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布萊恩·科伯格在2022年的案發現場留下了脫氧核糖核酸，但這名害死了四名愛達荷大學學生的兇手，其數字足跡卻極度匱乏。如今，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首次公開講述了這種“證據缺失”如何成為破案的關鍵。

負責追蹤愛達荷州大規模謀殺案兇手布萊恩·科伯格數字足跡的聯邦調查局特工首次透露，兇手蓄意抹除其網絡生活痕跡的舉動，在證明其有罪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杰夫·坦佐拉是聯邦調查局費城分局的監督特工。他本周向媒體解釋了2023年科伯格的手機和筆記本電腦被送到他辦公桌上時的情況。

他發現這些設備中缺失了大量數據，包括短信、谷歌搜索記錄、緩沖日志、隱私儀表板信息、電池統計數據以及使用記錄。

而這些數據的消失絕非偶然。“很多時候，當你拿到一部手機或一臺電腦時，大量證據會直接躍入眼簾，”坦佐拉在周三由媒體主持的Cellebrite C2C用戶峰會的小組討論上表示。

“但這個案子并非如此。情況恰恰相反。”2022年11月13日，四名愛達荷大學學生在校外合租屋內被發現遭刺死。一個月后，科伯格被捕，并最終于2025年7月認罪。種種跡象表明，科伯格在案發當晚試圖制造一場“數字靜默”。

法醫專家此前報告稱，追溯至2022年6月，這是他設備僅有的四次完全無活動記錄的時期之一。兇手的計劃最終弄巧成拙。

坦佐拉與他邀請協助的兩名法醫專家——Cellebrite的高級數字取證專家海瑟·巴恩哈特以及該公司全球參與主管賈里德·巴恩哈特——共同發現了這一規律。

在案發前的幾個月里，科伯格原本可追蹤的生活軌跡中出現了一系列空白。隨后的深入調查揭示了兇手未能完全掩蓋的一些蛛絲馬跡。

其數字足跡中的一個空白期正是在案發當晚。“他并不是僅僅失去了信號或手機沒電了，”賈里德·巴恩哈特解釋道。“這是實實在在的按鍵操作，是蓄意關機，然后在兩個小時后重新開機。而在這期間，有四個人被害了。”

專家們指出，這些數字證據是證明謀殺經過蓄謀的關鍵。同時，這些證據也支撐了在死者旁發現的刀鞘上的脫氧核糖核酸證據，從而將科伯格與案發現場緊密聯系起來。

物證與數字證據相結合，構建了一條堅實的證據鏈，幫助檢察官拼湊出準備在庭審中展示的完整案情。這場原定于2025年8月在愛達荷州博伊西舉行的審判卻永遠不會發生了。

2025年7月，科伯格承認謀殺了21歲的凱莉·貢卡爾維斯、21歲的麥迪遜·莫根、20歲的夏娜·克諾德爾和20歲的伊桑·查平。

他被判處終身監禁，從而免于死刑。至今，他從未解釋過自己的殺人動機“為什么這里什么都沒有？”坦佐拉是聯邦調查局的高級數字取證審查員，也是費城地區計算機取證實驗室的主任。最初，他被調入此案并非為了進行數字取證，而是參與戰術行動。

2022年12月30日，科伯格在賓夕法尼亞州波科諾斯地區的父母家中被發現并逮捕，該地點正好位于坦佐拉的行動轄區內。

“所以諷刺的是，我一開始并沒有接到通知。要知道，在案發大約48天后，我們才得以出動并實施逮捕，”坦佐拉解釋道。“因此，這中間已經流逝了大量時間。”幾個月后，坦佐拉受命檢查科伯格的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上的證據。

但當他開始梳理這些設備時，引起他注意的并非他發現了什么，而是他沒有發現什么。尋找線索的壓力卻異常巨大。“作為一名高級數字取證審查員，我卻沒有找到我需要找的東西，”坦佐拉說。

“你總會覺得能在那部手機或他的電腦上找到一些殘存的痕跡。但那里真的什么都沒有。屏幕上沒有任何有價值的信息。”“每個人都在看著你。你是數字取證專家。手機在你手里。你正在檢查它。為什么那里什么都沒有？”坦佐拉補充道。

于是，坦佐拉向實驗室里的其他聯邦調查局調查員尋求幫助，但依然無濟于事。“我們還是什么都沒找到。所以，這始終是一個交叉驗證的過程，只是為了確保你沒有遺漏任何東西。”

坦佐拉表示，下一步就是聯系Cellebrite。這是一家數字取證公司，專門為執法部門、政府和企業提供用于解鎖、提取和分析數據的專業軟件。

“我們就是這樣取得進展的。這也正是我想要強調的合作關系，”坦佐拉指著本周在Cellebrite會議舞臺上的兩名法醫專家海瑟·巴恩哈特和賈里德·巴恩哈特說道。

在本周舉行的Cellebrite年會上，來自30多個國家的900多名數字取證和調查專業人士齊聚華盛頓特區。他們探討了廣泛的刑事案件和調查主題。Cellebrite還在其數字正義獎中為20名獲獎者頒發了獎項。在會議最后一晚的小組討論中，坦佐拉和巴恩哈特夫婦向座無虛席的聽眾講述了愛達荷大學謀殺案的情況。

他們特別提到，從科伯格的設備中提取任何形式的證據，是他們處理過的最獨特、最艱難的案件。當被問及是否曾處理過類似案件時，坦佐拉回答說：“對我來說，簡短的回答是沒有。從來沒有。”

最初的一個挑戰在于時間跨度。從愛達荷州莫斯科市發生謀殺案，到48天后科伯格在橫跨美國另一端的賓夕法尼亞州切斯特納特希爾鎮的父母家中被捕，這段時間的流逝既是幸運，也是阻礙。

專家們了解到，2022年12月28日，當莫斯科市警方發布警報尋找一輛白色現代伊蘭特轎車時，科伯格開始在網上選購新車。

海瑟·巴恩哈特指出，科伯格在這48天里的數字足跡成為了他的一個致命失誤。因為如果將他的這些搜索記錄展示給陪審團，將完全無法支撐他最初聲稱自己無罪的說法。

他們表示，所有這些都勾勒出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展現了他的病態癡迷與周密計劃。周三，坦佐拉表示，這就像是一束手電筒的光，直指科伯格在案發期間試圖制造的“數字靜默”。

“如果你在時間軸上觀察，會發現那是正常的活動軌跡。但隨后在某個特定時間段內，也就是謀殺案前后的那段時間，絕對沒有任何活動記錄，之后活動又恢復了，”他說。

2022年11月13日凌晨2點54分，布萊恩·科伯格的手機陷入了沉寂。手機并沒有沒電，也不是偶然關機——它是被精準地切斷了聯系。

無線網絡和蜂窩數據被禁用。位置跟蹤未開啟。沒有任何后臺活動。這場蓄意的“靜默”，恰好發生在檢察官所指控的四名愛達荷大學學生在校外合租屋內被殘忍謀殺的時間窗口內。

兩小時后，即凌晨4點48分，手機重新開機。直到幾個月后，調查人員才完全明白這段活動空白期意味著什么。

即便是界定科伯格的“正常”行為，也讓人感到不安。“當你提到正常活動時……他其實并不正常，”海瑟說。

“他只有大約16個聯系人。”她補充說，這些聯系人中還包括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客服和維修等常用號碼。“所以他沒有朋友。他不和別人聊天，”海瑟補充道。

“他會和父母進行長達一小時的通話。因此，到底什么是‘正常’，這也讓人感覺很怪異。”12月29日，即他被捕的前一天，科伯格開始近乎偏執地給父母打電話和發短信，就像他在案發當天早上所做的那樣。

調查人員表示，如果他母親不接電話，他就會打給他父親。同一天，科伯格搜索了“偏執狂”、“精神變態者”和“竊聽”等詞匯。

“這顯然給他帶來了沉重的心理負擔，”海瑟指出。讓事情變得更加復雜的是科伯格的背景。作為華盛頓州立大學犯罪學專業的博士生，科伯格長期沉浸在犯罪研究中。

但據數字取證團隊稱，他的興趣越過了界限，從學術研究演變成了病態的癡迷。“他不僅僅是在谷歌上搜索這些案件，”海瑟說。

為了準確查明在案發當晚那兩個小時的窗口期內到底發生了什么，Cellebrite團隊重建了數字環境并研究了通話記錄。

“僅僅關機是不夠的，”海瑟說。“你必須禁用無線網絡，禁用蜂窩網絡，然后再關機。而這正是他所做的。”

他們發現，在案發前后的幾天里，科伯格禁用了其設備上的無線網絡訪問，并通過NordVPN路由他的網絡流量，這是一種旨在匿名化在線活動的工具。

賈里德指出，雖然這種行為本身并不違法，但卻極不尋常。“他在準備和清理工作上非常細致，這讓我們的工作變得異常艱難，”賈里德說。“這是一個極力試圖不被發現的人。”這使得區分犯罪意圖和學術好奇心變得更加困難。

“所以他的手機里確實有一些可以說是居心叵測的內容，但同時也很容易被解釋為他博士課程的研究資料，”坦佐拉解釋道。

“你在隱藏什么？”隨著團隊繼續調查，科伯格設備上進行過深度數字清理的跡象逐漸顯現。團隊表示，雖然數字證據并沒有帶來某個決定性的“頓悟”時刻，但它勾勒出了一幅充滿邪惡意圖和大量周密計劃的畫面。

“我認為是那些微小的細節匯聚在了一起。他的硬盤里明顯缺失了大量內容。對我來說，這很奇怪，”海瑟說。“有太多事情讓我產生懷疑，但我認為最關鍵的還是那些清理行為。你到底在隱藏什么？”

在之前接受媒體采訪時，巴恩哈特夫婦解釋了這種空白規律，結合深入調查發現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圖像和搜索記錄，如何共同指向了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

“這絕對不是一個一時沖動的人，”海瑟說。“這是一個有預謀的人。他不是偶然闖入這棟房子并犯下這起令人發指的罪行的。這是蓄意的。”

“雖然沒有找到決定性的‘確鑿證據’，”賈里德·巴恩哈特補充道。“但我們發現，這些數字證據講述了一個關于精心準備的故事。”

盡管法醫團隊付出了詳盡的努力，但他們心中仍留有許多疑問，而這些疑問正是他們極度渴望能為悲痛的受害者家屬解答的。

Cellebrite的專家和坦佐拉原本都定于在2025年8月科伯格的庭審中作證。這名30歲的兇手在2025年6月30日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認罪協議，從而免于死刑，并被判處連續四次終身監禁，外加因入室盜竊被判處的額外10年刑期。

對坦佐拉來說，這一刻可謂喜憂參半。“我認為，歸根結底，我們希望看到嫌疑人因其罪行受到應有的懲罰，”他說。

“我確信他就是兇手，”坦佐拉補充道。“但你永遠無法預料陪審團會做出怎樣的裁決。”坦佐拉指出，盡管在兇手設備上挖掘更多線索、為庭審提供堅實證據帶來了巨大壓力，但出庭作證的壓力同樣如影隨形。

“當你坐在證人席上接受質詢時，壓力是巨大的。你知道，因為你絕不想成為那個在臺上說錯話、導致案件走向錯誤方向的人，”他在周三的會議上說道。

“盡管我堅信我們掌握了充分的證據。”對坦佐拉而言，最大的收獲并不在于手機上到底有什么或沒有什么。而在于與同事以及Cellebrite團隊的辛勤工作和緊密合作。

“我們希望確保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審查每一個細節，并確保我們清楚答案究竟是什么，”他說。“因此，我認為我們利用手中掌握的證據，呈現了最完美的案件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