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業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至今的芯片技術發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代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業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五角大樓的抵消戰略

沒有人比五角大樓這一舊秩序的基石更能從羅伯特·諾伊斯和戈登·摩爾的革命中受益。1977年，當抵達華盛頓時，威廉·佩里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在糖果店里的孩子”。對于佩里這樣的硅谷企業家來說，他認為擔任負責研究和工程部門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沒有人比五角大樓有更大的預算來購買技術。在華盛頓，幾乎沒有人對微處理器和強大的存儲芯片如何改變美國國防部所依賴的所有武器和系統有如此清晰的認識。

諾伊斯和摩爾無視政府，通過銷售大眾市場計算器和大型計算機芯片而發財，但佩里與五角大樓關系密切。身為賓夕法尼亞州一名面包師的兒子，佩里作為一名硅谷科學家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他在喜萬年電子防御實驗室工作。這個實驗室的另一個部門雇用了剛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張忠謀。佩里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喜萬年工作時，負責設計監控蘇聯導彈發射的高度機密電子設備。1962年秋天，佩里是被緊急召集到華盛頓檢查U-2偵察機所拍新照片的十名專家之一，這些照片展示的是蘇聯在古巴的導彈。佩里很早就被視為美國最頂尖的軍事專家之一。

佩里在喜萬年的工作使他迅速進入美國國防機構，但他仍然住在山景城。對于一個被創業公司包圍的工程師來說，老派的喜萬年開始顯得官僚和呆板。喜萬年的技術很快就過時了。在硅谷芯片制造商大量生產出集成電路之后，喜萬年的消費品和軍用產品都還在依賴于真空管。佩里非常熟悉他周圍固態電子技術的進步。他和諾伊斯在同一個帕洛阿爾托牧歌合唱團演唱。因此，1963年，佩里意識到正在進行的革命，便獨自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為軍方設計監控設備。為了獲得他所需要的處理能力，佩里從他的歌唱搭檔英特爾首席執行官那里購買芯片。

在陽光明媚的硅谷，“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佩里后來回憶道。1977年，他到達五角大樓。從當時五角大樓的角度來看，世界看起來更加黑暗：美國剛剛輸掉了越南戰爭。更糟糕的是，像安德魯·馬歇爾（Andrew Marshall）這樣的五角大樓分析家警告說，蘇聯幾乎完全侵蝕了美國的軍事優勢。馬歇爾出生于底特律，身材矮小，禿頭，鷹鉤鼻，透過眼鏡神秘地注視著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一家機床廠工作，后來成為20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力的政府官員之一。 馬歇爾于1973年受雇成立五角大樓網絡評估辦公室，負責預測戰爭的未來。

馬歇爾得出了嚴峻的結論：在東南亞經歷了十年毫無意義的戰爭之后，美國已經失去了軍事優勢。他一心想奪回失去的軍事優勢。雖然華盛頓對“人造衛星”和古巴導彈危機感到震驚，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才建立了足夠多的洲際彈道導彈儲備，以保證能依靠足夠的原子武器在美國核打擊中幸存下來，從而用自己毀滅性的原子彈齊射進行報復。更令人擔憂的是，當時蘇聯軍隊擁有更多的坦克和飛機，這些裝備已經部署在歐洲潛在的戰場上。美國在國內面臨削減軍費的壓力，根本跟不上蘇聯的步伐。

像馬歇爾這樣的戰略家知道，打敗蘇聯數量優勢的唯一途徑是生產質量更好的武器。但如何做到呢？早在1972年，馬歇爾就提出美國需要利用其在計算機領域的“實質和持久的領先優勢”。 他寫道：“一個好的策略是發展這種領先優勢，并利用這種優勢轉變戰爭概念。”他設想了導彈的“快速信息搜集”“復雜的指揮和控制”“終端制導”，以及能夠以近乎完美的精確度打擊目標的彈藥。馬歇爾打賭，如果戰爭的未來成為一場精確性競賽，那么蘇聯將落后。

佩里意識到，由于計算能力的小型化，馬歇爾對戰爭未來的愿景很快就能實現。他非常熟悉硅谷的半導體創新，曾在自己公司的設備中使用過英特爾的芯片。越南戰爭中使用的許多武器系統仍然依賴真空管，但最新的手持計算器中的芯片提供的計算能力已遠遠超過老式的“麻雀Ⅲ型”導彈。佩里擔保，如果把這些芯片放在導彈上，美國的軍隊就會超越蘇聯。

他認為，制導導彈不僅會“抵消”蘇聯的數量優勢，還會迫使蘇聯采取代價高昂的反導彈行動作為回應。佩里計算，莫斯科需要五到十年的時間以及300億到500億美元來防御五角大樓計劃部署的3000枚美國巡航導彈。 如果所有導彈都射向蘇聯，那么蘇聯也只能摧毀其中一半。

這正是馬歇爾一直在尋找的技術類型。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佩里、馬歇爾與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國防部合作，推動五角大樓大力投資新技術：使用集成電路而非真空管的新一代導彈。前者可以將位置坐標發送給任何地點的地球衛星。最重要的是，新計劃將啟動下一代芯片，以確保美國保持其技術優勢。

在佩里的領導下，五角大樓向利用美國微電子優勢的新武器系統投入了大量資金。像“寶石路”炸彈這樣的精確武器項目得到了推廣，從巡航導彈到火箭彈等各類型的制導彈藥也得到了推廣。隨著微型計算能力的應用，傳感器和通信也開始向前飛躍。例如，探測敵方潛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難題，需要開發精密的傳感器，并通過更復雜的算法搜集信息。美國軍方的聲學專家擔保，如果有足夠的處理能力，軍方就有可能從很遠的地方分辨出鯨魚和潛艇。

制導武器變得更加復雜。像“戰斧”導彈這樣的新制導系統依賴于比“寶石路”炸彈更復雜的制導系統，其使用雷達高度計掃描地面，并將其與預裝在導彈計算機中的地形圖進行匹配。 這樣，導彈如果偏離航線，就可以重新定向。這種類型的制導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理論化了，但只有在強大的芯片足夠小到可以裝進巡航導彈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

單個制導彈藥是一項強大的創新，如果能夠共享信息，它們的影響力就會更大。佩里委托五角大樓的DARPA（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執行一項特別計劃，看看所有這些新的傳感器、制導武器和通信設備都集成在一起會發生什么。該計劃被稱為“突擊破壞者”，設想了一種空中雷達，可以識別敵方目標并向地面處理中心提供位置信息，該中心可以將雷達細節與其他傳感器的信息融合。陸基導彈將與空中雷達通信，雷達引導它們朝著目標飛行。在最后一次下降時，導彈釋放小型彈藥，小型彈藥可單獨打擊各自的目標。

隨著計算能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配給各個系統，制導武器正在讓位于自動化戰爭的愿景。正如佩里在1981年告訴一位采訪者的那樣，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美國正在“將芯片密度提高十到一百倍”，并承諾將在計算能力方面實現類似的增長。“我們將能夠把電腦放在芯片上”，并在各個層面上部署“智能”武器。 而十年前的一臺電腦有整個房間那么大。

佩里的愿景和硅谷所做的事情一樣激進。五角大樓真的能實施高科技計劃嗎？1981年，當佩里卸任時，卡特總統任期結束，記者和國會議員都在抨擊佩里對精確打擊的賭注。1983年，一位專欄作家問道：“巡航導彈是神奇武器還是‘笨彈’？”另一位認為佩里的先進技術是“花架子”，指出這種號稱“智能”的武器類似基于真空管的“麻雀”導彈一樣，故障頻發，殺傷率低下。

對于許多批評者來說，佩里的愿景所要求的計算能力似乎是科幻小說。他們認為，坦克和飛機的進步很慢，導彈技術的進步也會很慢，摩爾定律預測的指數級增長很難出現，也很難理解。但佩里并不是唯一一個預測提高“十到一百倍”的人。英特爾向客戶承諾了同樣的事情。佩里抱怨說，他的國會批評者是憎恨先進技術的“路德分子”，他們根本不明白芯片的變化有多快。

即使在佩里卸任后，美國國防部仍繼續向先進芯片及其所支持的軍事系統投入資金。馬歇爾繼續在五角大樓工作，已經夢想著這些新一代芯片將使新系統成為可能。半導體工程師能否實現佩里所承諾的進步？摩爾定律預測他們可以實現，但這只是一個預測，并不能保證。

此外，與集成電路最初發明時不同，芯片行業已經不再那么專注于軍事生產。像英特爾這樣的公司瞄準的是電腦和消費品，而不是導彈。只有消費市場才能為摩爾定律所要求的大規模研發項目提供資金。

20世紀60年代早期，人們可以宣稱五角大樓創造了硅谷。在此后的十年里，形勢發生了變化。雖然美國軍隊在越南戰爭中失利，但芯片行業贏得了隨后的“和平”——將新加坡、日本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通過迅速擴大的投資和供應鏈，與美國更緊密地綁定在一起。整個世界與美國的創新基礎設施聯系更加緊密，甚至像蘇聯這樣的對手也花時間復制美國的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與此同時，芯片行業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武器系統，這些系統正在重塑美國軍隊未來作戰的方式。美國的力量正在被重塑。如今，美國整個國家都依賴硅谷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