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高三。

每天凌晨五點半起床，夜里十二點以后才睡。冬天的早晨特別清冷，鬧鐘響的時候被窩外面像另一個時空，伸出手去關鬧鐘那幾秒鐘，整個胳膊都是冰的。我總是能賴一分鐘就賴一分鐘，直到母親在廚房弄出動靜來，才不得不爬起來。

那年剛入冬的時候，我用攢下來的零花錢，給母親買了一套家居服。純棉的，摸上去柔軟服帖。我拿回家給她的時候，她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嘴上說“花這冤枉錢干啥”，當天晚上就穿上了，在鏡子前抻了抻衣角，說：“還挺合身，這料子真軟和。”

從那以后，那套家居服她就沒怎么脫下來過。在家穿著，下樓扔垃圾穿著，有時候我放學回來早了，隔著窗戶看見她在陽臺上收衣服，身上還是那件純棉家居服。

有天夜里，我起來上廁所，經過客廳的時候，看見沙發上坐著一個人。

是母親。她穿著那套家居服，半靠在沙發上，身上蓋著一張小毯子，眼睛閉著，呼吸很輕。我以為她睡著了，輕手輕腳走過去，想把毯子往上拉一拉。走近了才發現，她手里攥著一只遙控器，電視開著，聲音調到了低檔，畫面一閃一閃的，照著她的臉忽明忽暗。

她沒睡。我一靠近，她就睜開了眼睛。

“怎么起來了？”她聲音有點啞，“是不是餓了？”

“你怎么在這兒睡？”我問，“床上多舒服。”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說：“睡不著，看會兒電視。”

我沒多想，上了廁所就回屋了。

第二天早上五點半，鬧鐘響。我咬著牙從被窩里鉆出來，裹著棉襖推開房門，客廳的燈已經亮了，廚房里有油煙機的聲音，粥的香味從門縫里飄出來。母親站在灶臺前，穿著那套家居服，頭發隨便扎在腦后，正往鍋里打雞蛋。

“快去洗臉，粥好了。”

那天之后，我發現一個規律：不管我幾點起床，母親總已經在了。冬天天亮得晚，五點多鐘外面還是漆黑一片，客廳的燈就像這個家的一顆心臟，永遠比我早一步跳動起來。

我以為她一直是這樣早起的。

直到有 天，我因為發燒半夜醒來，吃了藥睡不著，便想去客廳倒杯水。推開臥室門的時候，我看見客廳的燈還亮著。

母親坐在沙發上，穿著那套家居服，腿上攤著一本翻舊了的菜譜。電視開著，依然是幾乎聽不見的音量。她低頭在本子上寫著什么，我走過去一看，是在排第二天的菜單——早餐吃什么，我中午帶的飯盒里裝什么，晚餐做什么。

她聽見動靜抬起頭，看見是我，立刻站起來用手背貼了貼我的額頭：“還燒嗎？怎么出來了？”

“你怎么還不睡？”我問。

“等會兒就睡。”她說著去給我倒水，把杯子遞到我手里的時候，又去翻柜子找退燒藥。

我端著水杯站在客廳里，忽然注意到茶幾上放著一個鬧鐘。鬧鐘的指針指向凌晨四點。我又看了看她身上那套家居服，領口已經被她穿得有點泄了，袖口的縫線處磨出了細微的毛邊。可我給她買的時候，那衣服是嶄新的，布面平整，顏色勻凈，連一道褶子都沒有。

那天晚上我在屋里復習，中途出來倒水，路過母親臥室門口，門半開著。她背對著門坐在床邊，正把那件家居服從身上脫下來。臺燈的光打在她背上，她穿著一件很舊的秋衣，肩膀那塊有個補丁。

她把家居服疊好，放在枕頭邊，伸手摸了摸那棉布的紋理，動作很輕，像是在摸什么容易碎的東西。然后她關了燈，躺下了。

那件家居服就擱在枕邊，她側過身，臉朝著它。

我端著水杯站在門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不是醒得早。她是根本沒睡過一個整覺。

每天晚上，她把我安頓好之后，就在客廳里坐著，織會兒毛線，看會兒無聲的電視，翻翻菜譜，算著我早上起床的時間。等到凌晨四五點鐘，她起身去廚房，熬粥，炒菜，燒水，把我當天的飯盒裝好，然后才來敲我的房門。而那件我買給她的新家居服，從頭一次起就被她當成了戰袍，穿著它度過每一個熬夜的凌晨，穿著它在廚房里忙前忙后，穿著它坐在無聲的電視前面，用自己一個又一個完整的夜晚，一寸一寸地換來了我每一個能被鬧鐘叫醒的早晨。

那件家居服后來穿得更舊了。純棉的布料越洗越軟，領口越泄越大，袖口的線頭冒了出來。母親用剪刀把線頭剪掉，繼續穿。

我說再給她買一件新的。

她說不用，這件穿著舒服，都穿出感情了。

高三那年冬天特別冷，可我每天早上推開房門，看見廚房里亮著的燈，鍋里冒出的白氣，還有她身上那件已經不再嶄新的淺灰色家居服，就覺得這個冬天也沒那么難熬。

那頓早餐的味道我早就忘了。但那個畫面——凌晨五點半的廚房，亮著的燈，鍋里的白氣，還有她身上那件被我穿舊了的家居服——像一張底片，永遠烙在我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