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海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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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16日,在位于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前,抗議者手持標語參加集會,抗議高市政府企圖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圖/新華社)
“這是日本向擺脫和平主義歷史方向邁出的又一小步”“這標志著日本長期以來的慎重立場發生了重大轉變”“日本戰后和平主義政策的一項重大調整”……美國《紐約時報》、日本《每日新聞》、德國之聲等國際媒體4月22日紛紛對日本高市早苗政府21日通過的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內閣決議表達擔憂。日本近期在軍事安全領域的一系列危險動向戳穿了其“和平國家”的自我標榜。
正式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引發日本各界普遍質疑。根據新修訂的規則,日本取消了此前僅限于5類非戰斗用途防衛裝備(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出口的限制,原則上開放所有武器出口,并將武器出口審批由“國會事前批準”改為“事后報告”。這意味著,殺傷性武器出口如此事關日本國家走向、影響地區安全的重大決策,未經日本國會充分辯論,僅憑內閣決議便可倉促推行。《朝日新聞》4月22日對此表達擔憂稱,“國際社會將認為日本要放棄‘和平國家’的理念,從長遠看,這將導致外交上的損失”,并指出“雖事后會在國會進行審議,但這種審查機制能否有效尚不明朗”;東京大學特聘教授小野塚知二22日接受采訪時稱,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是一次重大的政策轉變,架空了和平憲法第九條的限制。高市政府聲稱安全環境已發生巨變,但其對如此重大政策轉變的解釋卻令人難以信服”;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認為,“解禁武器出口無異于助長國際沖突,無異于讓日本墜入‘死亡商人’境地”。《讀賣新聞》4月初發布的一份民調顯示,49%的受訪者“反對”允許殺傷武器出口,遠高于40%的“贊成”比例。
日本加速“再軍事化”是事實和現實,有實際的路線和行動。高市政府正式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是日本近年來不斷背離和平道路的必然一步。從持續提升防衛費,到部署射程超過1000公里的中遠程導彈,再到著手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一系列危險動向早已捅破了其“專守防衛”的虛偽面紗。此次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本質是為日本軍工產業松綁、強化軍事擴張能力的關鍵舉措——通過以武器為紐帶,日本既能強化與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軍事捆綁,又能實現從“被動防御”到“主動介入”的戰略轉變。更值得警惕的是,就在21日當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還向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祭品,這種無視歷史、美化侵略的行為,與解禁武器出口形成呼應,暴露了其強軍擴武的野心。《東京新聞》22日警告,高市不應忽視戰后日本作為和平國家所積累的“外交資產”。日本在深刻反思慘痛戰敗之后,其追求的目標應是成為一個既不發動戰爭,也不參與戰爭的“特殊國家”。《琉球新報》評論指出,高市政府正加速推動日本邁向“能戰”國家,極具危險性。日本應立即停止相關部署,堅守“專守防衛”原則,回歸和平發展軌道。
國際社會應堅決抵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妄動。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80年前,11國法官歷經兩年半庭審,以海量的鐵證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累累罪行。東京審判的意義在于告訴后人:軍國主義并非突然形成,而是在社會縱容、政治操弄和外部姑息中一步步坐大。今天日本某些勢力試圖以“正常國家”為名推動軍事松綁,以“地區安全”為借口突破限制,本質上是在為國家軍事化尋找新的合法性敘事。對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有充分理由對日本當前危險動向保持高度警覺,并發出明確反對聲音,防止歷史悲劇以新的形式重演。俄羅斯亞太地區研究中心主任謝爾蓋·薩納科耶夫呼吁,國際社會應堅決維護聯合國權威,踐行多邊主義,借助各類多邊組織、框架和機制,共同敦促日本政府深刻反省歷史罪責,恪守其在歷史問題上作出的承諾,徹底摒棄軍國主義,走和平發展道路。馬來西亞科學院院士黃子堅認為,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沖擊了以反思侵略歷史、限制戰爭權力為核心的戰后秩序原則,損害了地區國家間的互信基礎,破壞了亞太國家民間交往的社會土壤,遏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威脅需要國際合力。
和平來之不易,守護和平任重道遠。日本政府應當正視國內輿論的批評與擔憂,深刻反思歷史,恪守和平承諾。否則,日本必將再次陷入孤立,最終被歷史和國際社會所拋棄。(海外網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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