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終總結

兩年中，我沉浸于宋史研究中，幾乎每天都與宋朝的人物相擁相伴，自然而然地卷入了他們的生活當中。現在總算按計劃梳理完了兩宋從興起到滅亡的全過程，研究可以告一段落。恍惚間，仿佛大宋朝終人散，只余我一人獨對空蕩蕩的朝堂，一時間，不知該說些什么！

在單位工作，每到年底，都要做年終總結，不管有成績沒成績，都得總結點什么，以向領導和同事匯報。如今，面對空蕩蕩的宋代朝堂，想起那些已然散去的宋代人物，感覺好像他們把我留下，就是為他們做總結似的。

對，朝散了、人亡了，總結不能不做，不管你稱職與否，不管你做得好與壞，既然跟他們“走”過一遭，就得留在這里替他們做總結、面向未來的總結。

一、該怎樣去總結歷史

當初介入宋代歷史，是因為它與現實所具有的那種強烈的關聯性。宋代的很多事情，很多人物，幾乎就是現代的人物和事情，這種相似性極易激起人的共鳴，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有共鳴，近日坊間流行的網絡小說《李逵日記》不也是借宋代的人物寫今日之現實嗎？或者說，以今日之現實寫宋代之人物，亦無不可。之所以能如此，實在是因為宋代的人物已經表演了一遍現代的故事。

人們總是從現實出發去理解歷史，而且，也只有能激發起現代人共鳴的歷史才能促使人們去研究。宋代歷史（當然，也包括一切能抓住我們的古代歷史）之所以能抓住我們，是因為那個時代很多人物的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就活脫脫地出現在我們身邊，甚至就是我們自己的思維方式。歷史之所以能成為一面鏡子，是因為你從中看到了自己；若你從歷史中看不到自己，那么歷史就不是一面鏡子，這種歷史也就沒人看了。

很多急急忙忙往前趕的現代人，沒有時間看歷史這面鏡子，他們以為自己是二十一世紀的人了，觀念比宋代人要進步多了。其實，這是種無端的僭妄，只要認真地看一看歷史這面鏡子，就會發現，千百年來，人們的觀念其實沒有什么大的變化，你今天所想的和千百年前那些人所想的實際上差不多：你現在賭骰子，宋代人也賭骰子；你現在跑官買官，宋代人也跑官買官，等等。總之，現在有的，過去可能沒有；過去有的，現在幾乎都有。

既然如此，那么總結歷史就是總結現在，就是找出那些從古到今一直存在著的東西，正是這些東西，決定了一個王朝的命運，而且可能影響未來的命運。

具體到宋代歷史，當我們為它做朝終總結時，所關注的是那些伴隨這個王朝始終的現象，而不是每個人的獨特個性。如此，我們才能找出導致這個王朝表現出獨特面貌與獨特命運的原始基因，進而分析其對當代及未來的影響。

當然，我們必須甄別形式上的東西與實質的東西；必須學會區分什么是面具，什么是靈魂。我們的靈魂來自歷史，面具來自現實；我們對歷史理解的深度取決于對現實理解的深度。因為長期戴著面具表演的現實生活，已使我們忘記了自己的靈魂，所以，面對歷史這面鏡子里呈現出的靈魂反而感到陌生，難以理解。只有你深刻地理解了現實中的一切面具，才能摘下這些面具，面對鏡子里真實的自己。

二、宋朝歷史的基本特點和主要經驗教訓

縱觀北宋和南宋的全部歷史，它呈現出如下兩個特點：

1、始終比較弱小、沒有完成中國的統一，始終處于與周邊民族國家的戰爭中。而且，北宋真宗朝之后，一直是靠交納“歲幣”維持和平局面的，最終被新崛起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所滅亡。

2、經濟和文化比較發達。盡管始終處于戰爭中，兩宋的經濟生活比較繁榮，出現了汴梁（今開封）、臨安（今杭州）這類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按現在一些學者的統計，兩宋的經濟總量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財政收入比唐朝還多。文化上更是名人輩出，唐宋散文八大家中有五位是宋代人，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出自宋代，歷史學上還誕生了僅次于《史記》的偉大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等等。

針對這兩個特點，現代學者對于宋史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認為有宋一代積弱積貧，是個萎靡不振的王朝；另一種評價則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繁榮的王朝之一，特別是它的經濟與文化的繁榮很值得肯定（詳情參見本刊2010年第三期《問宋》一文）。

我是同意前一種評價的。

我覺得宋朝的確是中國言論最自由的一個朝代，幾乎什么話都可以說；宋朝也的確是經濟比較繁榮的一個朝代，戰亂頻仍，歌舞管弦不廢，勾欄瓦肆總是紅火。宋代文化繁榮得與其疆域不成正比，詩歌、散文、史學、哲學、藝術都有巨匠出現，在如今人們耳熟能詳的文化名人中，如果按數量統計，宋代一定是最多的，不僅比此前的漢、唐要多，也比此后的明、清要多。

然而，另一方面，有宋一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最萎靡不振的朝代，北宋王朝坐擁上百萬軍隊，卻被剛崛起的金國，用了不到二十萬軍隊，不到兩年就給滅了，其中，正規的能稱得上是戰役的其實只有太原戰役一場。南宋王朝雖然和蒙古人相持了四十余年，但最終也被滅掉了。而且，縱觀南北宋的戰爭史，宋人沒有打過一場一次性付出過五萬人以上傷亡代價的大仗，就被滅亡了。這在中國歷史上絕對是個異類，只有南唐、南陳這些衰朽不堪的偏安小王朝方可與之相比。這樣一個朝代，絕對稱不上是偉大的、值得推崇懷念的朝代。

如果讓我來概括兩宋歷史的特點，那就是兩個字：混亂，尤其是思想上的混亂。整個有宋一代，除去開國的太祖、太宗朝外，這個國家始終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思想、沒有統一的治國戰略和外交戰略、沒有貫徹始終的政治行為，從上到下，一切都是混亂的。首先，作為一國之君的皇帝思想是混亂的，從來沒有準主意，對外是打是和，如何打、如何和，從來沒個主見。作為臣子的官員們，確實各抒己見，享受了在傳統中國社會難得一見的言論自由，但什么意見都有，而且常常是只按自己的想法辦事，誰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不一致，就編造罪名加以攻擊，不僅不聽自己上級的話，就是對皇帝的話也敢陽奉陰違，甚至明目張膽地拒不執行。有宋一代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沒有受到過同僚的攻訐、沒有享受到被貶竄的待遇；當然，也沒有一個官員沒有夸大其辭地攻擊過別人。讀那時大臣們的奏折，常常會看到“請殺某某以謝天下”的極端主義指控，又常常會看到這兩個言論上已勢如仇敵的人物又在一起從容品茶吟詩。至于老百姓們，本來就是隨風的草，哪頭風勁朝哪頭倒。本國的君臣爭論不已，讓百姓們無所適從，周邊又強國迭起，老百姓的選擇只好是今日附遼、明日依金、后日降元，始終也沒有形成對任何一個國家、一種國家理念的長期持久的忠誠。

總之，這是一個最混亂的朝代，也是一個最自由的朝代。

讀宋史，我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對一個國家而言，最嚴重的問題不是階級壓迫、不是專制集權、甚至也不是官員隊伍的貪污腐敗，而且是思想上的混亂，是由于沒有正確的是非觀和價值觀造成的思想混亂！正是這種思想混亂，造就了有宋一代的萎靡不振，以至于最后葬送了這個朝代。

北宋、南宋，從本質上講，都亡于思想混亂！

三、宋朝思想混亂的原因與后果

1、宋朝思想混亂的原因

整個宋朝思想混亂的根本原因出在皇帝身上。本刊在2010年第三期中已經考證過，在北宋和南宋皇室家族共13代18位皇帝中，可確診為精神病患者的有5位之多，（分別是北宋的真宗、英宗、哲宗，南宋的光宗、度宗），北宋的兩位末帝徽宗、欽宗按現代心理學的標準衡量，也存在著明顯的心理障礙癥狀。另外，南宋高宗沒有生育能力，北宋仁宗、南宋寧宗雖然生過兒子，但均早夭，這些人先天的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也較差，缺少明確的政治方向和堅定的政治意志。在北宋（公元960—1127年）162年的歷史中，9位皇帝中只有太祖、太宗、仁宗、神宗皇帝是思維正常的皇帝，他們的統治時間共為95年，而宋仁宗雖然還算個思維正常的人，但缺少正確的價值觀與堅定的政治意志，導致朝廷之中黨爭頻生，有宋一代的思想混亂就是從他開始的，他當政了40年之久，這期間，北宋的政治生態發生了嚴重失誤，所以，減去這四十年，北宋真正正常統治的時間只有55年。在南宋王朝（公元1127—1278年）歷時151年的九個皇帝中，除去宋恭帝以后的三個小孩子和兩個精神病的皇帝外，正常的成年人皇帝只有4位，這四位皇帝中，除了宋理宗還有較為穩定的政策外，其它三位：高宗、孝宗、寧宗都不是那種意志堅定的人。宋高宗殺了岳飛，寧肯向金國的使節下跪，也不愿再將反金戰爭進行下去，而且主動放棄了皇位。他的繼位者孝宗雖然初一上臺時，曾經叫囂過北伐，但張浚北伐失敗后，便偃旗息鼓，而且也主動交出了皇位，足見也是意志不堅定之人。宋寧宗更是過份，他同意了韓侘胄的“開禧北伐”，但在北伐遇挫之后，竟然縱容史彌遠等槌殺了韓侘胄，將這位將軍的腦袋割下送給金國，以求茍安，足見其思想之混亂和缺少原則性。這三位皇帝的當政總時間為92年，再加上那幾位小皇帝和兩位患精神病的皇帝當政的19年時間，南宋151年的歷史中，有111年的政治生活是不正常的。總的來看，在北、南宋（960年——1278年）共318年的歷史中，只有95年算是正常的皇帝當政，只占其全部歷史的29%。71%左右的時間，要么是弱主臨朝，要么是病夫當政。在精神病皇帝當政時，朝政實際上是由那些思維還算正常的皇后和皇太后控制，有宋一代的皇后們，都還比較善良，沒有禍亂朝政的不良記錄，但也缺少政治家所必須有的殺伐決斷的能力，從來沒出現過呂后、武則天那樣的強勢人物。所以，一言以蔽之，整個宋朝歷史有70%左右的時間，是由這樣的弱主當政的。這些皇帝（或皇后）智力水平一般，本人對國事沒有深刻獨到的見解，于是，便廣泛地征求臣民們的意見。有宋一代，特別是在危機時期，總有皇帝多次下詔罪己，并征求官民上書言事，提出解決國事的辦法（這便是宋代“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因），可是，面對五花八門的不同意見，他們又分不出個對錯來，往往選擇那些表面看起來正確、實際上執行下去會發生錯誤的意見來決策；偶爾選擇了從道理上看是正確的建議，但一旦在實施過程中遭遇挫折，馬上就又變卦，放棄了這種決策。宋代皇帝的這種特點明代的學者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比如王夫之就評價宋仁宗任內，幾乎沒有一項政策是持久穩定的，朝令夕改，讓下級無所適從。明代史學家薛應旂評價宋代的用人政策：剛發現一個優秀的人才，馬上就有讒言進來，而皇帝就很可能根據這種讒言把這個人給貶了。薛應旂感嘆說：這簡直就是上天在限制宋代的壽命（宋之不竟，若天有以限之者）。

皇帝沒有明確的定見，就造成了全社會價值觀和是非觀上的混亂，官民人等本來就形形色色，出于不同的天性與立場，有不同的要求和觀點，什么樣的價值觀都有，什么樣的是非觀也都有，指望著人民自發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是非觀是不可能的。這時，必須由最高統治者來做出判斷：什么是正確的是非觀和價值觀，并以國家強制力量，一以貫之地維持這些觀念，這樣，全社會才有一個正確的（至少是確定的）思想準則，官民人等才有共同的行為準則和行為后果。由于皇帝本身做不出這種持久恒定的判斷，天下人不知道該按哪種原則去做事，只能自行其事，形不成統一的凝聚力，這幾乎是宋朝一切對外戰爭中失敗的共同原因。

2、思想混亂的后果

宋朝皇帝思想混亂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后果也是十分嚴重的，嚴重得到了他們逢打必敗、直至滅亡的程度。

首先，由于皇帝沒有主意，官員們又眾說紛紜，最后形成了一種潛在的“思維原則”，就是凡事都要求十全十美。這是最可怕的，只有能看到其不足的政策才是正確的、可行的政策，因為所謂不足，就是做成一件事情的代價，沒有不付出代價的成功；只有明確地看到這種代價，并評估自己確實有能力承受時，這項政策才能成功地實施下去。可宋朝的情況是，任何一項決策如果被發現不足、受到攻擊時，皇帝馬上就會退縮，改而放棄，久而久之，事實上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定勢：面對來勢洶洶的侵略者，不能不打，但是不能打敗仗，而且打仗還不能死人。只要死人，無論戰場態勢如何，就不能再打下去了，而且還要懲罰那些在前線指揮作戰的人。比如宋仁宗時期對西夏的三場戰爭，宋軍只是損失了些人員，傷亡了兩三萬人，但總體的戰場態勢并沒有轉入劣勢，這個仗還可以打下去。可宋仁宗受不了，每次他都撤換前線指揮官，而且不準再次主動向西夏發起進攻、擴大戰爭規模。再比如，收復燕京、端平入洛兩次外交戰略和軍事決策，原則上沒有錯誤，只是因為軍隊戰斗力弱，指揮官在協調配合上的不足而出現了失敗，便飽受反對者的詬病，不僅此后的皇帝再不敢提主動進攻的事，而且其錯誤理念還一直延續了幾百年，直至今日，仍有人按照這派人的意見將宋朝滅亡的原因歸結為聯金滅遼和聯蒙滅金的外交戰略上（詳情參見本期顧宏義先生的相關文章）。按照宋朝人的思維方式，他們是絕對打不出其敵人所打出的勝仗的。以忽必烈萬里“斡腹”大理一役為例，是役，蒙軍人員損失高達80%，按宋朝人的邏輯，這是典型的敗仗，不能再打了（在整個宋代戰爭史上，除去局部戰役，在大規模戰爭中，宋軍傷亡率如果達到百分之二、三十，這個仗就打不下了）。可蒙哥沒有懲罰忽必烈，而且還褒獎他，讓他繼續帶兵打仗。忽必烈在攻打鄂州戰役時，也沒取得成功，但他并不停止作戰，反而準備了幾年后，重新選擇主攻方向，發起襄陽戰役，襄陽戰役雖然打贏了，但對忽必烈而言，也只是慘勝，幾乎耗盡國力，但是他并沒有因此停下戰爭的腳步，接受宋人的求和要求，而是稍做喘息，便接著調集資源，派大軍南下，窮追猛打，直到徹底滅亡南宋。只有肯付出犧牲代價的軍隊才可能是勝利的軍隊，蒙古人之所以能在一個時期之內所向無敵，就是因為他們堅持了敢于犧牲、敢于勝利的正確思維原則，他們深知，戰爭的本質不在于傷亡多少，而在于摧毀敵人的作戰意志，只要摧毀了敵人的作戰意志，付出再大的傷亡代價也是勝利。與之相比，宋朝的那些糊涂君臣總在幻想著不付出犧牲的勝利，這怎么能打勝仗！

其次，在人才方面，由于沒有正確穩定的用人標準；或者說，也在堅持那種求全責備的完美的用人標準，其結果反而是“劣幣驅逐良幣”，朝廷里的好人越來越少，且還做不成好事；壞人卻越來越多，且往往能做成壞事。因為好人有原則、講道德、做事守規矩，上面不讓做的事就不做，一旦受到別人的誣蔑和攻擊，往往是上章自劾，或者以辭職表明清白，甚至自殺以明心跡，也不會去無中生有地捏造罪名誣陷別人。而壞人沒有原則，也不要臉，凡事或人只要擋了他的利益或讓他覺得有機會可以踐踏別人，他們馬上就不遺余力地攻擊別人，不在乎有沒有事實根據，也不在乎會引起什么后果，就敢去做，久而久之，朝堂上的壞人就越來越多了。

我所說的壞人還不是韓侘胄、賈似道這些被《宋史》定為“奸臣”的“壞人”，這些人的情況復雜，我們前面已有文章說明，至少按我的標準，他們還是恪盡職守、負責任的人，算不上壞人。真正的壞人是像南宋末期宰相陳宜中這類的人，陳宜中本來是太學生出身，好發表一些極端主義的“正確議論”，賈似道丁家洲之敗后，他上書要求“殺似道以謝天下”，此后，在輔佐南宋流亡政府的兩位小皇帝時，他也總是提出一些比較激進的看似勇敢正確的軍事主張，但最后，卻借著去占城國（今越南）為流亡政府聯系退路，本人躲在那里不回來了。這是最壞的一種人，他們最愛求全責備，提出種種讓別人做不到的政治要求，而一旦事情輪到自己頭上，則放棄原則、逃避責任。我說這種人最壞，是因為他們隱蔽性最強、破壞力最大、數量最多。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唱高調的人往往得到交口稱贊，好當官，所以數量多，而他們提出的高調主張是連自己也實現不了的，所以導致實際上做不成任何事情，最終敗壞朝政。而且，這些數量巨大的人，如果不是讓他們本人親自去實施自己提出的高調政策，你還發現不了他們的不負責任，可任何一項政策的實施者總是少數，站在旁邊說風涼話的是多數，你發現不了這些說風涼話的人是對是錯，倒是那些干活兒的人的對錯一目了然。所以說，這種人是最可怕的。

第三，由于壞人越來越多，好人越來越少，宋朝官場的政治生態越來越惡化，最嚴重的表現就是官員之間平時無原則地互相攻擊，戰時不負責地互相拆臺，其后果是導致戰爭失敗和官員叛逃。觀察宋代歷次戰爭失敗的原因，就會發現，戰場上的直接原因都是前線軍官不聽從主帥指揮，互相不配合，甚至，在復雜的官場生態下叛逃敵軍。如對金作戰由張浚指揮的“降興北伐”就是由于前線將領李顯忠和邵淵不和而失敗。由韓侘胄發起的“開禧北伐”也是因為兩淮前線的軍隊內訌和四川主帥吳羲的叛變投敵而失敗，在攻打宿州時，三路宋軍為了爭功竟然互相殘殺，城下后到的部隊居然向先攀上城墻的宋軍敢死隊背后放箭，本來都打算投降的守城金將嚇得不敢投降了，因為眼看著那些本是一家人的宋軍尚互相殘殺，自己降過去，一定沒好結果，逐決意堅守，這一堅持，還真就把宋軍給打敗了。這樣的事情還發生在襄陽之戰，宋朝不是沒有援軍，而是派往前線的援軍見死不救，將領之間互不配合，最終導致失敗。

有些研究者將宋軍的這種互相拆臺歸結為宋代“守內虛外、兵將分離”的軍事制度，筆者以為言不及義，下文將有詳細解釋，此處所要強調的是，內斗不已、內耗無窮的根本原因在于皇帝缺少主見、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生態的嚴重惡化所致。如果皇帝有所主見，正確地懲罰一切不聽指揮的軍官，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可皇上沒有主見，那些軍官又確各有各的道理，結果就只能是如此混亂了。

第四，政治生態的惡化，使得宋朝喪失了實施正確戰略的能力。聯金滅遼、聯蒙滅金，都是好戰略，可是一實施就出錯。有宋一代讀書人增多，言論又自由，所以，不是沒有好的戰略提案，但卻因整個國家的軍政系統已然敗壞，根本就沒有實施的能力。比如在襄陽保衛戰期間，賈似道也知道派兵援助，但是，派到前面的軍隊越多，情況就越糟糕，因為互不配合，甚至互相拆臺的情況就越嚴重。有些研究者將前線軍隊將領互不配合的原因歸結為賈似道背后為某些軍官撐腰，這顯然沒有道理，賈似道作為最高統帥，支持某些將領當然是應該的，所以，問題不在于賈似道會給某些將領撐腰，而在于某些將領不聽賈似道的話，這些將領也另有人撐腰。實際上，賈似道本人始終處于各種政敵的攻擊當中，有些將軍借這些攻擊對賈似道的命令陽奉陰為。宋朝官場政治生態的惡化自真宗朝起就開始了，如果說賈似道有錯，也只是錯在沒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惡劣的狀況。

第五，由于缺少正確的價值觀和是非觀，最終導致宋朝政治體系的崩潰，突出的一個例子是對待那些投降敵人的叛徒的態度。在宋仁宗時，中原士人張元叛逃西夏，做了西夏國的軍師、宰相，策動西夏進攻宋朝，有人建議將張元的父母、妻子殺死，以為懲戒。宋仁宗一度聽從了這個建議，把人抓起來了，但又有人建議：不能殺張元的家屬，一殺他就會更加鐵了心地幫西夏，而且顯得朝廷不夠仁德。宋仁宗一想也對，就把張元的家屬給放了，想以此來感化張元，期盼他能回頭是岸。這種作法顯然是糊涂的，結果也根本沒有感化得了張元。殺掉張元的家屬，對張元投降這個事實已經沒有什么改變了，但是可以表明朝廷對叛徒的立場，警告那些立場動搖的人不再投降，鼓舞那些忠誠抗敵的人繼續戰斗，宋仁宗的作法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如果說仁宗時由于面臨的西夏還不夠強大，所以宋朝能免于滅亡的話，那么在南宋末期，這種價值觀的混亂就產生了毀滅性的后果。襄陽之戰，呂文煥投降元軍之后，有人建議朝廷將呂氏集團的舊將盡行免職或問罪，但謝太后擔心這樣會激起兵變，而且為了拉攏呂氏集團的舊將，不僅沒有將他們盡行解職，反而讓他們繼續留任各地防衛長官的位置上，以謝太后的想法，是以此來感化呂氏部將，以期獲得他們的忠誠。而且還有另外一個更可笑的作法，托人去通過已投降元朝的呂文煥，請他在蒙古人面前為南宋小朝廷能茍活下去求情，如果殺了呂文煥的親族，豈不就斷了這條在元朝中的“內線”！這種作法的后果是毀滅性的，不在于呂文煥可以通過親故關系招降舊將，而在于樹立起一個錯誤的價值觀：投降敵人的叛徒不僅遭不到應有的懲罰和報復，反而獲得倚重；堅持抵抗的人死了白死，那還有誰愿意為朝廷賣命？誰出賣你越狠，你就對誰越好，結果導致所有人出賣你。南宋后期降將眾多，不能完全歸于這些降將本人的無恥無節，主要的原因就是朝廷鼓勵了一種是非顛倒的價值觀：誰投降誰有功！那這些將領還有什么別的選擇嗎？

什么是正確的價值觀？漢武帝殺死李陵的一家就是正確的價值觀，當得知李陵被俘而投降的消息后，漢武帝不去落實消息的真偽，便殺了李陵留在長安的家小，逼得李陵真的投降匈奴了。后來有不少人批評漢武帝的作法是錯誤的，這種見解不對，這就是思維混亂。如果不對叛徒嚴懲，就維持不住自己政治系統的穩定和忠誠，所以，必須得殺，哪怕殺錯了，殺得過分了，也得殺，否則就是宋朝的結局：滅亡。

四、宋朝留下的思想包袱

思想混亂不僅導致宋朝的滅亡，更要命的是，它所形成的很多觀念，流傳至今，被當作正確的東西廣為接受，如果不清理掉這些思想上的包袱，就難免會重蹈宋朝之覆轍。下面，我們將逐一分析這些思想包袱的內容和性質。

1、兩宋滅亡中的“外交決定論”（少生是非論）

幾乎就在滅亡的同時，有一部分宋朝人就將國家滅亡的原因歸結為“聯金滅遼”和“聯蒙滅金”的外交戰略，這種說法可簡單地稱之為宋亡原因中的“外交決定論”。關于這一觀點，顧宏義先生已在前面兩文中予以了充分的批駁，此處不復多言。我想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這種觀點由來已久，自宋仁宗時就已出現，而且它有另一種表現形式，我稱之為“少生是非論”。還在仁宗年間，范仲淹等人就提出以“納歲幣”的方式來滿足那些野心勃勃的鄰國的要求，而且要求守邊將領少生是非，免得發生沖突。宋神宗時司馬光、韓琦、文彥博等老臣提出的也是這種主張，在他們看來，宋朝之所以會與西夏、遼國發生戰爭，是由于朝內那些好是非的人擅起邊釁所致（參見本刊2010年第一輯之《仁者誤國》、2011年第一輯之《追問王安石變法》）。正是因為這種觀點由來已久，影響甚深，所以，到了宋朝滅亡，還有人說是由于童貫或賈似道這些人擅開邊釁，草率與強敵結盟，滅了有悠久“友好關系”的“友邦”，才遭致自身覆滅的。按這種人的邏輯，只要自己老實聽話，別人就不會來打自己。這大概是那種被嚇破了膽、嚇得腦子出了毛病的人才能產生的想法。狼要吃羊，難道是因為羊在對狼的外交政策上有什么過失嗎？這些人難道忘了北宋崛起時，是如何滅掉南唐的嗎？當時趙匡胤想滅南唐，南唐后主李煜派使者到東京汴梁，企圖說服趙匡胤不要用兵，那位使者口才不錯，說：“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又說“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從未有什么過失，為何要興兵討伐？”趙匡胤回答：“既是以子事父，你說父子分為兩家，行么？”那使者辯解不休，趙匡胤不耐煩了，說了句很蠻橫、但是真理的話：“你別說了，江南是沒有罪，只是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想就打。事實上，任何一個崛起的國家，都自然而然地會走向擴張之路，不擴張就不能稱之為崛起，當宋朝面臨崛起的強國時，靠著低眉順眼陪小心的外交手段，就能躲過滅亡的命運嗎？當然不能！可是為什么這些存在著如此明顯的荒謬性的理論還能延續幾百年，至今還有一些人相信呢？沒有別的原因，因為任何時代都有些怯懦到家、怯懦到了自我欺騙程度的人，這些人天生就是這么思考問題，所以，對這類觀點永遠有必要給予高度警惕。

2、兩宋滅亡原因中的“制度決定論”

有很多學者將兩宋滅亡的原因歸結為其“守內虛外、崇文抑武”的制度，說是北宋懲于唐末藩鎮割據帶來的五代之亂，建立起軍權與相權分離、軍官與部隊分離的軍事制度，導致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各支軍隊的統兵官互不相屬，導致軍隊之間協調配合能力下降。這種觀點自明代就有，延襲至現代，幾乎大部分現代學者都同意這各種觀點。

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因為古今中外各國的兵制，無非兩種，一種是戰時兵制，那時強調的是集權，一個統帥幾乎可以指揮全國的軍隊，將領與軍隊結合得比較緊密；另一種是和平時期的兵制，均采取分散掣肘之術，高級將領與軍隊分離，用兵時臨時再指派，以防軍人擅權干政。北宋初年，滅南唐后蜀時，也是委托重要將領以控大權的，如曹彬統兵數十萬平定南唐，不可謂兵權不大，只是后來天下底定，趙匡胤才采取“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將兵制由戰時的“集權制”轉為和平時期的“分權制”。但這種制度不是永恒的，如遇戰爭，完全應該、也可以轉為戰時的集權制啊！有學者以為，宋末諸君恪守祖宗家法，沒有改變這種“分權制”的兵制，導致宋朝各支軍隊和將領之間互相不配合，打不了勝仗，才遭致國家滅亡的，筆者不以為然。

首先，所謂“祖宗家法”對宋末亡國的那幾個皇帝根本就沒什么約束力，以宋徽宗為例，祖宗家法是宦官不能干政，可是當時不僅讓大宦官童貫參政，而且還授予統兵大權，他給童貫的權力已不亞于宋太祖授予曹彬的權力了，可就是沒打勝仗。由此看來，這些皇帝亡國倒不是因為恪守祖宗家法，而是由于自己智力上的缺陷，不知道該恪守哪些“好家法”，改變哪些“壞家法”。

其次，如前文所說造成宋軍將領之間互相拆臺、互不配合的原因，是由最高統治者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生態惡化所致。皇帝識人無術，讓一批心胸狹隘、只關注個人眼前利益的人當了統兵官，就自然會做出互相拆臺的事。而且，國家總在和戰之間搖擺、沒有主見，下面的各級將領也不知該打好還是不打好，打吧，如果明天與人家和了，說不定還治自己個“擅開邊釁”之罪；不打吧，朝中那些唱高調的人又說自己玩寇養威，不為國盡忠。左右為難，只能按每個人一時一地的心情和個性來決定自己的的行為，自然捍格之處甚多。

我之所以否定“制度決定論”，還因為今人也總愛拿制度說事，一談及某些不合理的現象就將其歸因為制度，一論某些不合理的問題就號稱要建立起系統完善的制度后才能根本解決。事實上，“制度”成了逃避責任、拖延解決問題的借口，任何一個問題如果歸結到制度上，就與具體的個人脫了干系，所有犯過錯的人就可逍遙事外；而一旦把某項問題的解決歸于等待制度的完善，那就等于不去解決這個問題了。以現代的學術造假來說，各種監督評審制度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完善，學術造假的數量卻越來越多。

當然，我不是說制度不必要，而是想強調，制度只是人們在解決某些問題時、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人為創造出來的規則體系，這些體系是隨時可以改變的，它本身沒有那么大的剛性作用。實際上，真正制造問題的是人，是每個具體的人，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具有這樣的觀念，因此，解決任何問題最根本的方法是以強制手段樹立起正確的是非觀和價值觀，對于不如此行事的人采取足夠的有威懾力的手段，才能取得效果。比如食品安全問題、比如安全生產問題、比如道路亂收費問題、比如保護耕地問題，等等，莫不如此。

3、兩宋滅亡原因中的“奸臣決定論”

將兩宋滅亡的原因歸結于奸臣當道，是中國古代史書中通行的觀點，這些觀點起源于當時朝廷中的黨爭，也起源于事后那些當事人在總結滅亡原因時互相推諉責任并為皇帝開脫的心理，還起源于勝利者為自己侵略行為合法性所尋找的借口。這樣，我們便看到南宋開國諸臣將北宋亡國的原因歸結于蔡京、童貫等“六賊”頭上的說法（這是為徽宗皇帝開脫找的理由），也看到了《宋史》中將韓侘胄、賈似道妖魔化為“奸臣”的作法（這是侵略者為自己的侵略行為尋找合法性的借口）。

這種觀點還通過戲劇、評書等渠道充分滲入到民間社會，成為一種社會公眾意識，無形中，這種思維方式已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現象很值得深入研究，這是一個龐大的的“作偽”工程：前朝的大臣、新朝的皇帝、官方的學者、民間的藝人，還有無數充當看客的平民百姓，共同“偽造”了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奸臣”群體（自然，還有與之對立的“忠臣”），其中折射出復雜的人性與國民性。

仔細分析宋末的“奸臣”，會發現“奸臣”這個詞并不準確，“權臣”更為恰當。北宋和南宋“權臣”迭出，實際上主要是由于皇帝非病即弱所致，皇帝身體不好，朝政總得有人負責，那些負責盡心的官員便權傾一時，韓侘胄、賈似道等人皆如是。由于皇帝孱弱，這些人實際上就處于皇帝的地位：因此，既容易招致那些也想覬覦這個位子的人的嫉恨，編造罪名惡意中傷；又容易引起那些以忠臣自詡的大臣的不理解，經常上表攻擊這些人欺君攬權。所以，弱君時代的“權臣”多會被蒙以“奸臣”的惡名留于史冊。

弱主強臣的權力組合，在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從來就沒有使一個國家強盛過。傳說中的周公、伊尹因史料之缺失，可置之不信。史料豐富的權臣記錄，最著名者莫過于曹操和諸葛亮，兩人都盡心扶保弱主，但也都不能實現統一天下的志愿。曹操早被定格為奸臣；近年來，也有學者挖出諸葛亮“欺君弄權”的史料。其實，兩人都是“忠臣”，沒有自己篡位就是忠臣的證明，其它的說法都不可靠。只是在弱主時代做一個“權臣”，無論你怎么做，都難逃“奸臣”的惡名，韓侘胄、賈似道與曹操、諸葛亮是相同性質的人物。

那么這些“權臣”是否是兩宋滅亡的原因呢？當然不是，恰恰相反，這些人是兩宋王朝得以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原因，若無這些“權臣”的存在，兩宋王朝恐怕早就滅亡了，正是在這些“權臣”忍辱負重的扶持之下，王朝才得以茍延殘端。

宋代歷史留下來的“思想包袱”還有很多，比如本刊上期曾討論過的“由富致強論”等，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細數了。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我之所以把這些東西稱之為“思想包袱”，是因為現實中，仍有很多人，按形成這些觀點的思維方式在思考問題，正在制造與之類似的思想混亂。比如，我們真的可以“和平崛起”嗎？如果不對“崛起”必將付出的代價充分預研的話，一旦事到臨頭，會不會再重談“不該與金、蒙結盟”的糊涂老調呢？再比如，靠細民勤劬、稅吏苛嚴是能積累起富甲一方的財富，但這真就是個強國嗎？一個富而不強的國家能安然過日子嗎？金人南下擄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宋朝當時為天下首富。若無不同于富裕的強大意識與力量，富也富不了多久，而且早晚要成為打劫者的“刀下鬼”。

關于思想混亂，今人應該也不陌生。比如最近一個事情，說是廣東某地一公安局長建議：為了有效地禁黃、禁毒，應在KTV和洗浴中心內廣泛安置監控攝像頭。此言一出，引起網絡熱議，支持者固然有，反對者也有不少，理由是這侵犯了公民個人的“隱私權”，那位公安局長反駁道：這是公共娛樂場所，都“公共”了，還有什么“隱私權”需要保護？此事的結果尚不知道，但之所以能出現這種討論，就是一種思想混亂的表現。問題的實質不在于安不安攝像頭，而在于國家政策上是不是要真正地禁黃、禁毒。KTV與洗浴中心為黃、毒之基地，已是公開的秘密，如果否認這一點，那就是喪盡天良的不誠實了。如果真要禁黃、禁毒，這位公安局長的建議就是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措施，長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那就用不著討論，直接執行就行了。如果不想真禁，那也就別逼著在基層一線執行國家行政命令的公安干警想什么辦法了，也用不著進行這樣的討論，因為這種討論會把決策層逼到最后的關頭：禁還是不禁，真禁還是假禁？給個明白的話！在你還不想給、也不敢給個明白話時，縱容了這種討論，就是把自己往火上架！再比如，最近關于牛奶國家標準的討論，那《標準》明明就是一些牛奶企業串通政府有關部門，制定出的錯誤標準，可是，這些人居然振振有詞地反復為這么一個玩忽職守玩出來的標準公開辯護，允許這種辯論的出現，本身就是喪失了正確的是非觀的表現。

是的，進入現代社會了，進入民主時代了，凡事都應征求民意，符合民意的才能干，不符合民意的就不能干。但這種只是讓人聽著順耳的大道理其實只是句空話，根本無法做到，也不能那么做！比如你征求老百姓意見該不該漲工資？異口同聲地說：該！你再問：該不該漲物價？同樣異口同聲地說：不該！這不是明擺著找亂嗎？工資漲了，老百姓購買力增強，自然物價要漲，有什么民意可以征求的？又能征求出什么民意？解決問題的辦法，只能是有關部門，根據經濟運行的情況，明確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當控制物價為主要目標時，就全力以赴控制物價，這時就別提漲工資的事；當刺激消費為主要目標時，就大力宣傳提高勞動者待遇，也就別想能按住CPI。這種事是不能討論、用不著討論、討論也討論不出什么名堂的。人類社會之所以出現國家、政府這些凌駕于社會群體之上的力量，就是因為個體和小群體的理性是有限的，形不成有效的公共秩序，這時，才需要有一個超越于公眾之上的強力機關來作為公共理性的代表。誠然，國家、政府這些公共理性代表的機關，也是由個人構成的，當這些人喪失了公共理性的意識和能力，就會使國家淪為他們個人或小群體的利益工具，社會就會因失去公共理性而發生混亂。有的論者以為，國家只有在民眾的監督下才能履行公共理性代表者的職能，而所謂公共理性也無非是小群體和個體理性博弈的結果，進而認為，靠加強群眾（或社會）對國家的監督就能解決國家功能失效的問題，而靠言論自由等充分表達不同群體和個人意見的機制，就能促成合理的公共秩序的形成。這種觀點似是而非，因為事實上，每一種公共理性的最后形成都是以消滅某一群體利益為代價而實現的，而群眾（或社會）的監督也根本解決不了國家運行上的問題，群眾（或社會）力量的實際作用只在于以選舉或革命的手段更換國家或政府，而不在于去監督其日常運行。如果讓群眾（或社會）介入國家或政府的日常運行，就會產生混亂。國家所代表的公共理性實際上是由構成國家機關的那一批具體的人來實現的，如果這批人有這個素質，這個國家就存在，用不著征求民意也存在；如果這批人沒這個素質，再怎么征求民意也沒用。

宋朝就是這樣，它的皇帝因為身體的原因，管理不好國家，就會產生輔佐他的“權臣”。弱主強臣的組合不能使這個國家實現公共理性的目標，那么就只能由別的政治群體來滅亡他們，以實現這個目標。在傳統中國，最大的公共理性的目標就是天下一統，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國家：中國。不管周邊崛起的新國家是由什么少數民族建立的，他們最終也都會走到這個大目標上，忽必烈滅亡南宋，統一天下，打的旗號是“以夏變夷”，就是明證。

上面說了這么一大堆話，核心的意思是想說明一個事實：公共理性有其不同于個體或小群體理性的獨立來源，因而有其獨立的運行規則。

那么，你怎么看待議論自由？每次談到這里，就會有朋友這樣問我。好，下面就讓我們討論一下言論自由的問題。

五、關于宋朝的“知識分子”待遇、言論自由和經濟繁榮問題

宋代的知識分子待遇高、言論自由和經濟繁榮是不少現代學者對宋代最主要的三項贊譽。我以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現代學者在實際社會地位上發出的一種變形的小群體利益訴求。現代學者主要以讀書、教書為生，希望提高自己的待遇，而且社會、人文學者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主要方式就是發表言論，所以希望有言論自由的環境，至于經濟繁榮則是為了實現自己這個職業群體特有的利益而選擇的公共旗號，以期換得社會大眾對有利于自己小群體利益規則的同意，因為這種說法的潛臺詞就是：宋代的知識分子待遇高和言論自由帶來了經濟繁榮。

先說宋代的知識分子待遇高。首先，得澄清一個概念：宋代的讀書人與今天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按現代的標準：宋代的讀書人幾乎全是官僚候補生，既不是發現客觀世界運動規律的自然科學知識分子，也不是擔當公共理性和社會良心的社會、人文科學知識分子。因此，所謂宋代的“知識分子”待遇高，其實只是官員的待遇高，沒現在知識分子什么事兒。如果勉強以都要讀書這種外在的行為特征，把宋代的讀書人與現代的知識分子等同起來的話，那么宋代的“知識分子”留下的只是恥辱：被現代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四大發明中三項在宋代的發明（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沒有一項是由宋代的“知識分子”弄出來的，所謂的“知識分子”沈括，其實只是一個失意的官僚，為了打發漫長的閑居日子，將這些發明當作奇聞逸事記錄下來了，如此而已。

宋代的確是開科取士最多的朝代，也是官員待遇最高的時代，那是因為皇帝孱弱，只好多招些人，以壯聲勢，只好靠給下級多發工資，以增加他們的忠心。同樣是出于皇帝孱弱的原因，縱容臣子們隨意發言，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言論自由”，這一切的結果并沒有挽救這個王朝滅亡的命運，在很多場合下，還加速了這個王朝的滅亡，如借言論自由而衍生出的失控的“黨爭”，最終使國家政治體系陷入崩潰的狀態。

關于“言論自由”，今人喜歡以現代西方的例子來證明其絕對的優越性，我想指出的是，世上沒有任何一件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言論自由”只是一種條件，它起的作用可能是好作用，也可能是破壞作用，不是文明程度的絕對標準。在宋代歷史上，言論自由所起的破壞作用是大于其建設性作用的。這是因為言論自由取代不了最后決策，一旦最后的決策形成，就是在西方民主國家，言論自由也是失效的。比如在美國，雖然也有反戰的聲音，但一旦政府做出了戰爭的決策，這些人說了還不是白說。從實際政治行為過程來看，這些國家在做決策時，主要也是基于領導者個人的風格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對公眾言論和意見的統計做出來的，近二十年來，美國的每次對外戰爭都不是事先征求全民意見、專家充分論證、或進行全民公決才做出決策的，相反，都是總統獨斷專行的結果，比如最近這次參與空襲利比亞，奧巴馬總統怕在國會內惹麻煩，干脆繞過國會，直接派飛機參與了北約的軍事行動。

說到底，“言論自由”只是形成正確決策的前提，而不是結果本身。作為條件，“言論自由”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不確定性的，它有時可能因推進了正確決策的出現，對這個國家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有時卻可能因進一步助長思想混亂、而加劇國家的內耗，反而促進了這個國家的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常有那些建立了偉大成就的帝王聽取正確意見的范例，如秦始皇聽從李斯的建議、漢高祖聽從張良的建議、唐太宗聽從魏征的建議等等，這種情況常被一些學者稱為當時有“言論自由”的氣候。其實，主要是因為這些皇帝本身有判斷是非、識別優劣的能力（這樣的人多半也會有控制地提供一定的“言論自由空間”），而不是僅有“言論自由”這種條件。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失控的“言論自由”只出現在群雄并起的戰亂時期，如春秋戰國時期、三國時期、南北朝時期，在這些時期得以出現的條件是國家進入了無政府的混亂狀態，“言論自由”只是在一種新的秩序（即“言論不自由”）出現前的社會狀態。現代的美國也一樣，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是因為其決策者選擇了使美國強大的正確決策，而不是因為其擁有“言論自由”。試問，同樣享有“言論自由”的英國何以就衰落了呢？

“言論自由”只是條件，不是目的，而且，這種條件本身也是有“條件”的：要付出代價。如果將言論自由當作正確決策的條件，那么就必須接受它所帶來混亂甚至秩序崩潰；如果一旦正確的決策出現，形成了穩定的秩序，言論自由的程度就一定會縮小，就一定要限制某些言論的發表。這是人類全部歷史經驗觀察所得到的鐵一樣的事實，我們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言論自由本身能不能成為目的？也可以，那么，就必須承認，也得把社會混亂當作目的。事情是明擺著的，要么在混亂中享受言論自由、過嘴癮；要么在安寧中管住舌頭、過弊屈日子。沒有一個蘿卜兩頭甜的道理，如果兩頭都想要，還都要吃甜的，那就是惘顧事實的思想混亂了，思想混亂是要亡國的，宋代的例子已經說明了一切。

言論自由最直接的功能也許是為那些以“說話”為謀生手段的人提供了良好的從業條件，對于實際政治生活中權力的運行和使用，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如果說真有作用，那也只是在改變一個政權前夕的混亂期，各種力量表達自己政治主張的時刻，但一旦一個新的政權建立后，它就一定會縮小言論自由的范圍，讓以“說話”為生的人越來越覺得不自由。

至于宋代的經濟繁榮，我覺得那幾乎就是個偽命題。在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于政治之外的，你政府管得越少，它的經濟就越繁榮，宋代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皇帝的無能、管不過來所致。況且，同期的遼、金也并不差，比如金代的中都大興府（即今天的北京），人口22.9萬戶，人數約在百萬以上，金朝境內超過20萬戶（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三個，金章宗泰和年間，開封人口居然達到了24萬戶（應有125萬人口）以上，10萬戶（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十三個，這些城市并不比南京都城臨安的經濟差，只是沒有留下繪聲繪色的史料記載罷了（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近代史》第11卷）。金國之所以能夠拿下北半個中國，而且穩定統治了一百多年，那不只是他們能打仗的結果，也是他們能治國的結果。在金人治理下的老百姓日子過得不比宋人治理下的百姓差，并不是我們現在某些史書上所說的那樣，金朝統治下的老百姓都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要真是那樣，老百姓早就把金國皇帝給推翻了。在某種程度上，南宋王朝之所以不能北伐或北伐無功，和金國人把北方治理得不錯是分不開的，北方老百姓也沒有多大動力去追回舊日那個糟糕的統治集團。這一點，在南宋當時就有人（如陳亮、辛棄疾等）說明白了。可惜的是，我們今日治宋史者對這一事實仿佛視而不見。

六、結語：需要重寫宋史

關于兩宋積弱和最終滅亡的原因上，我們表達了兩個觀點：

1、趙氏皇族的家族遺傳病導致自太祖以后的諸位皇帝中，大多數非弱即病，這一點是兩宋王朝積弱和滅亡的最根本的原因，或可簡稱為“皇族有病論”。

2、整個宋朝君臣民眾思想混亂是兩宋積弱和最終滅亡的原因，可簡稱為“思想混亂論”。

那么，“皇族有病”與“思想混亂”這兩個原因間是什么關系？我們要說：“皇族有病”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為“皇族有病”，才使得天下混亂。對宋朝來講，“皇族有病”就注定要出現“思想混亂”。因而，在某種程度上看，總結出思想混亂這條原因對宋朝來講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不是天下沒有正確的思想，而是皇帝沒有選擇正確思想的能力，而他們自身也改變不了自己的毛病，那是天生的疾病，不要說當時，就是以今天的醫學技術水平也無濟于事。所以，如果僅對宋朝來講，知道了其皇族患有這種根本治不好的疾病，其它任何理性的經驗總結都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我們仍花費了很大的篇幅深入討論了“思想混亂”的表現及后果，那是因為，我們不是在為宋朝的人總結歷史，而是為當代人在總結歷史。所以，我們是以宋朝皇帝為正常人作為假設前提進行討論的，只有正常人才能選擇正確的思想、中止思想混亂的局面。

“思想混亂”是“皇帝有病”的結果，又是宋代積弱和滅亡的原因，這是我們勾勒出的簡明的宋代歷史最主要的因果關系鏈條。假如它的“皇帝”是正常的，那么，他首先要解決的是“思想混亂”的問題：首先，他自己不能思想混亂，要明白何是何非；其次，他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全國的官員和百姓不能思想混亂，有正確的價值觀和是非觀，這樣的國家才能強盛而富裕，人民才能健康而幸福。

在古代中國這樣的國家里，國家的強大是由于出現了偉大的帝王；而國家之衰弱和敗亡，也是因為出現了病弱乃至精神錯亂的皇帝，大臣們始終是第二位的原因，甚至就不是原因。可是，歷史總結又多費筆墨于大臣，而少言帝王之原因，那倒不是出于為帝王開脫的緣故（后人沒必要為前代帝王開脫），而是在于那是一個改變不了的原因、解決不了的問題。那些先天的遺傳病患者，誰能治好他們！后人將絕大部分精力用于分析諸如“思想混亂”這種“第二原因”，其目的主要是為那些思維正常的后代帝王提供知識和技術上的參考：讓他們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這種知識的梳理與延續是有意義的，它能使思維正常的人知道前代滅亡的真正原因和表現是什么，從而避免其在自己眼前再度形成氣候，這可能也是歷史學自以為能對人類的進步有所作用的一種一廂情愿的自信。

出于這種動機，我們發現，整個宋史需要重寫，因為目前關于宋史的主流敘述將那個時代特有的“思想混亂”帶到了現代，影響著現代人的正確選擇，我們需要一部完整的說明“是”與“非”的宋史。

這兩年來，我們總是在校正傳統宋史知識敘述中無所不在的謬誤，有些是純技術性的，如對古戰場實際地理位置的考證；有一些是觀念上的，如對澶淵之盟真實原因的分析、王安石變法性質的分析等。我們否定了一些觀點，也提出了一些觀點，但是，做得還遠遠不夠。因為在這個領域中，還有太多的矛盾和混亂有待于以科學的方法加以澄清。

不僅如此，整個中國史和世界史都需要重寫，因為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歷史知識體系，充滿著矛盾與混亂，不能提供真實的歷史解釋，更不能提供正確的價值觀與是非觀。我們為大宋朝做的“朝終總結”不是結束，只是開始：重構整個歷史知識體系的開始。

《大宋朝終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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