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親王府出了倆皇帝、一個攝政王，堪稱王府之最，一年得花多少錢

1908年臘月初十，紫禁城里鐘鼓齊鳴，剛滿三歲的溥儀被抱上金鑾寶座，他的父親載灃穿著大紅朝冠服垂手而立——從此，一座深藏在什剎海后岸的宅邸忽然攀上了帝國權力的頂峰。那便是醇親王府，一座在清末數十年間風頭無兩的王府。它曾培養出同治、光緒兩位皇帝，又送出一位攝政王載灃，本身世襲不絕，外人只能望門興嘆，卻少有人真正掂量過它一年要花掉多少真金白銀。

追溯往昔，1872年的春風剛剛吹進紫禁城時，道光第七子奕譞由醇郡王進封親王。他秉性溫吞，不及兄長恭親王那般桀驁，卻因與慈禧是連襟，在朝局中得天獨厚。自這一年起，他的舊宅“南府”還未來得及重修便已鍍上了“親王第”的金字招牌；與此同時，一座更恢弘的“北府”在明珠舊宅原址悄然動工。木石俱佳、磚雕精絕，三進大院套花園，說它是一座袖珍紫禁城并不為過。

身價翻番，款項自然水漲船高。僅拿內侍編制來說，南北兩府總計登記在冊的太監、管事、外廂工、馬伕、護院、廚役、花匠，超過二百五十口。晚清禮部留下的《王府條約》規定，親王可配長史二員、管事官六員，實際操作中往往再雇民籍“班首”數十人。有人算過，光是月例口糧、工食、賞銀，需約三千二百兩，折成官銀流通的制錢，是近三千五百吊，堪比京城兩條繁華商街一個月的凈利。

伙房開支更為扎眼。《醇邸膳牌》記載，正席需六十道熱菜，二十道冷盆，外加點心、水果。每日清早宦者清點后入賬，“羊五只、雞十四、鴨十二、海參若干、碎銀五十兩”這樣的條目比比皆是。偶遇宴請，同僚奉送的海味珍饈往往又被“回禮”出府，銀票、真絲、玉器在暗地里循環，形成另一套人情賬。府內賬房寫到“今支庫銀四百兩充賞”，下筆得小心翼翼，生怕日后對不上號。

有人或許要問，這樣的花銷靠什么填？官定的親王歲俸確實不菲——每年白銀兩萬、俸米一萬石，可真正的“硬菜”另有三碟：第一，京郊四處莊園的地租，光順天府一縣就進賬八千兩；第二，朝廷“贐銀”與賞賜，逢年過節動輒箱籠滿載；第三，洋務招商局分紅和關稅回扣，這份收入隱秘，卻常常是大頭。粗略估計，醇邸年收入在六七萬兩之間，與戶部留作軍餉的常平銀相當。

花得兇，賺得也狠，終究還是杯水車薪。光緒登基后，老醇王奕譞要為“圣父攝政”籌備面子工程，賜宴、修廟、供佛、建花房，三年間光修繕費就燒掉近四萬兩。一次宮中宴賞散筵后，“置辦西洋煙火三千響”竟在賬上寫了整整十八行。管事官暗暗叫苦：“爺，火藥又漲價，怕是要加銀子。”奕譞卻只擺手：“面子不能丟。”一句話，賬房只得再添兩欄。

辛亥風雷驟至，醇親王府沒有立刻熄燈。清室優待條件把原俸折算成每年四百萬法幣，照例撥發。可幣值跳水得快，王府花銷卻按舊制執行，結局可想而知。1924年秋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被迫遷出，卻留下醇邸一個爛攤：庫銀七百余兩、欠條厚達寸許。載灃只得變賣字畫古玩，先是乾隆款的青花罐，再是先帝御筆“澄懷味象”，一口氣換了兩萬大洋，勉強堵上窟窿。

值得一提的是，醇親王府的奢華絕非簡單的吃穿用度。王府內設有自家戲班“同祥慶”，月月排戲，名角兒一應俱全。班主每逢給薪，都要躬身低聲：“老爺，今兒請過目。”一沓銀票不聲不響滑進袖筒。另有洋務風潮帶來的時興玩意兒：照相機、鋼琴、自來水、電燈，樣樣先行。光緒十二年，府里引進日本制造的風扇水車，為夏日晚宴添了不少涼意，也多了一筆八百兩的支出。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能分享到這份“榮光”。內院的灶間女工，月銀不過八百文，值夜的更夫每日只領二十文。冬夜北風呼嘯，伙房剩菜難得落到他們的碗里。偶有外差進府送貨，見到成排金絲楠木匾額、繞梁紗燈，也只敢咂舌不語。

1912年至1924年的十二年間，王府賬目顯示，年均支出在五萬五千至六萬兩之間，最高一年逼近八萬。同期北洋政府財政頻頻告急，京畿地區軍餉欠發成常態。二者對比，反差強烈。歷史檔案里，不時可見內務部的公函，請王府“自酌裁減”；而那邊廂，王府卻因“太液池荷花不旺”追加經費修浚水系。

這套奢華體系最終被經濟現實打碎。1928年，北府正門石獅因抵押無著被商人拆走，幾位老仆扶著門枕木落淚；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又在半空炸響，王府后花園一夜之間改做臨時傷兵醫院；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府地分批征用，先后移作辦公、校舍。昔日龍騰鳳舞的正殿，如今陳列著農機模型與工業藍圖。墻上的金粉剝落，露出灰磚，卻依稀可見當年燭火熏染的痕跡。

有人統計過，清末全北京共有王府三十六座，能同時孕育兩代皇帝加一位攝政王者，僅此一家。它的存在，讓后人得以窺見晚清政治的微妙平衡，也讓人看到末代貴胄怎樣在時代洪流中掙扎求存。廣廈千間，何以抵歲月風雨？空留下宮墻斑駁，青磚寫盡榮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