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古女皇與飛鳥時代的治國天平

作者：蔣豐

公元592年12月8日（推古天皇元年十一月五日），當三十八歲的額田部皇女在飛鳥凈御原宮即位，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正式的女天皇時，朝堂之上恐怕鮮有人能預見，這位以敏達天皇皇后身份歷經政變血腥的婦人，將在未來三十六年間，以驚人的政治智慧為列島開啟一個全新的時代。她的統治不僅見證圣德太子攝政的輝煌，更在男權森嚴的古代社會，以女性之身執掌起調和豪族、引進文明、奠定國基的歷史天平。

其實，推古女皇的即位本身便是一部政治妥協的史詩。《日本書紀》卷廿一《崇峻天皇紀》詳細記載了前奏：崇峻天皇五年（592年）十月四日，天皇因不滿權臣蘇我馬子專權，怒言“何時能除朕所嫌之人”，結果是反遭馬子遣東漢直駒刺殺。朝廷頃刻陷入真空，“群臣相議，共立額田部皇女為天皇”。

選擇額田部皇女應該多重平衡的結果：她是欽明天皇的女兒，兼具天皇后裔正統性；曾為敏達天皇皇后，具有母儀天下的聲望；其母蘇我堅鹽媛出身權傾朝野的蘇我氏，能夠安撫馬子勢力。而她本人經歷過用明天皇時期物部氏與蘇我氏的血腥廝殺（史稱“丁未之亂”），深諳政治險惡。日本學者坂本太郎在其關于飛鳥時代的研究《飛鳥時代的政治與宗教》（吉川弘文館，1972版）中指出，推古天皇的即位并非單純的權力操控結果，而是在弒君危機之后，各方勢力妥協與平衡的產物。

推古天皇即位后，迅速確立權力格局。《日本書紀》記載，她立廄戶皇子為皇太子，并令其攝政，“以萬機悉委焉”，將政務大權交由其處理。此舉一方面延續了蘇我氏在朝中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引入皇室新一代力量，使政權在合作與分配中維持相對穩定的運行結構。

當時廄戶皇子年僅十九歲，卻已以早慧著稱。后世文獻《上宮圣德法王帝說》中甚至稱其“生而能言，有圣智”，雖帶有明顯神圣化色彩，但亦反映出其在政治舞臺上的特殊地位。推古天皇在這一節點選擇委以重任，既避免權力過度集中于蘇我馬子一人之手，也為此后制度與思想層面的改革預留了空間。

推古女皇與圣德太子的關系常被簡化為“垂拱而治”，實則復雜精妙。推古十一年（603年），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階，但頒布詔書的仍是天皇：“十二月戊辰朔壬申，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并十二階。”冠位制打破氏姓門閥，用人唯才，但推古女皇的背書至關重要。

推古十二年（604年）《十七條憲法》頒布，更是推古女皇與圣德太子二者理念的結晶。憲法首條“以和為貴”，既融匯中國儒家典籍《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佛教慈悲思想，也暗合推古女皇調和豪族的執政哲學。值得注意的是，憲法雖以太子名義撰成，但全文以“承詔必謹”（第三條）、“群卿百寮，以禮為本”（第四條）強調朝廷秩序，正契合推古女皇穩定政局的訴求。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憲法十七條》古寫本（室町時代抄）旁注稱：“此憲乃太子奉天皇敕所制”，點明最高權威所在。

外交舞臺上，推古女皇更顯主導。推古十五年（607年），她遣小野妹子使隋，《隋書·倭國傳》里記載這份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引發隋煬帝不悅。其后，小野妹子再使，國書調整為“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兩次國書措辭變化，反映推古政權對等外交的嘗試與務實調整。日本學者森公章在《倭國與東亞》（吉川弘文館，1998版）中分析：“‘天子’到‘天皇’的稱謂變化，實為推古朝有意識構建獨立君主號的關鍵一步。”

佛教政策尤見推古女皇的平衡智慧。她本人篤信佛教，推古四年（596年）即敕建飛鳥寺（法興寺），任命圣德太子與蘇我馬子督造，據《元興寺緣起》記載，當時“天皇及太子、大臣，各發誓愿，競造佛寺”，反映出推古朝佛教迅速發展的局面。然而，在推進佛教的同時，朝廷亦在界定其與國家權力的邊界。

《日本書紀》記載，推古三十二年（624年）發生僧尼違法案件，朝中一度出現主張依佛教戒律處理的意見。對此，推古天皇明確表示，“今僧尼猶犯法，何以師教為？宜依律斷”，強調即便是僧尼，一旦觸犯法律，也必須依國家法裁斷。這一處理方式表明，在佛教迅速傳播的過程中，國家并未放任宗教形成獨立權威，而是始終將其納入王權秩序之中。

這種政教平衡思想也體現在圣德太子撰寫的《三經義疏》（即《法華經義疏》、《維摩經義疏》、《勝鬘經義疏》）中。其中顯示經疏融合儒佛，強調“忠孝”為修行之本，實為佛教本土化的政治指導。推古朝廷借此將佛教轉化為鞏固統治的文化工具，而非單純信仰。

推古朝的制度建設遠超佛教范疇。推古二十八年（620年），太子與馬子“共議之，錄天皇記及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記”，首次系統編纂國史。雖然原稿后毀于蘇我入鹿之宅火，但為《日本書紀》的編纂奠定基礎。同時期推行的“郡領制”初見端倪，熊本縣江田船山古墳出土大刀銘文（國寶）有“治天下蝮宮大兄王”（推古朝宮廷別稱）字樣，反映中央對地方控制的強化。

經濟上，推古朝持續推行戶籍整理。《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收錄推古朝殘簡中有“戶數”、“田籍”記錄，雖不完備，卻是后來“班田收授法”的雛形。推古年間，先有“新羅貢駱駝”，其后有“百濟貢佛舍利”，可見對外交流帶來實際物資流通。

推古女皇的統治始終籠罩在性別政治的微妙中。《日本書紀》編撰者顯然刻意淡化其女性特質，通篇未提其容貌性情，僅以“天皇”稱之。但其他史料泄露端倪：《扶桑略記》推古朝條引古傳說她“聰慧有器量”；《上宮圣德法王帝說》更記圣德太子臨終前向推古女皇奏稱“女帝亦善治國”，暗示當時對女性執政的爭議。

推古女皇的居所變化耐人尋味。在飛鳥豐浦宮即位，后遷小墾田宮，晚年再遷回飛鳥岡本宮。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提出的《飛鳥宮遺址發掘調查報告》指出，這些宮室規模均小于男性天皇宮殿，但布局嚴謹，行政功能區齊備，體現務實風格。推古三十六年（628年）三月七日，七十五歲的女帝崩于岡本宮，遺詔“勿厚葬，悉用舊儀”。葬禮簡樸，陵墓（磯長山田陵，大阪府南河內郡）規模亦也于前后天皇。

推古朝實際上完成了日本國家形態從“豪族聯盟”向“中央王權”的過渡。推古女皇猶如飛鳥時代精密的秤桿，一端懸著蘇我氏的權欲，一端掛著皇室復興的理想，她以女性特有的審慎與韌性，持穩了那根名為“國家”的準星。當后世在日本奈良仰望法隆寺斑駁的斗拱時，或許會想起，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建筑，并非木石之寺，而是一位女皇在歷史天平上構筑的治國之道。（2026年4月20日寫于中國云南昆明亞朵酒店8320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