首。

蘇聯最高蘇維埃是蘇聯的權力機關和立法機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是其常設機構。最高蘇維埃相當于中國全國人大，主席團相當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換言之，蘇聯的“集體元首”制，核心就是由議會常設機構的首腦對外代表國家，不專門另設國家主席（總統）。在上個世紀，這一度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主流模式。這些國家議會的常設機構大多稱為國務委員會，國務委員會主席就是國家元首。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制定1954年憲法時，就明確設置了國家主席，這一職務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相分離。此后，雖然在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兩部憲法中，中國未設國家主席，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行使“集體元首”職權，但在1982年憲法中，又恢復了國家主席的設置。

在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設置過總統職務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而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總統職務分別是為鐵托和齊奧塞斯庫兩個人專門設置的。

在亞洲，朝鮮情況比較特殊。1972年，朝鮮設置國家主席一職，由金日成擔任，金日成去世后，這一職務“永遠保留”給他。金正日實行“先軍政治”，除朝鮮黨的總書記外，擔任朝鮮國防委員會委員長，后者并不是名義上的朝鮮國家元首（當時的集體元首為最高人民會議常設委員會委員長），但在朝鮮體制下，這種區分并不重要。金正恩上任后，改設國務委員會，自任國務委員會委員長，明確這一職務對內對外代表朝鮮，這一職務名稱雖然近似“集體元首”，實際上和別國的國家主席沒有什么區別了。

越南在統一前也設置了國家主席，胡志明就曾擔任過。但在1980年到1992年期間，越南也改設了國務委員會，并由國務委員會主席作為國家元首。1992年，越南恢復了國家主席的設置。

古巴在卡斯特羅兄弟執政時期，實行的是黨、國家、政府“三位一體”的領導制度，黨的領導人兼任作為國家元首的國務委員會主席（國務委員會也是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常設機構）和部長會議主席（政府首腦）。2019年，古巴修改憲法，分別設置國家主席（西班牙語原文為“總統”）和總理兩個職務，目前，迪亞斯·卡內爾同時擔任古共中央第一書記和古巴國家主席職務。

從上面的歷史梳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大趨勢。由議會首腦擔任國家元首的模式，隨著蘇聯體制的變化和最終解體，逐漸在共產黨國家中消失。現存的共產黨國家，都實行了國家元首的專任制，“中國模式”取代了“蘇聯模式”。

共產黨國家的國家元首制度，除了“集體元首”或“個人元首”的區別之外，還有另一個更大的區別，即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是否兼任國家元首。

各國具體情況不同，執政黨領導人是否兼任國家元首，也多有差異。但從大趨勢上來看，上個世紀執政黨領導人兼任國家元首的，相對較少。譬如，斯大林就從來沒有擔任過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從1959年到1993年間，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也沒有兼任國家元首。

為什么歷史上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領導人兼任國家元首的較少？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黨職要遠比國家職務重要很多。在社會主義陣營存在的時期，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先外交方向都是社會主義同志，相較而言和西方陣營打交道比較少。在這種情況下，最高領導人是否有和西方國家對等的頭銜，就不是特別重要。

中國在1993年正式確立了“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模式，其大背景正是中國即將全面融入全球化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下，最高領導人同時擔任國家主席，在外交上要明顯方便很多。

越南實行革新開放之后，同樣面臨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問題，最現實的問題之一，就是誰能代表越南出國進行“國事訪問”，誰代表越南出席APEC等重要的多邊場合。過去，越南的“四駕馬車”體制有強大的慣性，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分權，而現在終于到了改變的時刻。

當下的越南，正處在融入全球市場的關鍵階段。越是在這樣的階段，外交在國家戰略和政策領域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越南政局的最新變化表明，蘇林要通過兼任國家主席職務，牢牢把外交權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