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紙質書就是不看書嗎？不，是人們又一次陷入了對新媒介的無聊恐慌

今天走進圖書館，會看到有好些人緊盯著手機屏幕，而非捧著書閱讀。紙質書似乎不再吸引人，這是屏幕之罪嗎？是大大小小的屏幕在摧毀文明，讓新一代的青少年喪失思考能力嗎？世界讀書日在即，讓我們來聽聽澳大利亞一位大學圖書館員的看法。

卡洛·雅科諾近日撰文說，他平日里的工作就是觀察人們如何獲取信息，他認為以上“指控”不成立——只是今天人類處理信息的模式發生了變化。

例如，讀不進小說的人能看完整整三小時講奧斯曼帝國衰亡史的視頻；哪兒哪兒都渙散的青少年玩起游戲來，卻全神貫注，能同時處理多線敘事、協同隊友作戰。屏幕并不是天生摧毀注意力的，讓人拿起手機刷個不停的，是社交媒體平臺服務廣告的算法，是其不可預測、讓人成癮的獎勵機制。

雅科諾說，今天的各種哀嘆一點不新鮮，同歷史上的文化精英在面對知識傳播方式變革時的反應如出一轍。

在18世紀至19世紀初，小說閱讀本身就被視為威脅。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被指引發歐洲模仿性自殺潮。從當時使用的措辭里能明顯感到閱讀不是件好事：“閱讀瘟疫”“閱讀癡狂”……1796年《淑女》雜志憂心“各年齡層、各階層的女性都沉迷小說……這種墮落已無處不在”。到了19世紀末，維多利亞時期的評論家們更是痛心疾首：英國每周售出超百萬份刊載“廉價驚悚小說”的少年讀物，這些犯罪、恐怖、冒險故事令人墮落，也令嚴肅思想消亡、低俗娛樂勝出。

這種恐慌的根源是讀寫能力脫離了精英掌控。因此，真相是讀寫能力的擴散，而非衰退。雅科諾說，這甚至可以上溯至蘇格拉底對文字的憂慮——有了文字，人們就不再鍛煉記憶，看似通曉一切，其實混亂無知、道德迷失。后來的人們似乎不斷重復著這種對新媒介的憂慮。如英國在教育普及、識字率上升后，保守派開始對新識字的工人階級子女的閱讀內容感到恐慌。20世紀，矛頭則指向了漫畫、廣播和犯罪電影。

雅科諾援引研究技術恐慌的心理學家艾米·奧本歸納出的“西西弗斯循環”：每代人都恐懼新媒介腐蝕青年；這種恐慌轉移了人們對不平等、教育投入不足等系統性問題的關注；等回過神來，發現問題不在新技術本身時，更新的技術已然涌現，循環重啟。

新媒介不是什么洪水猛獸，好多卓有成就的人小時候都沒少看“廉價驚悚小說”。而且也不是新媒介帶來了淺薄內容——這類內容向來泛濫——而是最新的傳播機制被刻意設計成阻礙深度思考所需的專注力。我們要做的，并不是退出當代生活，而是認識到今天知識整合的本質已經發生了變革。

今天，人類的全部感官幾乎都已被調用來接收信息，思想通過多渠道同步傳播：有提供情感共鳴和視覺證據的紀錄片，有解析時事深層內涵的新聞稿，有通勤途中慢慢滲透入耳的播客。每種媒介都有其他形式無法替代的價值。一個懂得編排整合的人會邊看紀錄片邊做筆記，會利用散步時間聽播客，但到了安靜空間，也會選擇最適宜這個環境的信息載體——紙質書。而過去許多被貼上“學習障礙”標簽的人也并非不自律，或是“潰敗”了。他們成長于一個“注意力經濟”時代，有多種工具被設計出來刻意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保守的教學模式只知道一味否定他們的習慣，而不是起意變革，設計多元化的體驗。

雅科諾說，今天的讀寫能力已不是通文字這么簡單，而是要能分辨什么環境支持哪種知識攝入方式，并能主動構建、同時駕馭這些環境。人類在意義編碼方面已經“花樣百出”，當代人要學習的是如何在其中切換自如。文字并未消失，我們也并未進入“后讀寫時代”，而是進入了一個多聲部共存的交響樂般的世界。與其糾結坐在圖書館里的人怎么都在刷手機，還不如主動把圖書館打造為一個“多模態棲息地”，這里有圣殿一般自帶結界的閱覽室，也有錄音棚、可視化實驗室、協作空間——人們在這里學習如何跨媒介轉化思想。圖書館將成為學習場所，人們來到這里不僅學習如何閱讀，更是來熟悉人類傳遞意義的所有方式；學校也將教授跨媒介轉化思想，就像過去教授語言翻譯一樣。

原標題：《不看紙質書就是不看書嗎？不，是人們又一次陷入了對新媒介的無聊恐慌》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陳韶旭

本文作者：編譯/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