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這面“鏡子”

有種說法：“所有比喻都是蹩腳的。”但最依賴語文傳遞信息的人類，如果沒有比喻這個“蹩腳”的工具，簡直寸步難行。美國學者喬治·萊考夫、馬克·約翰遜曾在《我們賴以為生的隱喻》一書中指出，隱喻是人類思維的重要手段，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這本《荒野中的哲學家》作者孫寧正是于“存在域的隱喻”中，借美國自然主義寫作先驅愛默生的“幻象鏈條”，以鏡來比喻萬物并織之態：“充滿著折射與反射……在這個不斷延伸的鏈條中，每個存在都成為彼此的鏡子，在相互修改中形成動態的意義星云，在交相輝映中照見永恒的生機。”

《荒野中的哲學家》，孫 寧 著，上海三聯書店2026年出版

現代社會建基于兩個重要特征之上：其一，個體本位。相比傳統社會固定秩序的身份，現代社會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自負其責，不再依附于家庭、出身、血統、名分。自由流動的個人在獲得充分自主權利之時，也被拋擲在傳統共同體的庇護之外，茫無所歸。其二，專業主義。伴隨全球工業化，分工愈來愈趨向精深的專業主義，勞動產品和社會服務因而“涌現”，人類總體擁有空前的財富與力量。短處也明顯，專業分工中的個人往往畫地為牢，彼此無法通約，社會嚴重撕裂。而荒野這面“鏡子”的開放、寂靜、交互、綜合，正可為原子化的個體和割裂的專業主義提供一個可以參照、聯結、皈依、融通的療愈配方：參與、感受、對話、記錄、同情、節儉、謙遜。

自然主義在古今中外都不乏賞音，《荒野中的哲學家》一書所涉及的以美國為主。原因不難揣測：美國占據了新大陸最為廣大的可居生境；自然主義是美國文化無可忽略的主流，著名的自然主義者和作品最多，影響最廣，嗣作不絕，遠溢歐亞。英國著名自然保護主義者約翰·利斯特-凱就在《林中足跡》后記中特別致意：“我很想認識自然思想家中的開創性三人組，他們是19世紀的超驗主義者：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散文家兼哲學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以及他們的門徒、博物學家、哲學家亨利·戴維·梭羅。”

除“開創性三人組”外，《荒野中的哲學家》一書所考察的感知、主體性、物與物性、哲學活動本身這四個主要部分，還涉及哲學家詹姆士、杜威、卡維爾、內格爾、普特南、麥克道爾，自然寫作者繆爾、巴勒斯、利奧波德，自然主義哲學家伯格比等。后兩類作家作品，如約翰·繆爾的《夏日走過山間》《我們的國家公園》、約翰·巴勒斯的《清新的原野》、阿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以及梭羅聲譽廣傳的《瓦爾登湖》等，普通讀者可能更為熟悉也更為親切。

《荒野中的哲學家》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作者大量自譯原作交互論證“荒野中的哲學家”們所提出的哲學概念和哲學命題。這對很多無力閱讀原作的中國讀者而言，無疑是體諒的饋贈。同時，紛至沓來的引文，也是一個巨大的消化考驗。好在，“不同傳統中的自然主義者可能在描摹同一種底色。這種跨文化的呼應和互補并非偶然”。如孫寧所說，東方對自然的體認方式同樣涉及書中考察的四個主題，“考察的自然主義者都從東方智慧中汲取了豐沛的思想資源”：東方詩人對無人之境的描繪、消泯個體執念與物同一的易道觀、中國畫中人物的隱微于境、自然主義哲學活動如《中庸》所謂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閱讀時，東西觀照，正是消解《荒野中的哲學家》哲思枯澀異質的良方。會心不遠，良悟實多。

譬如談到感知：“在荒野中，智識的有限性被無限地放大，并伴隨著所有的經驗。荒野如此廣袤和深邃，我們無法抗衡它的力量，也無法衡量它的價值。”莊子有類似的感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再如感知的工具——語言：“人的語言來源于世界本身的語言……書寫文字同樣從世界中獲得最初的形態，或者說，是對自然的一種‘擬態’。”這一段，《說文解字序》說得很精彩：“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又如感知的主體：“杜威將完全融入對象的自發性稱為‘專注’……伯格比同樣提到了一種完全投入和主動參與的專注狀態，他稱之為‘沉浸’。”這種“有機體與環境持續交互的過程中展現的生命節奏”，解牛的庖丁展現得何其充分：“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藝術“創作者一方面精妙地掌控自己的主題，另一方面又允許自己被某種更高的力量所捕獲”，不就是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當下鏡像嗎？

更如荒野和親近其中的個體：“愛默生在《命運》中寫道：‘自然不是感傷主義者，它不會縱容或嬌慣我們’。”老子同樣會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阿克塞爾羅德的森林小屋中，“除了透過窗戶的日光和我自己對模式的感知之外，沒有任何時間概念”。千年之前，唐太上隱者已同慨：“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愛默生探討人與自然的“同源性”已為演化生物學證實，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從30多億年前的單細胞生物演化而來。張載會更簡潔地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至于與消費主義如影隨形的破壞環境、枯竭資源、擴張物欲、摧殘豐富，能否如梭羅那樣走入荒野，從而獲得部分療救？“活得堅韌而簡樸，驅散一切非生活的東西……將生活逼入角落，將其簡化至最基本的條件，如果它證明是卑微的，那么就完整真實地體驗其卑微，并向世界公布其卑微；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通過親身經歷去了解它。”這態度不就是《中庸》所主張的君子之行嘛：“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