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美國“后院”的古巴

我們回顧了古巴被納入西班牙殖民體系的經過，以及古巴制糖業的興起。隨著時間進入19世紀中葉，美國在古巴的影響變得越來越突出。美國南方的種植園主，甚至開始鼓吹吞并古巴，把它變成一個新的蓄奴州。不過沒等他們把這項計劃付諸實施，美國自己就在1861年爆發了南北戰爭。戰敗的南方政客，有相當一部分帶著財產和黑奴，逃到了古巴，在那里逍遙法外。直到1868年，西班牙殖民當局才宣布：禁止向古巴輸入新的黑奴。而古巴原有的30多萬黑奴和他們的后代，直到1880年才獲得人身自由：這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偏晚的。

不過，要說美國向古巴輸出的全都是消極影響，那也有點偏頗。畢竟，美國國內也有廢奴主義者，有進步主義者。他們的聲音傳到古巴以后，逐漸吸引了一批追隨者。1868年，古巴東部的一位種植園主塞斯佩德斯揭竿而起，自稱“古巴武裝共和國總統”，把“民族主義”這個關鍵詞帶到了古巴。塞斯佩德斯問自己的同胞：為什么古巴的蔗糖和煙草暢銷全球，普通人卻生計艱難？因為西班牙殖民者把大部分收入用來豢養軍隊和官吏，沒有用在本地人身上。從經濟增長中獲利最多的，也是西班牙人和他們的美國金主。要扭轉這種局面，古巴人得建立自己的國家。一切本地居民，不管他是西班牙人的后代，是黑奴的后代，還是多民族混血兒，只要認同新國家，就可以獲得平等的地位。

塞斯佩德斯后來被尊稱為“古巴民族之父”。他的起義雖然沒有成功，卻和西班牙軍隊纏斗了整整22年，讓殖民者付出了死傷20萬人的代價。更重要的是，塞斯佩德斯第一個提出，用民族主義來整合古巴的不同族群，這啟發了另一位獨立先驅何塞·馬蒂。馬蒂是一位詩人和記者，在海外流亡過20多年，地位類似古巴的孫中山。他不僅撰寫文章，組建政黨，傳播獨立思想，還第一次公開提出：美國式的種族主義、貧富分化和金權政治，并不是其他美洲國家的唯一出路。古巴人應該有自己的現代國家方案，它可以是既獨立，又平等，還充滿正義的。而且，馬蒂還不是光說不練。1895年，他帶著從海外購買的軍火返回祖國，發動了古巴獨立戰爭，自己隨后也在戰斗中壯烈犧牲。馬蒂雖然遇難，獨立戰爭卻沒有停止。由僑民、小商人和黑奴后代組成的3萬多名起義軍，面對五倍于己的西班牙軍隊，發動了靈活的游擊戰，使對手疲于奔命。西班牙總督韋勒在盛怒之下，實施了殘酷的“堅壁清野”行動。他把同情起義軍的農村居民驅趕到城郊，關進簡陋的集中營，再放火燒掉村莊和甘蔗地，讓起義軍無處藏身。從1895年到1898年，有17萬古巴人因為營養不良和疾病死在集中營里，相當于全島人口的1/10。這種暴行雖然暫時遏制了起義軍的勢頭，卻也毀掉了古巴的經濟。而古巴經濟的另一端是美國人，他們是無法容忍亂象持續下去的。

因此，在1898年，美國就以“緬因號”事件為借口，發動了美西戰爭。在古巴，美國不僅出動正規軍和起義軍并肩作戰；未來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還親率騎兵沖鋒陷陣。不過，這種“善意”顯然是有條件的，它的核心是另一個關鍵詞——帝國主義。美國人認為，古巴社會的發展程度太低，沒有“資格”享受獨立和民主。它必須待在美國的勢力范圍內，由美國人手把手“教”它建國。1898年7月美西兩國簽訂和平條約時，古巴代表甚至無權進場。西班牙人是離開了，美國軍隊卻依然駐扎在古巴的領土上，還遣散了對國家獨立功勞最大的本地起義軍。到了1902年，美國為了降低統治成本，宣布允許古巴獲得名義上的獨立。但在那之前，美國先以國內法的形式通過了《普拉特修正案》，規定：自己可以單方面干涉古巴事務，古巴還要把關塔納摩海軍基地租借給美國。1906年，美國就曾援引《普拉特修正案》，出兵占領古巴三年。而古巴共和國的前三任總統，要么曾經僑居美國，要么擁有美國國籍，對美國的要求只會照單全收。更重要的是，美國人還改變了古巴的土地歸屬，這徹底重塑了它的經濟面貌。

要知道，19世紀后期，歐洲已經出現了甜菜制糖業。甜菜不容易受氣候影響，一年可以種植兩季，它在市場份額上逐漸超過了甘蔗。而古巴蔗糖的產量雖然不低，但大部分甘蔗園控制在西班牙中小地主手里，生產成本偏高。現在西班牙人走了，美國乘機重新拍賣古巴農村的土地。有60%的農田落到了美國資本手里，15%屬于西班牙代理人，本地人只拿到25%。在那之后，古巴的制糖產業變得日益機械化和寡頭化。過去的2000多家制糖工廠，現在倒閉了92%，能撐下來的幾乎都是財力雄厚的美資企業。像古巴最大的糖業公司查帕拉，它的創始人是一位美國眾議員，總部設在華爾街，卻在古巴擁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種植園、10000多名員工、300公里鐵路和30多所學校，年產蔗糖超過6萬噸。1913年出任古巴總統的梅諾卡爾，以前就是查帕拉糖業的總經理。在機械化和規模效應加持下，1925年，古巴蔗糖的年產量突破了500萬噸，占全球糖產量的1/5，其中有63%是美資企業生產的。而出口蔗糖的收入，又變成美國商品，賣回了古巴。我們經常聽說這么一句話：“美國把拉丁美洲看成它的‘后院’。”而20世紀上半葉的古巴，就是“后院”這個詞的典型寫照。1914年“一戰”爆發后，美國人前往歐洲度假的航路斷絕。作為替代，他們涌向古巴，直接帶動了古巴旅游業的井噴式增長。到1937年，每年有18萬美國人前往古巴旅游，海明威、愛因斯坦都在其中。哈瓦那街頭的高級酒店、電影院、汽車，數量變得越來越多。古巴的人均汽車保有量，甚至超過了美國自己的一些州。1920年美國政府通過禁酒令之后，許多酒吧、賭場和夜總會的老板，干脆把產業挪到了古巴。電影《教父2》中的紐約黑手黨，就在古巴擁有龐大的產業。據本書作者估算，20世紀20年代，古巴每年會向美國出口3億美元的蔗糖，卻要進口4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從馬桶到汽車，從時裝到家電，無一不是美國貨。所謂“古巴共和國”，根本就是美國的附庸。

如果說古巴在經濟上的“美國化”，好歹還改善了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孵化出了本地中產階級；那它在政治上，就純屬作惡了。你有沒有發現：在一個像古巴這樣產業結構異常單一、財富高度集中的國家，要奪取最高權力并不困難。只要糖業大亨和美國投資人看好，軍隊愿意支持，美國政府也不反對，那長期執政是不成問題的。因此，“二戰”前后的古巴政壇，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怪現象：凡是宣稱要搞改革，要提高最低工資、保護中小企業、少借美國貸款的總統，一定干不完四年任期。反過來，聲名狼藉的巴蒂斯塔將軍，卻因為同時搞定了大企業、軍隊和美國人，先是正常當了一屆總統，接著又在1952年發動軍事政變，成為了獨裁者。在巴蒂斯塔統治下，古巴90%的礦山、80%的公共事業、50%的鐵路和25%的銀行都被美國資本控制。美國黑手黨在古巴開設賭場，可以享受10年免稅待遇。美商國際電報電話公司，為了感謝巴蒂斯塔幫他們上漲話費，甚至給這位總統送了一臺鍍金電話機。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古巴的人均GDP雖然在拉美排名前五，但貧困率超過30%，有2/3的家庭沒有自來水。著名歷史學家施萊辛格不禁感嘆說：“這簡直是在公開邀請革命上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