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長江通商后的首例中外交涉（上）

文 / 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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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于2026年4月18日《九江日報·長江周刊》，總第1063期，以下為原文。

全文較長，故分上下兩篇連續刊出。

第一次租界沖突

——長江通商后的首例中外交涉

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二日（1861年5月21日）和四月二十六日（6月4日），江西巡撫毓科、在京主持政務的恭親王奕?，先后向仍在承德避暑山莊“北狩”的咸豐皇帝呈遞奏折，詳述此前發生在九江的一起中外沖突的經過及其處理情形。

恭親王奕?的奏折中，另附有兩份外交照會。這些照會與奏折本身一道，構成了一組相對完整的檔案文本：既有英方自九江呈報的事發經過，也有在京英國使臣的正式交涉文件；同時，還保留了總理衙門對英方的復照，以及江西方面的調查報告和善后處理情形。

九江民眾抗英案，是一樁直達“天庭”的案件。就現存官方檔案而言，它也是長江通商之后，最早進入清廷正式處置程序的中外沖突事件。風波本身并不算大，但其處理過程，后人讀來，卻頗有值得玩味與嘆息之處。

總理衙門錄九江英人租地案卷

租界，一個地產項目

在解讀這兩份奏折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事件發生的背景。

1861年3月25日，中英雙方在九江簽署《九江租地約》，標志著九江進入近代史上的開埠通商階段。若從當代史觀出發，這也意味著九江自此被納入半殖民地半封建體系之中。

簽約結束后，英方簽約官員巴夏禮等人隨即乘船離開九江，返回上海。英國駐九江領事官許士及少數隨從，則在英國水兵的保護下留駐當地，著手推進租界的具體事務。

許士，1869年 來源：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

許士（Patrick Joseph Hughes，1834—1903年），英國外交官，19世紀中后期長期在華任職。他隨巴夏禮參加長江通商行動，出任首任英國駐九江領事。1880年3月，調任英國駐上海總領事。Hughes一名，今多譯作“休斯”，而在中方早期檔案中多譯為“許士”，英方所取中文姓則為“胡”，因此在江西與北京的官方文件中，其姓名譯法并不一致。本文統一稱為“許士”。

為確保外交人員安全，同時維持通信、補給并對地方形成必要的威懾，英方在各開埠口岸通常都留下兩艘艦艇：一艘炮艇，一艘運輸艦，長期停泊于江面。潯陽江上，自九江開埠之日起，便始終有外國軍艦游弋其間。直到1927年租界收回之前，九江就是個在外國炮艦監視下的城市，，從未真正中斷。

許士等人初至九江時，所見的仍是一座尚未從湘軍屠城中恢復過來的城市。城廓殘破，居民寥落，百廢待興。租界建設自然也只能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他們先租用本地民房作為臨時領事館，繼而開始推進租界建設的第一步：劃界。

從某種意義上說，租界的設立，與其說是外交行為，不如說更像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地產開發項目。租界既非軍事基地，也非單純的外交使館，其核心目的，是為前來中國經商的洋行與傳教機構，提供一塊享有治外法權的活動空間。在這一區域內，外國人可以依據本國法律行事，而領事館與駐軍的存在，是為這一商業秩序提供制度與武力保障。租界，正是19世紀歐美重商主義在中國落地的一種具體形態。

然而，租界畢竟建立在中國的土地之上。早期租界普遍禁止中國人居住、經商，這意味著，在租界建設之前，必須先清空原有居民，拆除既有房屋與商鋪，修筑道路，再將土地分割出售或出租給外國公司、教會等機構。

1861年2月至3月間，鎮江、漢口、九江相繼開埠。三地新到任的領事官們，幾乎同時面臨一個現實而棘手的問題：如何在條約所允許的范圍內，獲得一塊“干凈”的地段？以九江為例，英租界范圍內原有三百余戶居民，同時還涉及田地、商鋪及稅卡等既有利益關系。英方不可能直接以武力驅逐——畢竟，他們是來通商，而不是公開劫掠。于是，拆遷事宜只能在地方官府的配合下推進。《九江租地約》中，也因此專門設立了條款，對征地與補償方式作出規定。

但凡熟悉中國近代城鎮發展史的人都清楚，在多重利益交織之下，在一塊商業價值迅速顯現、且預期必然升值的江岸地段，要拆遷三百余戶居民，幾乎不可能風平浪靜。

事實也正如此。九江開埠不過兩三天后，圍繞租界拆遷的糾紛便已浮出水面，并迅速演變為長江通商之后最早的一起涉外沖突事件。

沖突，從劃界開始

江西巡撫毓科就此事所上的奏折，題為《江西巡撫毓科奏英在潯拆房設碼頭民眾心懷不甘打入領事館現查辦情形片》。奏折中并未明確記載第一次沖突發生的具體日期，只是籠統地交代，英國領事官許士在九江城外設立領事館，辦理通商事務，而當時九江城內局勢混雜。上游黃州、下游安慶皆為太平軍所據，大批湘軍兵士往來其間，驟然見到衣著、言行皆異于常人的洋人，便生挑釁、侮辱之舉。

據毓科奏折稱，在許士會同德化縣官員“履勘地基、釘立界石之際”，有游兵散勇在旁喧嘩滋擾，甚至向許士及隨行英國水兵投擲石塊。周邊民眾因英方購地拆屋之事心懷不滿，也在現場聚集哄鬧，局面一度失控。

恭親王奕?呈遞給咸豐皇帝的奏折中，則附有英方提供的《九江領事官胡呈》。該報告所記更為具體。許士稱，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61年3月28日）中午前后，有本地衙役在領事官住所門前被民眾以石塊擊傷。許士隨即派兵，將一名為首滋事者拘捕，交由九江官府處理。

從英方的敘述來看，沖突的直接起因，與江西方面的說法并無二致：皆緣于“豎石定界”，遭遇“不法匪徒聚眾滋事”，投擲石塊，致使中英官員只能中途退回。

兩相對照可知，圍繞釘立界石的首次沖突，最遲發生在3月28日，而中英雙方正式簽署《九江租地約》不過是3月25日。也就是說，條約簽訂尚不足三日，九江租界的劃界工作便已引發正面沖突。九江民眾不僅在現場圍堵哄鬧，甚至追至領事官住處，用石塊砸傷了中方辦事人員。

兩日之后，即3月30日，九江鎮臺（總兵）調派士兵三百名，護送許士等人再次前往現場丈量土地、豎碑定界。此次在重兵護衛之下，民眾不敢再行阻攔。

然而局勢并未就此平息。數日之后的4月6日、7日，兩天之內，又有湘軍兵士前往英領事館滋擾生事。至4月12日，許士擬與中國官員清點需拆遷房屋時，領事館再次遭到圍攻。

江西方面的報告稱，有游勇前往英領事館窺探，遭守門人阻攔后，“擊碎大門，闖入臥室，旋即一哄而散”。許士在其報告中則稱，領事館大門被撬壞，但英國水兵當時正在館內“排隊”，來犯者見狀退去。

雙方在具體細節上的表述略有差異，卻在時間節點上基本吻合。江西巡撫強調的是：房門被毀，但無人受傷，未發生搶掠，也無人被捕；而英國領事官則著力說明：僅有大門受損，中國人并未闖入領事館，水兵的存在維護了英方的體面與秩序。

需要說明的是，許士初到九江后所租用的，乃是西門外的民房，并非官署衙門。彼時民居多為木門，本就不甚堅固。這或許是為何，雙方有“受損”與“擊碎”的不同表述。

余波，一起外交事件

6月4日，駐京首任英國公使卜魯斯（Sir Frederick William Wright-Bruce，1814—1867年）就英國駐九江府領事官遭滋擾一事，正式向清朝總理衙門發出外交照會，提出抗議，并將原本發生在地方層面的沖突，上升為一樁需要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的外交事件。與此同時，卜魯斯還派遣使館參贊威妥瑪前往總理衙門，當面交涉。

威妥瑪像，1877年 來源：《The Far East》（英國遠東月刊）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年）是19世紀英國最重要的對華外交官與漢學家之一，曾在中國生活四十余年，后任英國駐華公使、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他與翟理斯共同創制的威妥瑪拼音，對近代西方理解和書寫漢語影響深遠。威妥瑪是《天津條約》的首席英方談判代表，1858年底曾以中文秘書身份隨額爾金伯爵首訪九江。在其拼音體系中，九江被記作“Kiu-Kiang”。

英方在照會中明確強調，九江英國領事館內設有水兵守衛，驅逐無故闖入者，“實屬理所應行”；而領事官當時未命士兵開槍，以免誤傷百姓，更屬“心地仁慈之舉。但照會同時也不加掩飾地指出，若今后類似事件再度發生，英方恐怕將不得不以武力確保安全。

基于此，英方要求江西省各級文武官員，切實承擔起保護九江英國領事館人員與財產安全的責任，否則后果“惟其是問”。此外，照會還要求中方對九江民眾加以宣諭，強調中英兩國人民應當團結友愛。整份照會語氣強硬，幾乎沒有給中方留下回旋余地。

總理衙門，1878年 來源：《1889-1891年北京海關》

接到英方抗議后，總理衙門于次日即向英方回復，稱已責成地方官員迅速查明情形。若系匪徒滋事，必將從嚴懲辦，絕不寬恕；但若是在協助英方辦理租地過程中，因民眾情緒激動而導致地方官受傷，則應由九江地方官妥為安撫民情。

這一回復頗具分寸，也頗具技巧。整份照會只反復強調中方官員亦有受傷，卻對沖擊領事館本身只字未提，可謂典型的外交辭令。

然而，外交照會只是對外的說法。6月12日，恭親王奕?向咸豐皇帝呈遞奏折，題為《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奕?等奏與英使辦理英商在九江租地界定典房與民沖突一案來往照會情形片》。在這份對內奏折中，對事件的解釋則更為具體：地方傳聞稱英方欲將租地范圍內某民房房主逐出，且不給補償，因而激起民變。

奕?在奏折中表示，一方面需回復并安撫英方，以免激化外交糾紛；另一方面亦須督促江西巡撫妥善處置地方事務，“固不可有失民心，亦不可致啟釁端”。這句看似中庸的判斷，恰恰點出了九江事件在清廷眼中的真實位置——既不是單純的民亂，也不只是外交糾紛，而是兩者疊加之后的一道難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