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調房子”往事 | 沈嘉祿

今潮8弄。新華社

陽光明媚、微風吹拂的一天，我與妻子去虹口區今潮8弄轉轉。我們在海派文化中心看個展覽，在外擺位喝杯咖啡，然后沿四川北路向北緩行，在橫浜橋看了一會兒春水，興之所至便鉆進了一個寂靜的弄堂。

眼前的石庫門和窗口挑出的衣服是那么自然、親切，碰到慈眉善目的大叔大媽就聊上幾句。一位大叔對我說：“弄堂里只剩下我們這些老人了，兒女在外面買房或租房，大年夜在飯店里吃頓團圓飯。第三代更不高興來看一眼老房子，說這里有陳舊味道。”

這里里里外外收拾得相當干凈了，但那股氣味還是鬼鬼祟祟地起伏在下水道、公用廚房、正在發酵的雜物堆間……若說這是時間的味道，就太矯情了。

出來后，我瞥了一眼馬路對面的弄堂，它的輪廓和色彩一下子激活了我休眠已久的記憶，一個衣著時尚的中年婦女推著自行車出來，仿佛走進了我的故事。我喃喃自語：“我們差點就在對面弄堂住下了……”

妻子不解，我便和她講起往事：以前我走進這條弄堂是為了“調房子”，有意向和我調房子、接待我看他家房子的老先生說，四川北路上有許多這樣的廣式石庫門，沒有廂房，天井很小，曬臺也被占用了，居民只好把衣服晾在弄堂里，好比五顏六色的萬國旗。“八一三”以后，東洋人一批批住進來，改了房子結構，推門換成移門，前后樓打通開酒館、茶寮及東洋戲院。抗戰勝利后，東洋人回老家，中國人又回來了。老先生住在那里40多年了，除了一個亭子間，還有一個后廂房在隔壁弄堂里，與我家住房條件基本對等。我事先征得父母的同意，想用自家一大一小同樓層的兩間房子換成面積相當的兩間，拿其中一間做我的婚房。這是我的如意算盤，調房多次碰壁后，才知道這比芝麻掉進針眼還難。

俯瞰張園。本報資料照片

時值福利分房下半場，僧多粥少，論資排輩遙遙無期。我家人均住房面積超過3平方米，不算特困戶，單位的分房小組把我的申請壓在了最下面；私房允許交易，但賣方開出的價鈿對工薪階層而言好比泰山壓頂。我也曾天真地收集過幾處信息，比如長樂路一處底樓私房，14平方米，1.5萬元；蒙自路一處私房，15平方米，1.2萬元；建國西路一幢獨立洋房，大小六間，16萬元……眼睛一閉，美麗的想象滿腦子飛，但是存折里可憐巴巴的數字，讓我只能知難而退了。于是上海人想出“調房子”的辦法。就說我家附近，周末晴好時，大家在太倉路或馬當路的人行道上聚眾成群，開始僅是交換口頭信息，后來有聰明人在兩棵行道樹中間系一根繩子，將寫有房屋信息的白紙掛上去。大地微微吹暖氣，紙張發出歡快的聲響，大家走過路過都來領領行情。

老盧灣一位姓黃的房管所干部樂于助人，將自己收集來的房屋信息分門別類編成幾本小冊子，擺在地攤上供人翻閱。二調一、一調二，盧灣調虹口、黃浦調徐匯，朝南朝北大有講究……有人情愿放棄有煤衛的新里，換成沿街門面房，籌備開店做生意。數年后，我在報紙上看到黃師傅被評上勞模的消息，不禁拍案叫好。我從他那里摘抄信息，也將自己的信息交給他備案，然后通過傳呼電話與別的房主約定看房時間。雖然我小時候跟著弄堂大哥去人民廣場調換過紀念章，工作后又去淮海路調換過外國名著，但調房子事情太重大了，不確定性也太多了，所以闖入陌生人的居住空間，既拘束又害怕。我為自己設計的開場白是：“黃師傅叫我與你聯系……”

第一次看房在望亭路，潮水般的麻將聲將我引到二樓亭子間，四個女人穿著寬松的睡衣在大筑方城，房東朝我瞄了一眼，并無起身迎客的姿態，大窘之下的我不由得結結巴巴。三言兩語，雙方條件“碰不攏”，我只能告辭。

上海老弄堂。海沙爾 攝

我也聽說過某人有“噱頭”，通過一調、二調、三調，變戲法似的將一個亭子間調成了通廂房。但我性格內向，交際能力不強，沒頭蒼蠅似的轉了大半年還是無結果。有一次在山海關路看房，是那種老式的石庫門房子，二樓有長長的走馬廊可走通左右廂房。我先看前客堂，七八個男女青年已將有限空間擠得水泄不通，四扇落地窗統統打開，熱烈的陽光照花了我的雙眼，一場南腔北調的詩歌朗誦會正在嬉笑間進行。一個小青年將我引到走廊里洽談，還帶我去看了隔壁一幢樓里的亭子間。回想起來，那天關于房子的交談只有三言兩語，談得更多的倒是文學，后來我們成了朋友。還有一次去復興東路看房，房東的兒子是某大學的校刊編輯，在看房路上他指著一條不起眼的虹橋弄說：小刀會與清軍在這里打過一仗，我覺得應該在這里立塊石碑。我當時已對上海歷史產生了興趣，這位青年教師無意中的這句話，提醒我注意散落在城市縫隙中的歷史印記。

還有一次，看房看出了“奇遇”。住在寧海西路的胖阿姨得知我來意后，走到門外吹了一聲口哨，兩個穿著紗裙的姑娘飛一般來到我面前。她們膚色黝黑，明亮的眸子、堅挺的鼻梁以及無拘無束的笑容，與本埠女同胞顯然不同。交流后得知，姐妹倆原來是印度僑民，她們的祖父在20世紀20年代來到上海。她們的上海話說得很正，一個在賓館當服務員，一個在昆山歌舞廳駐場，如果她們明年順利回歸故鄉，房子就由她們的舅媽、這位胖阿姨一個人住。這次調房，最終也沒有成功。

最后一次看房是在打浦橋。一個星期前對方先來我家看房，對方心有所動，回看時我媽媽與我一起去。那位主婦精明干練，說話條理分明，表情也很豐富。她家也是兩間房，相隔距離有三站路，媳婦前不久生下一對雙胞胎，認為我家同一樓面的兩間房方便彼此照應。經過多項指標比對，她家條件稍優于我，她要求我們支付1000元補貼。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首先是拿不出這筆錢，其次是觀念跟不上，以為房子是國家財產，如果將金錢當作籌碼，我不確定是否可行。

我和媽媽沮喪地回家了。等公交車時，我在車站旁邊的書報亭看到剛剛出版的《青年作家》。成都出版的這本雜志與南京的《青春》、北京的《青年文學》、上海的《萌芽》一起被譽為文學界“四小天鵝”，許多青年作家都是在這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我取下《青年文學》一翻，哇，一股熱血涌上腦門，我的小說處女作正好發表在這一期。我當即買了一本向媽媽分享喜悅，媽媽感受到了我的快樂后堅定地說：“剛才那位做娘的考慮問題很周到，她想到的其實也是我想過的。我們不要再東奔西忙地調房子了，現在這樣也蠻好。我去說服你爸爸，我們住小間，你們結婚住大間，你每天晚上寫稿子太辛苦，我們一起過還可以相互照顧。”公交車在我們面前停下，媽媽用力推了我一把。

老弄堂里的煙火氣。海沙爾 攝

40年過去了，當年我踏訪過的房子大都不復存在，原址上建起商場、豪華樓盤、高架橋以及公共綠地，連我老家也并入了新天地的版圖，那兩個美麗的印度姑娘估計也成了大媽，大概已經離開了上海。如果有機會重訪出生地，她們又會作何感想呢？

調房是上海城市記憶的一個小插曲，有些密語也只有我們這一代人聽得懂。作為親歷者的我，遭遇過尷尬、窘困以及誤解，但總體而言開闊了眼界，增加了人生閱歷，對市民社會的世相百態有了更具體的感受，這對我后來從事新聞工作也是有幫助的。最后，我接受妻子的建議，將這段往事寫下來給下一代再下一代看，讓他們知道：深諳交易規則的上海人曾經做過這樣的“資產重組”。

原標題：《老上海“調房子”往事 | 沈嘉祿》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本文作者：沈嘉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