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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見過1000個人在同一個空間里同時崩潰大哭的場面嗎?
我見過。
就在國家大劇院,歌劇《紅高粱》首演之夜。
當宋元明飾演的九兒,站在舞臺中央,唱出那句只有一句詞的詠嘆調——“占鰲,鬼子從背后來了”,一遍、兩遍、三遍,旋律一層層推上去,像一把刀子,直直捅進你心里。我旁邊的姑娘,從第二遍開始哭,哭到謝幕還停不下來。
這是《紅高粱》誕生40年來,第一次被搬上歌劇舞臺。而且,是作者本人——莫言——親自操刀劇本。
說實話,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第一反應是:老爺子瘋了吧?
你想想,電影版張藝謀拍的,拿過金熊獎;電視劇版周迅演的,口碑封神。小說、電影、電視劇,所有能改的形式都改過了。現在跑去搞歌劇?那個全世界公認最難搞、最陽春白雪的藝術形式?
結果莫言說了句話,我當場閉嘴。
他說:“歌劇是《紅高粱》這個故事最高、最有表現力、最有爆發力的表現形式。”
翻譯成人話就是:你們以前看的那些,都不夠勁。老子要搞就搞個最猛的!
朋友,你知道這有多難嗎?
歌劇劇本和小說完全是兩個世界的語言。小說可以慢慢鋪陳、細細描寫,你可以用一萬字寫高密的秋天。但歌劇不行。歌劇是詠嘆調,是宣敘調,是每一句臺詞都必須有音樂性、有爆發力、有情感的核能量。
莫言自己都說了,他第一稿寫出來,人家沒好意思當面說,通過工作人員傳話:“先生,我們準備另外找個寫歌劇的人幫著你寫。”
莫言追問了半天,人家才說實話:“你寫的根本不是歌劇,寫的還是茂腔。”
扎心不?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被人當面說“你不會寫”。
但莫言是什么人?他直接說:“我相信我還是能學會寫歌劇的。”
然后,他開始瘋狂學習。研究《駱駝祥子》的歌劇劇本,研究《運河謠》,一句一句看,一首一首琢磨。直到有一天,他悟了——歌劇不是講故事,歌劇是寫詩。
“不能用特別講故事寫實來寫劇本,要寫意,寫詩化、詩意的東西。”
他找到了他的詩——紅高粱本身。
朋友,你在小說里讀到的紅高粱,是一種環境描寫。但在歌劇里,莫言把它寫成了劇中的“特殊角色”。雪中的高粱、風中的高粱、雨中的高粱、火中的高粱、血染的高粱——它隨著劇情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人物的命運而起伏。
這不是在講故事,這是在寫一首關于生命的詩。
我說句狠話:莫言把自己最野性的文字,交給了全世界最爆裂的藝術形式。歌劇的煽情能力是所有舞臺藝術里最強的,當那些詠嘆調炸響的時候,你是躲不掉的。
九兒端著一碗高粱酒,唱起《高粱綠了又紅》,那聲音不是在舞臺上,是在你的骨頭里炸開。余占鰲的詠嘆調“九兒,你是我的”,男高音像一把烈火,把整個劇場點燃。最后那首合唱《紅高粱贊美詩》,取材于山東梆子,幾百人的合唱排山倒海,我一個平時看戲從來不哭的人,硬是被逼出了眼淚。
朋友,這不是在看戲。這是在經歷一場精神洗禮。
莫言花了七易其稿,郭文景花了一年譜曲。兩個人在創作過程中吵過、爭過,最后互相“學”了對方的本事——莫言學會了作曲家的“不妥協”,郭文景學會了編劇的“妥協”。
這就是兩個巔峰的男人,在40年后,把中國文學史上最野的故事,變成了最炸的舞臺。
最后我想說一句話:如果你這輩子只打算看一部歌劇,看《紅高粱》吧。不是因為它是莫言寫的,不是因為國家大劇院演的,是因為它會讓你重新相信——有些東西,文字寫不出來,電影拍不出來,只有歌劇,能把你的靈魂震碎。
40年,值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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