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仁心照千秋

（來源：團結報）

轉自：團結報

　　□ 呂 晶

　　《烽火長歌醫者志：協和人的抗戰故事》由來自國內外的十位學者共同撰寫，不同學術傳統與史料來源在書中形成了有益的對話，使這部以協和人抗戰經歷為中心的著作在視角與材料上呈現出較強的開放性與綜合性。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宏闊歷史圖景中，醫學群體的行動與貢獻長期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而本書以協和師生為研究對象，系統呈現其在戰時醫療救護、醫學教育與公共衛生實踐中的多重角色，從而為理解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責任選擇提供了新的觀察維度。作為一部兼具醫學史與抗戰史意義的研究成果，該書不僅豐富了相關領域的學術積累，也為重新審視“以專業能力參與民族動員”的歷史路徑提供了重要文本。

　　多元的史料

　　從研究基礎看，本書最為突出的特點在于其扎實而多元的史料建構。編寫者長期從事檔案爬梳與文獻搜集工作，系統利用了北京協和醫學院檔案中心、洛克菲勒檔案館、貴州省檔案館等機構保存的一手資料，并結合私人書信、日記、工作報告、學籍檔案及口述回憶等不同類型文獻，使許多長期沉寂的歷史細節得以重新進入學術視野。書中既通過林可勝、李宗恩等關鍵人物的私人通信，揭示其在戰時抉擇背后的復雜考量，也借助普通師生的回憶材料，呈現戰爭年代醫學教育與醫療實踐的日常狀態。例如，協和校刊《協醫校刊》中關于1931年學生救護隊組建過程的原始記載，使戰前醫學青年參與社會動員的具體方式得以清晰呈現；而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CMB）的經費往來檔案，則從制度與資源層面揭示了大后方醫學教育得以延續的現實條件與結構性限制。

　　立體的歷史圖景

　　在史料運用方式上，作者并未止步于材料的堆砌，而是通過宏觀敘事與微觀書寫的結合，構建出較為立體的歷史圖景。一方面，書中對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組建、戰時血庫的建立等重要事件進行了系統梳理；另一方面，又通過個體命運的展開，使宏大的歷史進程具體化、可感化。例如，聶毓禪護校西遷的艱險經歷、吳英愷放棄海外條件回國參戰的選擇等。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中英文史料的交叉使用，使國內檔案記錄與美國醫藥助華會（ABMAC）報告、外國傳教士觀察日記之間形成相互印證，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論述的可靠性，也拓展了抗戰醫學史研究的國際視野。

　　文學性的敘述

　　在敘事策略上，該書未采用傳統史料匯編式的書寫方式，而是通過較具文學性的敘述，將協和人的戰時經歷置于具體情境之中加以呈現。書中人物并未被簡單塑造成道德化、符號化的“英雄”，而是以其現實處境中的猶豫、抉擇與堅持，展現醫學知識分子在非常時期所承受的多重張力。作為全書的重要線索人物，林可勝從協和生理學研究者轉變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領導者的經歷，被置于具體歷史環境中加以呈現：科研條件的驟然中斷、生活保障的急劇下降，與其對專業使命與國家責任的堅守形成鮮明對照。通過對林可勝在貴陽圖云關時期工作狀態的細致描寫，讀者得以理解戰時醫學制度建設并非抽象理念，而是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中不斷調適與推進的過程。

　　除核心人物外，書中對周美玉、朱章庚以及普通學生群體的書寫，同樣拓展了醫學抗戰史的社會維度。這些來自不同專業與崗位的協和人，通過護理培訓、公共衛生實驗、醫學教育延續等方式參與抗戰，其行動既體現出專業理性的延伸，也反映了個人選擇與時代需求之間的深度嵌合。正是在這些具體而細碎的實踐中，“醫者仁心”得以從倫理命題轉化為歷史行動。

　　醫學精神與愛國情懷

　　從思想層面看，本書的價值還體現在對醫學精神與愛國情懷內在關聯的揭示上。協和自創辦以來所強調的科學精神與專業倫理，在抗戰語境中被重新賦予了國家與民族層面的意義。書中所呈現的協和人，并未將愛國理解為抽象的情感表達，而是通過改進戰地救護技術、延續醫學教育、推動公共衛生防疫以及開展科研工作等方式，使專業能力成為抗戰動員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以專業報國”的實踐路徑，為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戰爭時期的行動邏輯提供了具有解釋力的案例。

　　同時，書中對協和精神延續性的討論，也為理解戰時經驗對戰后醫學發展的影響提供了啟示。抗戰時期形成的公共衛生意識、教育理念與社會責任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此后協和及相關醫學機構的發展方向，使戰時實踐不再只是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而成為制度與理念演進的重要環節。

　　尚待完善之處

　　當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該書仍存在進一步深化與完善的空間。由于作者背景與研究取向各異，分章撰寫在帶來多樣視角的同時，也使部分主題在不同章節中出現交叉重疊，個別事件與案例的分析未能形成明顯的遞進關系，整體敘事的結構張力有待進一步整合。若能在總體框架上強化時間線索或問題意識的統攝，或可使歷史脈絡更為清晰。在理論層面，書中雖多次提及“協和精神”在抗戰中的體現，但對其在戰時情境中的內在轉化機制仍有進一步討論的可能。例如，戰前強調精英醫學教育的理念，與戰時急需普及性醫療救護之間所形成的張力，協和人如何在保持學術標準的同時回應現實需求，這些問題若能得到更系統的分析，將有助于深化對戰時醫學實踐復雜性的理解。此外，對戰時經驗如何影響戰后學科布局與教育模式的長時段考察，也仍有展開空間。在具體呈現層面，淪陷區協和人的生存狀態與行動選擇、部分實踐成果的量化呈現以及基層醫護個體更為深入的生命史書寫，均可作為未來研究進一步補充的方向。這些并非本書的缺陷，而是其所開啟的研究議題所自然延伸出的學術空間。

　　總體而言，《烽火長歌醫者志：協和人的抗戰故事》以扎實的史料基礎、生動的敘事方式和清晰的問題意識，成功地將協和人的抗戰實踐置于中國抗戰史與醫學史的交匯點上加以考察。它不僅豐富了我們對抗戰時期醫學群體歷史角色的認識，也為理解專業知識如何在民族危機中轉化為社會行動提供了重要啟示。重讀這段烽火歲月中的醫學實踐史，不僅有助于深化學術研究，也為反思專業倫理與公共責任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持續的思想資源。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