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531種鳥類飛過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北京密云水庫鳥島上的蒼鷺。

新華社記者 李欣攝

圖①：北歸的白天鵝在北京昌平沙河水庫暫棲。

史家民攝（人民視覺）

圖②：水鳥在北京什剎海西海濕地公園的水面上覓食。

郭俊鋒攝（人民視覺）

圖③：現身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的震旦鴉雀。

郭俊鋒攝（人民視覺）

圖④：一只池鷺棲息在北京密云水庫鳥島上。

新華社記者 李欣攝

北京鳥類已達531種。這個數字背后，不只是越來越熱鬧的觀鳥鏡頭，更是一座城市幾十年積累、十多年調查、一次次公眾發現與專家復核的結果。

近日，北京迎來第44屆“愛鳥周”。北京市園林綠化局發布《北京市陸生野生動物名錄（2026）》，其中鳥類達到531種，新增黑冠鳽、淡色崖沙燕、棕腹隼雕、紅胸黑雁等4種。這意味著，在這座面積1.64萬平方公里、占我國國土面積0.17%的城市里，鳥類物種數超過了全國總數的1/3。

在全國范圍內，北京是鳥類種數最多的城市之一；在世界范圍內，北京是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大都市之一。同時，北京還是少數可以做到每年精確更新鳥類種數的城市。

當531種鳥類飛過北京的天空時，“531”不只是一個數字，更是一座超大城市的自然家底。很多人好奇，這樣一個數字，究竟是誰、如何數出來的？

成果來之不易

幾十年、幾代人接力探尋

要理解北京鳥類名錄為什么能到531種，得先把時鐘往前撥。

1987年，北京自然博物館蔡其侃先生編著的《北京鳥類志》記錄北京鳥類344種，這是第一部系統記錄北京鳥類的專著。

1991年，首都師范大學高武、陳衛編寫的《北京脊椎動物檢索表》，將這個數字增加到375種。

再往后，隨著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鄭光美主持編寫的《中國鳥類分類與分布名錄》不斷更新，北京鳥類的記錄數繼續增加，2005年是416種，2011年是431種，2017年達到475種。

這條數字曲線，不僅是一本本書與研究報告接力向前，也是一代代調查者在北京山水間不斷尋找鳥類的過程。

現已是首都師范大學退休教授的高武對本報記者回憶，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和同事、學生在松山、百花山等地一趟趟跑調查，夏天酷暑上山、冬天踏雪外出，背著水和糧食四處露營，用“笨辦法”走過北京大大小小的山區。正是在前人的成果和自己調查的基礎上，才編出了《北京脊椎動物檢索表》。

對于北京鳥類調查來說，一個重要轉折點發生在2011年。那一年，全國第二次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北京部分啟動。

從那時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鄧文洪開始牽頭北京鳥類名錄相關工作。此前，他的主要研究地點在四川和東北，對北京鳥類沒有做過系統研究。但15年過去，他對其中的山山水水、重要鳥類分布地點已了然于胸。采訪中，記者提及多個新發現的鳥種，他抬頭看向辦公室懸掛的北京地形地圖，都能一口說出時間、地點和發現者的名字。

2021年，北京市園林綠化局希望編制一份正式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并邀請了19位專家組成編審委員會——由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蔣志剛擔任主任，鄧文洪任秘書長，成員涵蓋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林業大學、中國林科院、首都師范大學、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北京市野生動物救護中心等機構的專家。

這個編審委員會中，既有鳥類專家，也有哺乳類、兩棲爬行類等各方面專家。不過比較而言，鳥類最為復雜。當年，可確認的哺乳類、兩棲爬行類加起來不到100種，但鳥類一下子就拿出了500多種的記錄。

2021年，北京鳥類名錄第一版對外公布，北京鳥類有503種。隨后，按照計劃，兩年后的2023年公布了第二版，北京鳥類增加為515種。此后，北京鳥類名錄實現了逐年更新，2024年第三版鳥類有519種，2025年第四版有527種。

調查方式多樣

從“地毯式轟炸”到專項調查

在鄧文洪看來，北京鳥類名錄最重要的意義是，北京有了更系統、更穩定、更可重復的調查框架。

鄧文洪說，從2011年開始收集、整理，到2021年北京市第一版政府名錄正式發布，用了整整10年時間。這10年間，經過了大量的專業調查。

調查分為三條線，同時推進。

第一條是常規調查。從2011年起，北京陸生野生動物調查，由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林業大學、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首都師范大學和北京野生動物救護中心5家機構協同作戰。

鄧文洪管這叫“地毯式轟炸”。在北京1.6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劃出17個大樣方，每個10公里見方、面積100平方公里，在每個樣方中布設10條以上調查樣線，每條長3至5公里。研究人員沿樣線行走，記錄沿途看到和聽到的所有鳥類，春夏秋冬四季都走一遍。樣方采用系統取樣法選取，在地圖上均勻打格子，選出代表不同地形地貌的方格，17個樣方覆蓋城市的面積，超過國家規定的不低于10%的標準。

第二條是水鳥同步調查。這一調查同樣從2011年開始，由鄧文洪牽頭。北京有47個經過認定的重要濕地，研究團隊從中選出20多個，組織20多支隊伍在同一天上午同時出發，各自負責一片濕地。“如果拉長時間，比如用一周來調查，鳥在濕地之間來回飛，數量就不準了。”

如今這項調查已制度化——鄧文洪主持編寫了《北京市水鳥同步調查技術規范》，經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審定，作為北京市地方標準正式發布，規定每年春秋兩季各開展三次調查。

第三條是專項調查。這項同樣開始于2011年的調查，瞄準的是大樣方無法覆蓋的區域和物種。調查包括12個自然保護地的區域調查、11個專項物種調查等23個專項。其中，鄧文洪負責百花山自然保護區和蒲洼自然保護區以及褐馬雞、勺雞和褐頭鶇等物種。

除樣線調查外，團隊還使用了觸發式紅外相機和聲紋設備。紅外相機全天候工作，有體溫的動物經過即被拍下，尤其適合記錄夜行性和隱蔽性強的物種；聲紋設備則全天采集鳴叫聲，回實驗室比對鑒定。

這些調查方式，有效保障了鳥類名錄的準確性和科學性。

篩選標準嚴格

“新增一種鳥”需要很高門檻

在“看見一只鳥”和“確認北京新增一種鳥”之間，還隔著很長一段路。

北京鳥類名錄能一年年變長，不是因為門檻越來越低，而是因為調查底子越來越厚，公眾記錄越來越多，可供判斷的證據鏈也越來越完整。

2021年《北京市陸生野生動物名錄》首次發布前，僅鳥類部分，鄧文洪收集到的“北京有記錄鳥類”一度達到544種。但經過專家委員會三輪討論，最終保留下來的只有503種。從一開始，立了很高的門檻。

如果說三條調查線是“網”，那么錄入標準則是“尺”——鄧文洪和團隊制定了一套嚴格的篩選標準。

一個重要背景是，在北京531種鳥類中，留鳥只有80多種，絕大多數是候鳥。北京位于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通道上，是無數遷徙鳥類的中轉站，大多數被記錄在冊的鳥，都是這座城市的“旅客”。

篩選標準的核心是“證據”二字。通過搜集2014年之后的各種北京鳥類記錄信息，在諸多參考資料基礎上進行篩選和確認。

鄧文洪給記者展示，標準包括但不限于——新發現的物種必須有照片，沒有照片原則上不錄入；對于外來物種（逃逸、放生等），如果有北京繁殖記錄，進行錄入，僅發現成功越冬則不錄入；有遷徙行為、有照片的迷鳥進行錄入，沒有遷徙行為的，即使有照片也不錄入（很可能是放生或者逃逸）……

“在確定新增一種鳥這件事上，照片、錄音、標本、歷史文獻、遷徙規律、分類學變化、專家比對等，都非常重要。”鄧文洪表示，一般認為得有北京地標性背景、有經緯度坐標、有清晰鳥類圖片，三者結合才能確認一條有效記錄。

證據收集之后，每次名錄更新前，都要將收集到的新紀錄提交委員會討論投票，至少2/3以上的專家同意才能最終錄入。如果資深專家有堅定的反對意見，即便多數人同意也會慎重考慮。

最終公布的北京鳥類名錄，是由一張張照片、一段段鳴聲錄音、一條條樣線上的腳印、一次次專家會議上的爭論，經年累月沉淀下來的。它既是科學調查的成果，也是一座城市生態文明進步的刻度。

公眾參與度高

一份越來越清晰的自然檔案

從503到531，名錄公布以來的5年，新增的28種鳥類，每一種背后都有故事。

有些來自專業團隊。這次新增的棕腹隼雕發現于百望山，是北京遷徙猛禽監測項目的志愿者和鄧文洪的研究生同時記錄到的。百望山位于海淀區，地處太行山余脈與華北平原交匯處，每年春秋兩季，上萬只猛禽經過這里。在一座2000多萬人口的都市上空有猛禽成群遷飛，是全世界都罕見的一幕。迄今為止，這里已累計記錄到38種猛禽。

有些來自觀鳥愛好者。今年新增的中華大仙鹟和棕腹仙鹟都是原本棲息在南方的鳥，被攝影愛好者在通州和大興拍到。鄧文洪分析，它們的出現可能與氣候變暖有關。

“我幾乎每天都在關注、收集信息，多數新紀錄是拍鳥愛好者發現的，也有我們自己調查中發現的。這是專業力量和公眾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鄧文洪說，北京是全國觀鳥人群最活躍的城市之一。他曾對其他地方的同行驕傲地表示：“只要有一種新鳥到北京，基本上‘跑不掉’。”

對于北京的鳥類愛好者來說，這座城市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鄧文洪分析，北京地處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通道關鍵節點，北邊、西邊有燕山和太行山余脈，平原、山地、河流、水庫、濕地并存，在一座城市里壓縮了相當豐富的生境類型。也正因為如此，北京這些年不斷有新鳥出現，既有長期被忽略后重新被確認的，也有隨著生態改善、遷徙監測加強而被看到的，還有一些可能與氣候變化、分布擴展有關。

對于城市自然保護來說，鳥類名錄不只是一個數字。

它對應的，是這座城市調查能力、識別能力、組織能力和保護能力的一次次推進。公眾拓寬了“看見”的邊界，科學程序守住了“確認”的門檻。兩者一起，才把一份名錄慢慢做厚，也把一座城市的生態家底慢慢數清。

有了臺賬，才知道哪些鳥穩定來，哪些只是偶見，哪些濕地更關鍵，哪些區域需要少打擾、少開發、少驚動，哪些物種值得更早介入保護……從“愛鳥”的情感層面出發，加上這本臺賬，保護有了更好的抓手。

越來越多飛羽，正在成為北京城的一部分。人們仰望天空，看到一份日漸清晰的自然檔案。（記者 劉少華）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04月23日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