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美國在重建歐洲安全秩序中的角色及其影響

刁大明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歐洲研究》2026年第1期。

本文字數：1952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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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掌控局勢......烏克蘭戰爭絕不會發生，”2024年12月8日，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唐納德·特朗普在大選后首次電視專訪時毫無保留地表達了對俄烏沖突的直白看法。進而，他更為直截了當地闡述了與歐洲爭奪利益、分擔安全責任的明確意圖：“我們承擔3500億美元，歐洲承擔1000億美元，為什么歐洲不和我們一樣？唯一該做的就是讓歐洲也承擔一部分......我們一直為北約買單......但北約卻占了我們的便宜......他們（歐洲國家）在貿易上占了我們的便宜......我要對那些國家說：你們不交錢，我就不保護你們。”

從上述公開表態不難看出，特朗普再次執政后的美國在歐洲安全以及美歐關系上明顯呈現出“美國優先”傾向與“交易思維”風格。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在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對歐洲的核心關切設定為“促成俄烏沖突的迅速停火，以穩定歐洲經濟、防止戰爭意外升級或擴大、與俄羅斯重建戰略穩定，并為烏克蘭戰后重建創造條件”。基于此定位，報告還提出了包括促進歐洲獨立自主并承擔自身防務責任、對美進一步開放市場等相關政策。這些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內計劃推進的對歐戰略與政策議程，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未來一段時間跨大西洋關系的總體走向。在俄烏沖突持續牽動歐洲安全秩序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回歸及其所帶來的美國角色重塑與對外政策調整，必然對歐洲安全秩序的重建產生復雜而深刻的影響。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歐洲安全觀”

一切戰略選擇與政策制定，都源自決策者相關認知的形成與理念的構建。相比于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關于美國國家發展路徑及其國際角色的認知在經歷演化后已然清晰，形成了關于“讓美國再次偉大”更為系統性的理念。這些認知與理念不但重新塑造了美國與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的互動關系，而且從地緣秩序、防務、經濟、文明等維度構建起當前美國對歐洲安全以及美歐關系的差異化理解與觀念。

(一)“美國優先”塑造“多極世界”

回歸權力的特朗普不斷強調“美國優先”與“讓美國再次偉大”，而且對這些主要理念形成了更為明確的理解，從而對美國的國際角色逐步形成了新的認知。近年來，特朗普曾多次公開提及并高度贊譽1897年至1901年在任的美國前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將之視為“再次偉大”的“榜樣”。這種贊譽不僅是因為麥金利時代開啟了共和黨在美國政壇上長達三十多年的主導地位，也是因為麥金利治下的美國在所謂“鍍金時代”初步獲得了國際舞臺上的優勢地位。其時的美國經濟實力持續上升至獨大，不斷強化對加勒比等地區的地緣控制卻并未卷入歐洲的世界政治主舞臺，進而避免了過多國際責任。這樣一種利益最大化且負擔最小化的國際角色，完美契合特朗普的當前戰略意圖。

按照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認知與理念及其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具體表述，其在對外政策上已展現出明顯的“內顧”或“內向化”傾向，其唯一目的就是“美國優先”，即讓美國自身獲得最大化利益。這種“優先”或利益最大化，一方面確保美國在經濟、軍事、科技以及國際話語權等諸多涉及國家競爭力的領域的絕對優勢；另一方面減少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對外投入與國際責任，減少提供國際和地區公共品。將“是否優先”“是否利益最大化”作為選擇標準，意味著特朗普所希望實現的更像是一種“有選擇的霸權”。換而言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國家安全戰略的轉變在本質上是“霸權方式”的漸變，而非“霸權方向”的驟變。所謂“有選擇”可體現為：在涉及美國直接利益的地區或領域，美國必須動用其在各領域的絕對優勢來確保其利益。也就是說，在涉及美國直接的切實利益時，必須以絕對優勢維持某種具有等級制色彩的國際秩序，確保美國獨霸這一體系的最頂端。相比而言，在不直接涉及美國利益的地區或領域，美國則毫不猶豫地選擇收縮乃至放棄，絕不介入這些地區或領域的相關事務，反而任由地區或領域內已有權力結構或秩序來發揮作用，這也完全可能引發類似于叢林法則式的國際或地區秩序。

基于“有選擇的霸權”，特朗普及其團隊已多次闡釋其認為在確保“美國優先”情況下國際秩序特別是國際安全秩序可能呈現的相應態勢。正如2025年1月30日剛就任國務卿的馬爾科·魯比奧在接受福克斯電視臺采訪時所言：“單極世界并非常態，只是冷戰的產物......世界終將回歸多極格局，多個大國在地球的不同區域并存。”這與特朗普本人在2025年5月再次執政后首次出訪期間在沙特發表的演講如出一轍：“這里的偉大變革并非來自西方干涉主義者......來自西方的所謂‘國家建設者’摧毀的國家遠比他們建設的國家多得多，而干涉主義者則干預了他們自身都不了解的復雜社會。他們告訴你們該怎么做，但他們自己卻一竅不通。”由此可見，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至少已展現出要構建一個所謂“多極世界”的意圖。在該秩序下，美國在西半球即所謂“門羅主義”所界定的作為“霸權支點”的勢力范圍內，要保持并強化影響力；在沒有直接利益關切的情況下，對其他地區或板塊所形成的其他“極”，美國則選擇最大化地減少投入，盡量超脫、保持置身事外。

（二）“大國協調”下視歐洲為防務“客戶”

在上述版本的“多極世界”下，為實現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完全有可能從第一任期的“大國競爭”轉向第二任期的“大國協調”（great power concert）。一方面，美國不再突出強調針對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遏制，雖然仍會保持某些領域的競爭，但總體上轉為尋求與這些國家嘗試推進一些對美國有利的合作，甚至不排除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況下在全球政治經濟舞臺上劃分各自都能接受的勢力范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國將進一步忽視甚至直接放棄其他參與者，在一些議題上可以與歐洲協調，但在更多議題上也完全可以把歐洲徹底排除在外，反而只相信或依賴主要大國之間協調后的共識性決定。從這個角度出發，特朗普自第二任期以來，為了持續強化在西半球的存在而反復強調對格陵蘭島的訴求，完全可以理解為是試圖在大國協調下劃分勢力范圍、徹底忽視歐洲安全關切甚至損害相關國家乃至盟國主權的霸權擴張表現。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與歐洲傳統上曾共享的安全認知與安全利益將快速瓦解，跨大西洋聯盟繼續加速松動。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再將自身視為捍衛自由秩序的“英雄”或“領袖”，不再認為歐洲安全與其密切相關，進而不再承擔相應責任。自推進亞太戰略以來，美國的戰略重心就已加速從歐洲轉向亞太。美國主導下維持歐洲安全的所謂“歐洲優先”逐漸稀釋，特朗普兩次執政又徹底推動“美國優先”取而代之，并要求歐洲“獨立自主”地承擔防務責任。

第二，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再將俄羅斯視為美國的“安全威脅”，反而將其視為可以從自身利益出發開展大國協調并實現某種合作的重要相關方，甚至可以接受俄羅斯在一定勢力范圍內的主導地位。在其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直接認為歐洲將俄羅斯視為“生存威脅”源自歐洲的“缺乏自信”。基于此，特朗普政府將推動管理并重建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略穩定關系列為優先政策目標。

第三，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再將北約視為“永久擴張聯盟”（perpetually expanding alliance）。正如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列出的優先考慮，要“消除將北約視為‘永久擴張聯盟’的看法，并防止這一現實發生”。毫無疑問，特朗普第二任期對歐洲安全、對俄羅斯定位的理解與往屆美國政府以及歐洲主要國家都存在極大差異，這必然表現為對北約定位以及北約是否面臨生存危機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性觀點。冷戰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美國為保持對歐洲的影響力乃至控制力，積極維護其主導的北約作為歐洲安全架構的戰略定位，也必然要為北約的存續塑造出類似俄羅斯“威脅”的必要理由。但現如今，隨著美國的戰略轉向特別是霸權方式與支點的變化，北約的霸權工具屬性轉弱，必然相應地呈現出限制擴張與減少投入的回縮調整。

特朗普早在2016年競選期間就曾指責北約“過時”并威脅“退出”，上臺后更是強調將美國履行《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即“集體防御”的義務與歐洲盟國“履行其財政義務”掛鉤。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退出”已更明顯且直接成為其實現要挾的杠桿與籌碼，并借此為繼續留在北約提出要價，即明確與歐洲盟友分擔責任，并以交易方式提供防務服務。

一方面，在特朗普看來，北約歐洲成員國基本上是搭美國便車的“賴賬者”，美國為歐洲安全負擔了比歐洲更多的支出。2016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就曾在其競選政見書中這樣回憶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我還是不明白，為什么普京的軍隊進入烏克蘭的時候，德國跟其他國家就木然看著事情發生”。鑒于前任政府采取外交協商方式的收效有限，特朗普認為其第二任期必須采取更直接的施壓方式，以盡快減負。2025年2月，特朗普再次執政后首次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時就曾對其第一任期圍繞北約軍費分擔問題的施壓津津樂道：“北約當時沒錢，因為他們（歐洲國家）多年不繳會費。我說，聽著，如果你們不交錢，我們就不能留在北約、就不能保護（你們）國家。”數天后，在白宮橢圓辦公室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時，特朗普再次提到北約軍費分擔問題，“我們將繼續堅定支持北約，但北約必須加大投入，歐洲國家也必須承擔更多責任......為什么美國要承擔比歐洲多得多的資金和其他費用？”

另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更明顯地傾向于將北約打造為向歐洲盟友推銷防務服務的交易中介機制，凸顯其“交易風格”。2025年７月，在與來訪的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會面時，特朗普詳細介紹了具體思路：“我們將制造一流的武器，并交付給北約。北約可能會選擇將其中一些武器交付給其他國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將從美國采購，運往北約各成員國。”總體而言，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直接以施壓、訛詐以及交易等方式對待北約歐洲成員國，儼然是將這些盟友視為“客戶”來有償提供待價而沽的防務服務。

（三）為經濟安全與歐洲爭利

“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這一貫穿特朗普第一任期對外經貿政策的核心理念在第二任期得以高調延續。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之更新闡述為，“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為維護經濟安全，美國必須決心遏制并扭轉外國勢力對其的持續損害，包括實現貿易平衡、確保關鍵供應鏈和材料的渠道、推動產業“回流”與再工業化，以及重振在全球能源領域的霸主地位。

從經濟安全角度出發，美歐事實上對彼此都至關重要。以經濟體為單位計算，歐盟無論是進出口額還是貿易總量都是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2024年數據，美國與歐盟的貿易額約為1.5萬億美元，同比增加5.7％。2024年美國與歐盟的貨物貿易總額達到9755億美元，美國擁有大概2359億美元的逆差，同比增長13.6％；2024年美國與歐盟的服務貿易總額達到5009億美元，美國享有886億美元的順差，同比增長20.9％。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指出，跨大西洋貿易仍是全球經濟的支柱之一，也是美國繁榮的基石。從制造業到科技再到能源領域，歐洲各行業始終保持著全球最強勁的競爭力。其言外之意是對于與歐洲一樣需要重建制造業、需要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美國而言，歐洲是具有“競爭力”的，要維持經濟安全和足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絕對優勢，美國必須與歐洲爭奪經濟利益、迫使歐洲接受有利于美國的經濟合作新框架。

顯而易見，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經貿議題上已展現出嚴重的“受害者”心態和“交易風格”。其具體表現為：主張實現所謂“貿易平衡”，即減少逆差、保持乃至增加順差，并認為美國若要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歐洲就必須在經貿上回饋美國。

第一，特朗普認定美歐之間的貿易并不公平，歐洲占了美國便宜，甚至美國任歐洲“宰割”。在美國農業、制造業以及能源產業等利益的驅動下，為了實現捍衛中西部藍領中下層勞工群體利益的政治承諾，特朗普曾多次強調美國購買了大量歐洲產品（如汽車等），但歐洲并未相應地充分購買美國的農產品或能源產品等。比如，特朗普在2025年３月會見來訪的愛爾蘭總理米歇爾·馬丁時就曾抱怨，“他們（歐盟）不購買我們（美國）的農產品，也不購買我們的汽車。我們卻購買了（歐盟的）數百萬輛汽車，寶馬、奔馳、大眾，應有盡有。”

第二，特朗普要盡全力保持乃至擴大美國數字產業等服務業在歐洲已有的優勢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曾多次明確反對歐盟針對美國服務貿易產品加征數字服務稅（digital service tax）甚至予以調查、限制乃至司法起訴等的做法。也是在與愛爾蘭總理會面時，特朗普還抱怨，“他們（歐盟）盯上了很多美國公司......蘋果是一家很棒的公司，但卻要為一場我認為根本站不住腳的（歐盟發起的）訴訟支付160億到170億美元的賠償。”

第三，特朗普傾向于以提供防務服務為條件來換取美國在歐洲實現經濟利益的更多機會。比如，特朗普多次強調，要效仿歐洲以貸款形式為烏克蘭提供援助，從而讓美國得到相應的經濟回饋與補償，并要求以控制烏關鍵資源或參與烏戰后基礎設施重建等方式來實現美國利益。

（四）糾正歐洲“文明消亡”前景

“歐洲安全的本質問題是價值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副總統萬斯在2025年2月14日出席第六十一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時的演講中直接表達了對歐洲價值觀、民主制度以及社會現狀的嚴厲批評。如此令歐洲難以接受的論調，反映出特朗普及某些共和黨勢力的一貫看法。早在特朗普首次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的2016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的黨綱中就曾明確提出，美歐之間的歷史紐帶建立在共同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共同利益與目標之上，但由于歐洲大陸面臨的經濟問題與人口變化，美歐紐帶的維系并非理所當然。甚至黨綱直接批評稱，某些歐洲盟友正逐漸背離美國人所珍視的價值觀。2025年4月，在白宮橢圓辦公室與來訪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會面時，特朗普也曾表達類似看法，“我希望歐洲再次偉大。歐洲正經歷著諸多問題，其中很多都與移民有關。我一點也不贊同歐洲在移民問題上的做法。我認為他們必須變得更聰明，因為他們在移民問題上的所作所為正在嚴重損害歐洲的利益。”

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歐洲的價值觀問題直接上升為比經濟衰退更為嚴重的“文明消亡”（civilizational erasure）的前景問題。特朗普政府認為，歐洲所面臨的移民、文化與宗教的變化、低出生率以及歷史身份喪失等問題如果延續下去，不到二十年后的歐洲就將面目全非，將無法維持作為美國盟友所需的強大經濟與軍事力量。鑒于此判斷，美國需要幫助歐洲糾正當前錯誤的發展軌跡，推動其重新回歸傳統且真正的基督教文明，提升“歐洲愛國政黨”（patriotic European parties）的影響力，防止任何敵對勢力主導歐洲秩序。

將歐洲價值觀乃至文明現狀塑造并上升到“文明安全”或者“政治安全”“治理安全”的維度，源自特朗普對于美國自身文明特別是其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方向逐漸明確的偏好。自第一任期以來，特朗普持續表現出對于西方文明更具“白人至上”色彩乃至宗教保守主義色彩的理解。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更傾向于認為美國與歐洲共同構成了西方文明，美國是當今西方文明的中心，歐洲則是往昔西方文明的根源。移民、人口結構等所帶來的族裔、宗教乃至文化、文明的劇烈變動如果在作為往昔根源的歐洲大行其道，當然也就同樣可以在作為當今中心的美國擴散并為人接受。一旦出現這種共振，就意味著美歐共享的西方文明將先后為多元文化主義重塑。這種可能性當然是特朗普絕不希望看到的，卻又是美國民主黨陣營目前所樂見的。正是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將所謂“文明消亡”的前景威脅界定為來自西方（即美歐）內部而非外部，美國必須“刀刃向內”地阻斷西方文明在歐洲滋生出其不可容忍的多元變化，以此來確保西方文明在美國內部維持其傳統或保守樣態，確保特朗普及其共和黨所偏好的價值觀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關于歐洲“文明消亡”前景的判斷，小布什政府期間由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提出并影響至今的所謂“新歐洲”與“老歐洲”或歐洲的“新世界”與“舊世界”的分裂式論述具有邏輯或價值觀意義上的延續性。在特朗普看來，所謂“新歐洲”當然主要就是那些恪守傳統宗教色彩的西方文明觀念的中東歐國家（也包括南歐意大利等國），而“老歐洲”則是那些致力于構建所謂世俗世界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的西歐國家。特朗普明顯將前者視為傳統西方文明在歐洲的最后捍衛者，而后者則是將歐洲及其文明推向崩潰邊緣的“罪魁禍首”。

二、美國在重建歐洲安全秩序中的角色

基于上述對于歐洲安全以及美歐關系的認知與理念，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歐洲安全秩序問題上總體扮演著一個以“美國優先”為原則、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爭議性乃至破壞性角色。在地緣安全維度上，面對俄烏沖突，美國充當著自我圖利的調停者。在防務安全、經濟安全和文明安全等維度上，美國則分別是防務的有償分擔者、掠奪利益的關稅操縱者以及文明的介入塑造者等角色。

(一)俄烏沖突的自利調停者

面對持續延宕的俄烏沖突，特朗普在再次競選時就曾多次拋出要盡快停止沖突的競選承諾。再次執政后，特朗普明顯更為關注應對俄烏沖突這一熱點問題，甚至呈現出熱點強于重點、熱點對重點形成戰略資源擠壓的態勢。俄烏沖突的走向涉及特朗普第二任期規劃的總體對外戰略議程及希望實現的自我獲利目標。其最基本的議程即至少在其任期內暫時停止或凍結軍事沖突，從而停止美國對烏援助，停止對其自身而言沒有切實收益的對外投入。在此基礎上，特朗普政府傾向于借助俄烏沖突來實現更多現實利益。一是嘗試與俄羅斯修復關系、實現戰略穩定，推進一些其所需領域（如能源安全、關鍵礦產）的可能合作；二是借勢在烏克蘭擴大經濟影響力，控制其能源、關鍵礦產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領域，在未來戰后重建中攫取更多實際利益；三是讓歐洲未來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減少自身投入的同時向歐洲大量出售美國軍備。

1、對俄羅斯的態度與做法

特朗普政府傾向于保持對俄極限施壓與美俄大國協調兩條主線同步推進，以繼續施壓來為其在大國協調中創造更多杠桿。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繼續對俄制裁，保持極限壓力，試圖以此令俄接受停火等要求。再次執政不久，特朗普就對俄發出加征關稅并追加制裁的警告，測試俄達成結束沖突協議的可能性。2025年2月美俄首次大國協調后，特朗普政府又宣布對俄制裁延長一年，以保持壓力。4月底，由于從《烏克蘭-美國礦產資源協定》（簡稱《礦產協定》）中獲得巨大利益，特朗普政府又轉而對俄施壓。隨著拜登政府對烏援助的徹底用盡，特朗普在8月初再次以所謂“二級關稅”、加強核潛艇部署等方式對俄施壓。8月15日美俄元首會晤涉及油氣資源合作的可能性，但特朗普政府又在10月為促使俄接受停火而追加對其石油公司的制裁。

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政府團隊多次與俄方互動，推動大國協調。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再次上臺后首次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2月18日，美俄代表在沙特會面，直接推動了繞開歐洲特別是烏克蘭的談判進程，嘗試建立美俄高級別聯絡機制并最終實現兩國經濟和外交關系的正常化。5月19日，特朗普與普京再次通話，試圖實現第二次大國協調，但終因俄拒絕“30天停火”而“未見成效”。8月15日，特朗普與普京在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舉行元首峰會，實現了第三次大國協調。特朗普在會后公開表示：停火未必是達成和平協議的前提，烏克蘭或需以領土“交換”停火或和平協議。10月16日，特朗普受邀與普京通話，為布達佩斯會晤做準備，但會晤因俄拒絕美停火建議而取消。1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對外公布了一份包含28點內容的計劃草案。這份計劃草案由美俄代表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協商達成，可將之視為第四次大國協調的共識。

2、對烏克蘭的態度與做法

特朗普政府傾向于迫使烏克蘭接受美俄大國協調所達成的共識，并以提供安全保障等為由反復施壓烏克蘭，令其提供經濟利益與關鍵資源。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與俄大國協調后轉而施壓烏克蘭。2025年2月美俄首次大國協調后，特朗普政府轉而向烏克蘭施壓，以暫停對烏軍援以及情報共享為杠桿，迫使烏與美正式簽署了符合美利益的《礦產協定》。5月19日美俄領導人通話未達成成果后，特朗普再次對烏施壓，但烏并未在領土問題上有任何讓步。8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宮與澤連斯基等多位歐洲領導人會面，推銷8月15日美俄元首峰會所形成的大國協調共識，但烏克蘭在停火、領土以及安全保障等問題上難以接受。1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對外公布28點計劃草案后，再次對烏施壓，要求烏在感恩節前予以接受。該草案包含烏將大片領土割讓給俄，限制烏駐軍規模（60萬），以及禁止烏尋求加入北約但可有條件尋求加入歐盟等條款。面對美反復施壓，烏克蘭在12月24日對外公布了20點計劃草案，回應美利益最大化訴求的同時在停火、領土以及安全保障等問題上提出了不同議程。12月28日，澤連斯基前往海湖莊園與特朗普會面，雖達成某些共識，但在領土問題上烏仍堅持自己的立場。

另一方面，特朗普通過各種方式從烏克蘭攫取經濟利益與關鍵資源。早在2024年10月，澤連斯基就正式提出與美歐礦產投資合作的計劃，以經濟利益換取安全保障。2025年1月第二任期伊始，特朗普就提出要烏為美軍援償還5000億美元或等值的稀土資源，但遭烏強烈反對。2025年2月美俄首次大國協調的同時，特朗普政府再次提出要求控制烏50%關鍵礦產資源。面對巨大壓力，澤連斯基于2025年2月28日前往白宮。原本希望以《礦產協定》來安撫美，但卻因戲劇性爭吵而打亂節奏，并引發了特朗普政府以暫停對烏軍援以及情報共享為杠桿的極限施壓。為緩和關系，烏克蘭先于3月11日在沙特與美談判接受了30天停火建議，后于4月30日與美正式簽署了一定程度上綁定美國利益的《礦產協定》。在簽署協定前后，特朗普多次表示對烏絕對支持。1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公布的28點計劃草案中又涉及要求支付美安全擔保費用、俄被凍結海外資產中拿出1000億美元用于烏重建，以及歐洲追加對烏投資1000億美元等有助于美從中獲利的條款。

3、對歐洲的態度與做法

特朗普政府傾向于將歐洲孤立于任何談判之外，令其被動接受既成事實并為之付費買單。如上文所述，特朗普一直認為美國對俄烏沖突的投入遠多于歐洲，而歐洲本應承擔更多。從這一執念出發，特朗普再次執政后秉持的立場是，基本無視歐洲國家的訴求，僅與俄羅斯進行大國協調再強加于烏克蘭，最后讓歐洲接受既成事實。2月12日特朗普與普京通話當天，已由英國協調的烏克蘭防務聯絡小組會議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舉行。與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彼特·赫格塞思明確表示，歐洲應向烏提供更多財政與軍事援助，美國將專注于自身安全且不會向烏部署維和部隊。

（二）歐洲防務的有償分擔者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續第一任期對北約成員國的各種施壓，仍然反復強調北約盟友要提高軍費，分擔美國原本承擔的所謂更多軍費支出。2024年再次競選期間，特朗普繼續多次抨擊北約，聲稱如果北約國家不支付“賬單”，他將不會保護該國免受俄羅斯入侵，甚至會“鼓勵”俄羅斯“為所欲為”。

事實上，冷戰期間幾乎每位美國總統都試圖讓歐洲國家為北約付出更多，但均收效甚微。“9·11”事件后，小布什和奧巴馬前后兩任政府更是多次呼吁北約盟友增加軍費支出，與美國共同分擔責任。2014年，北約于威爾士峰會期間達成共識：對尚未達到軍費占GDP2%目標的成員國，要求其力爭十年內實現該軍費占比目標。而這一目標顯然并不符合特朗普的要求，其第一任期就以“退出”為要挾，提出北約成員國將軍費支出提到占GDP的3%到4%的要求；而在2024年競選期間更是將對北約成員國軍費分擔要求提高到GDP的5%。在特朗普確認再次當選后，為應對其回歸并“留住”美國，北約歐洲成員國就曾討論過將軍費支出提高到GDP的3%乃至3.7%的可能性。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的2025年年初，北約全部三十二個成員國都達到2%或以上，實現了威爾士峰會的目標，其中美國為3.22%，低于波蘭（4.48%）、立陶宛（4%）、拉脫維亞（3.73%）、愛沙尼亞（3.38%），以及挪威（3.35%）等五國。即便如此，特朗普再次執政后仍多次批評北約，矛盾焦點仍是成員國分擔不足。相比于第一任期的“退出”要挾，特朗普此次直接以俄烏沖突作為警告來迫使北約歐洲成員國提高軍費分擔。在2025年2月27日與來訪的英國首相斯塔默會面時，特朗普曾表示，“烏克蘭的災難恰恰表明，英國和其他北約伙伴國為何必須大力投資國防能力。在很多情況下，GDP的4%或5%是合適的。”

2025年6月24日至25日，北約在荷蘭海牙舉行領導人峰會。在特朗普愿與其他成員國一道重申《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即“集體防御”的同時，所有成員國都承諾將在2035年前將軍費支出調整到GDP的5%。其中3.5%用于核心防御需求以實現北約安全能力目標，1.5%用于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等。北約歐洲成員國認為，此次峰會至少讓特朗普親自做出“集體防御”承諾，實現了對美國的拉攏至少是安撫。而特朗普自認為這是其個人及美國的勝利，并表示北約已不再是“敲詐勒索”組織。

如果按照5%的目標測算，美國在2023年分擔北約軍費開支份額的68.7%就可降至53.8%，這顯然有助于減少美國對外的戰略投入。與此同時，歐洲盟國在一定時間段內在軍費上的大幅擴充，直接意味著規模且額度都極為可觀的軍購訂單。即便歐盟專門設定了涉及1635億美元的軍購貸款池來支持購買歐洲各國境內自產軍備，但作為全球范圍內長期獨大的軍備提供商（占比42%）的美國，其軍工利益集團也完全有更多機會和更大空間從歐洲擴充軍備、增加軍費中賺得盆滿缽滿。這也是特朗普政府通過有償防務服務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的愿景。正如特朗普在2025年10月會見澤連斯基時坦言，“我們把東西送到歐盟，他們付錢，他們錢多得是。”

（三）掠奪歐洲利益的關稅操縱者

同樣延續了第一任期的“關稅大棒”，特朗普第二任期繼續將歐洲盟友視為最具價值且最容易掠奪的對象，對作為第一大貿易伙伴的歐盟及歐洲其他國家，很快推出關稅措施。比較而言，歐盟雖有反制，但總體上被動，難以或無法堅持有效反擊，最終不得不接受對美更有利的新安排。正如特朗普在白宮與馬克龍會面時毫不回避地談到：“如果他們（歐盟或歐洲國家）向我們收20%，我們就向他們收20%。如果他們向我們收30%或40%，我們也對他們這樣做。這些最終都會由歐洲自己承擔。”

迫于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就多次發出的關稅威脅，歐盟曾于2025年2月7日提議將對美汽車關稅下降10%，并增加對美的液化天然氣和軍備的采購。但這一表態顯然無法滿足特朗普“美國優先”及其利益最大化的訴求。2月10日和11日連續兩天，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先后宣布針對進口鋼鐵和鋁加征25%關稅，涉及德國、英國及意大利等多個歐洲國家。2月21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重啟其第一任期開展的針對數字服務稅的“301調查”，并將以加征關稅等方式來打擊外國政府對美公司征收的數字服務稅、罰款等任何“歧視性”做法。3月12日鋼鋁關稅生效后，歐盟宣布反制，準備在4月1日開始對價值260億歐元的美國進口的工業和農業產品加征關稅。形成對比的是，英國卻明確表示不采取報復措施，反而強調將降低英國數字服務稅，旨在進一步緩和與美經貿摩擦。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宣布美國進入所謂“緊急狀態”，并對全球多個主要貿易伙伴加征所謂“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對采取反制的歐盟的輸美產品加征20%關稅，對不采取反制的英國的輸美產品加征10%關稅。4月3日，特朗普再次宣布將對美進口汽車加征25%的新關稅。4月9日，由于國內外壓力，特朗普宣布所謂“對等關稅”將推遲90天執行，其稅率也可降至最低的10%。進而，歐盟也暫停了反制措施，轉而與美國展開談判。

2025年5月8日，特朗普政府對外宣布與英國達成新的經貿協議，內容涉及英國取消針對美相關產品的關稅、允許進口美國牛肉等農產品，以及美國保持針對英國相關產品10%關稅等內容。同日，由于美歐經貿談判陷入僵局，歐盟開始計劃將報復性關稅目標擴大到價值1000億歐元的美國進口產品。隨后，特朗普多次向歐盟發出加征關稅威脅，對于指定產品的關稅加征幅度從30%到50%不等。值得注意的是，為進一步向主要貿易伙伴施壓，特朗普在6月3日宣布將鋼鋁關稅直接從25%擴大到50%，僅對英國限期豁免。

2025年7月27日，特朗普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蘇格蘭會晤，宣布美歐達成新的貿易協議。具體而言，美國將對大多數歐盟產品（包括汽車、半導體以及醫藥產品等）繼續征收15%關稅，歐盟將從美國購買價值7500億美元的能源產品，并將從美國購買軍備，還將計劃在美投資6000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15%的關稅為最低稅率，不會改變已征收商品的較高稅率。這顯然遠高于原本歐盟商品享有的約4.8%的稅率，也與歐盟領導人預期的水平存在落差。當然，歐盟隨后也強調購買與投資的條款不具約束力、無法強制私營企業執行。8月21日，美歐雙方又正式對外宣布了7月27日貿易協議的具體細化版本。其內容涉及歐盟計劃取消對所有美國工業品的關稅、美國將對大部分歐盟輸美商品設定15%的關稅上限等，但鋼鋁關稅仍維持50%。

在與歐盟簽訂新貿易協議后，特朗普政府仍反復就數字監管、醫藥產業等問題對歐盟施壓。一方面，特朗普繼續對歐盟的數字監管相關立法大肆批判。2025年11月，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和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訪問布魯塞爾時曾提出歐盟可用數字監管方面的讓步來換取特朗普政府考慮降低鋼鋁關稅的提議。另一方面，特朗普在9月25日宣布將在10月1日針對進口的所有藥品加征100%關稅，徹底推翻了8月具體細化的美歐經貿協議的相關內容。隨后，各國醫藥業公司與特朗普政府直接簽訂協議，內容涉及降低藥價、投資美國等內容，換取了三年關稅豁免。

此外，在與歐盟達成新貿易協議的同時，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年內經過比較波折的談判最終與非歐盟成員國的瑞士和列支敦士登達成經貿協議，征收不超過15%的累計互惠關稅，這兩國也將向美國投資2000億美元，并計劃取消針對農業、工業以及數字服務等領域的稅收。

（四）歐洲文明的介入塑造者

2016年的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無疑是當時震驚世界的兩大“黑天鵝”事件，凸顯了西方文明面對挑戰時的跨大西洋聯動性。以此為起點，從首次執政到重新回歸，特朗普政府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始終試圖影響乃至塑造歐洲文明。其手段主要是政治上的聯動，特別是對歐洲各國選舉政治的介入。

2016年，作為英國脫歐的關鍵推動人物之一的英國獨立黨人奈杰爾·拉法奇（Nigel Farage）就曾受邀出席了提名特朗普為總統候選人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曾短暫擔任過特朗普總統高級顧問的史蒂夫·班農在2017年8月卸任后又轉而前往歐洲，直接投身于歐洲多國右翼乃至極右翼政黨的政治運動與社會動員之中。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已成為英國改革黨黨首的拉法奇再次受邀出席特朗普的競選造勢活動。同年，拉法奇以及英國保守黨籍前首相利茲·特拉斯等多位歐洲政治人物都出席了在美國馬里蘭州舉辦的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CPAC）并公開發表力挺特朗普的言論。而在2025年的CPAC會議上，同屬保守派陣營的斯洛伐克現任總理菲佐也受邀出席并發言，竭力吹捧特朗普在俄烏沖突以及能源議題上的政策立場。

2025年2月中旬，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的美國副總統萬斯與當時正準備競選的極右翼德國選擇黨（AfD）領導人魏德爾會面。當時，已出任特朗普總統高級顧問的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支持德國選擇黨，并與魏德爾共同參加線上對談。這些舉動基本上可以表明特朗普政府至少是特朗普相關陣營對德國選擇黨的支持。5月初，當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BfV）將德國選擇黨列為“右翼極端組織”時，特朗普政府幾乎在第一時間予以嚴厲批評。而當特朗普政府公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批評歐洲“文明消亡”時，德國選擇黨也回應稱：正在與國際盟友并肩作戰，力求保守主義復興。

雖然德國選擇黨最終被排除在聯合政府之外，但特朗普政府公開支持的另一個國家的保守派力量卻最終勝出掌權。2025年5月1日，特朗普在白宮會見了波蘭法律與公正黨（PiS）總統候選人卡羅爾·納沃茨基并公開支持后者參選。事實上，自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就極為推崇特朗普及其理念，并明確反對文化自由主義或所謂“覺醒”議程。法律與公正黨的國會議員們甚至喊出了“讓波蘭再次偉大”這種頗具特朗普色彩的政治口號。5月27日，CPAC會議在波蘭舉行，特朗普政府專門派出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出席并發表演講支持納沃茨基。諾姆在演講中聲稱：“特朗普對我們而言是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但如果你們讓納沃茨基成為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你們也就有機會擁有一位同樣強有力的領導人。”最終，納沃茨基在6月1日舉行的第二輪選舉中險勝并當選波蘭總統。同樣受到特朗普回歸的刺激，捷克的“不滿公民行動”黨（ANO 2011）在2025年10月舉行的國會眾議院選舉中勝出，并與其他兩個小黨成功組建聯合政府；12月9日，作為該黨領導人的捷克前總理巴比什再次出任總理。在競選期間，巴比什一直以特朗普支持者身份自居，還曾提出“捷克優先”（Czechia First）等政治口號。這些受到特朗普間接乃至直接影響的歐洲政壇變動，形成了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保守派力量介入乃至塑造歐洲選舉政治的所謂“新模式”。

此外，或可稱得上美國直接介入乃至干涉歐洲文明的另一種“模式”是：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主導的國務院已要求美國駐外的外交官要與包括歐洲各國在內的東道國政府溝通，向對方強調移民政策給其國家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國際角色方面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魯比奧還要求外交官要特別注意將外國政府支持非法或大規模移民的案例納入年度國別人權報告當中。

三、對歐洲安全未來發展的影響

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動了一系列與其第一任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重大政策調整，不但令美國自身的內政外交進入了充滿不確定性的未知領域，而且也對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政治經濟及安全秩序造成了巨大影響。雖然關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特別是其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宣誓的對外戰略能否落實或能影響多久的爭論持續存在，但面對當前依舊延宕的俄烏沖突，再加上未來三年內歐洲政治所具有的較大不確定性（如法國等多個歐洲國家將面臨大選），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對歐洲安全以及美歐關系持有的理念及其扮演的角色，極可能會對歐洲安全秩序的前景產生關鍵性影響。

（一）自我獲利的調停恐難以有效解決俄烏沖突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已多次與俄烏雙方互動，從自身利益出發多次嘗試暫停或凍結俄烏沖突。但必須看到的是，先與俄羅斯大國協調，后強加于烏克蘭令其接受，盡全力將歐洲排除在外，這種調停方式必然給問題的解決增加復雜性與難度。

第一，特朗普政府傾向于先進行大國協調的做法導致俄烏沖突所需要解決的關鍵矛盾進一步無解。必須看到，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停火、領土以及安全保障等問題上的立場存在較大距離。在美俄大國協調中，特朗普不會代表烏克蘭的訴求而只是追求美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結果是，在大國協調后特朗普往往會表現出總體上更接近俄立場的傾向，并轉而對烏施加壓力。但對烏克蘭而言，難以想象在這些問題上做出完全符合俄偏好的重大妥協。其導致的結果是，雖然各方之間進行了多輪雙邊互動，但最終仍無法繞開停火、領土以及安全保障等最基本的核心問題。即便能達成某些共識，但由于這些問題終究難以化解，共識能否延續也存在很大疑問。

第二，特朗普政府在俄烏沖突中自認為的“第三方”調停者角色本身也存在明顯的權力結構矛盾。必須看到，美國顯然并非與俄烏雙方都毫無關聯的單純“第三方”，而實際上是烏而非俄的所謂“單方盟友”。以“單方盟友”的客觀身份充當自認為的“第三方”去推進調停，往往會因其平衡度和所謂“公信力”難以令雙方共同認同，甚至無法令任何一方接受，故而其提出的調停方案也就更難形成共識并得以執行。具體而言，作為“單方盟友”而非“第三方”，美國先通過大國協調與俄達成某種共識，然后強加于烏的做法存在嚴重的內在矛盾。特朗普在停火、領土以及安全保障等問題上強加于烏、讓烏接受的最關鍵杠桿即停止對烏援助。不過，一旦停止對烏援助，在沒有停火的情況下，俄必然會加大對烏的攻擊力度，從而在戰場上擁有更多優勢。如果俄方能夠實現這個目標，極可能向美提出更高要價，大概率會引出新一輪大國協調，推翻前次共識。這也就形成了一個自我循環的惡性“怪圈”。事實上，烏克蘭前外長德米特羅·庫列巴（Dmytro Kuleba）也曾提出過類似問題，認為特朗普政府在過去一年中多次針對俄烏沖突的做法和提議均無法實現，簡直是如出一轍，幾乎都處于同樣的結構和邏輯之中。

第三，特朗普政府在俄烏沖突調停中對歐洲的定位存在矛盾性，從根本上無助于有效調停。特朗普政府希望歐洲承擔對烏援助，而歐洲在事實上也已更多承擔起相關投入，而且掌握著俄羅斯被凍結的大部分海外資產。這些態勢一方面導致美國強加于烏的杠桿逐漸失效，烏已更多接受歐洲而非美國援助，美對其影響力相對下降；另一方面這也增加了俄羅斯在戰場上迅速實現額外優勢的難度，從而降低了很快推翻共識而進行新一輪大國協調的需求，有助于保持美俄共識的穩定性。其結果是烏克蘭更有可能堅持不接受美俄大國協調所達成的共識。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在客觀上還是盡可能將日漸承擔更多責任的歐洲邊緣化，拒絕回應其符合財政投入的相應話語權的要求。其結果必然是美國在俄烏沖突相關各方中都更難以實現足夠的平衡度與所謂“公信力”，從而更難徹底推動俄烏雙方接受調停方案特別在關鍵問題上達成長期且穩定的一致。俄烏沖突進入第四年，國際社會仍不確定是否到了該思考“后俄烏沖突”背景下歐亞大陸安全機制前景問題的最后時刻。但毫無疑問的是，特朗普政府作為調停者的上述矛盾性無助于解決危機，即便沖突暫停，也難以判斷其長期的穩定性，甚至不排除形成持續失血的“地緣創面”。

（二）軍費增長強化戰略自主還是引發新的安全隱患?

特朗普第二任期放棄對歐洲安全保障的投入、將盟友視為“客戶”而提供有償防務服務的新定位，以及2035年北約各成員國軍費開支增至GDP5%的目標，有可能為歐洲安全秩序前景留下巨大的陰影。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舉措有可能讓歐洲的戰略自主迷失方向。雖然所謂“戰略自主”對歐洲而言仍非一蹴而就的現實目標，但特朗普政府放棄對歐洲安全保障的投入，至少為歐洲強力推進戰略自主提供更多理由與動機。不過，特朗普顯然并非“放任”歐洲“自主”，其前提是要在歐洲實現利益最大化。換言之，特朗普不會關心如何塑造盟友體系，但卻關心如何塑造盟友來為其自身謀利。他不但希望北約成員增加軍費以減少美國投入，還要確保這些國家將增加的軍費用于從美國購買軍備。屆時，具有高軍費比例以及更多美國軍備的歐洲國家，恐怕與歐洲長期期待的“戰略自主”存在距離。其原因是，上述國家雖然不再直接依賴于美國軍事力量提供的安全保障，但卻更加高度依賴美國的軍工產業。即便如上所述，歐盟正在推進采購自產軍備的計劃，但其導致的很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有針對性的進一步極限施壓或者美國軍工企業轉而直接在歐洲投資生產而實現的“改頭換面”。這在任何意義上都難言是真正的“自主”，更像是一種被隱形控制的更為被動的所謂“自主”。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舉措有可能改變歐洲各國的安全認知需求，或刺激地緣安全顯現新風險。在俄烏沖突延宕的背景下，歐洲國家（尤其是西歐，即所謂的“舊歐洲”國家）與俄羅斯未來修復關系、展開合作的可能性極為有限。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所謂的“與俄羅斯重建戰略穩定”對“舊歐洲”而言可能也僅意味著應盡可能保持軍事威懾，以避免雙方都不希望看到的沖突。從這個角度出發，北約歐洲成員國將以在美國不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應對俄羅斯“威脅”為理由來提升軍費、強化軍力。比如，至少自2025年以來，英法兩國在核力量方面動作頻出，頗有推動歐洲“核自主”并實現歐洲自身的“核威懾”之勢。德國也宣布將在2035年前將現役部隊從18萬人擴充到26萬人、預備役同步增至20萬人，計劃打造歐洲最強軍隊。歐洲主要國家的這些擴軍舉動是會強化地區安全，還是會引發相關國家或地區的緊張乃至連鎖反應，目前仍難以回答。又如，特朗普施壓下北約成員國接受的5%目標，相比于2025年各成員國2.76%的平均水平，新目標的確較高。特別是以英法德為代表的較多歐洲國家近年來面對經濟增長乏力和預算赤字飆升等困境，這些國家還能同意5%目標，似乎頗有要通過軍費提升來刺激經濟的意味。而這種經濟刺激的方式也完全有可能外溢并刺激到相關國家的外交與防務政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公布的2024年數據，全球只有烏克蘭、以色列、阿爾及利亞、沙特、俄羅斯、緬甸、阿曼及亞美尼亞八個國家的軍費開支達到并超過了GDP的5%。這些國家要么深陷內外沖突，要么所在地區正在經歷戰爭，應該說均為“非常態”。如果北約歐洲成員國未來都實現5%目標，這種“非常態”是否會喚醒某些國家間的歷史積怨或現實矛盾的集中爆發，或者外溢到其他國家或地區。為防御威脅的舉動反而制造出更大的真正“威脅”，是需要警惕的現象。同樣嚴峻的是，北約成員國軍費普遍提升所產生的巨大軍工產能與市場要如何消化，是否會引發不可預料的沖突乃至戰爭，也是需要密切關注的安全隱患。

（三）經濟安全與“文明獨立”

從特朗普第二任期與歐洲的關稅博弈看，美國總體上占據了主導地位。面對歐盟的妥協和退讓，特朗普政府仍反復操縱議程、隨時提高要價，以多次極限施壓制造更大妥協的方式來逐漸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同時，如上文所述，由于歐洲已很難與俄修復關系或開展能源合作，歐洲國家（尤其是西歐，即所謂的“舊歐洲”國家）為了抵御來自俄的所謂“能源武器”威脅、盡可能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除了推進所謂綠色能源轉型外，主要就是推進與中東地區以及北美地區的密切合作，其中必然涉及增加從美國的油氣資源進口。加之，為應對俄羅斯“威脅”，北約歐洲成員國除了自身生產外，完全可能增加從美國購買軍備的力度與規模。這就意味著，從農產品、制成品到服務產品，從油氣資源到軍備，美國正在對歐洲經濟形成更為深度的介入。這種狀態所導致的必然是跨大西洋經貿關系密切卻失衡的發展，歐洲的經濟安全將面臨嚴峻挑戰。

經濟的被介入甚至被控制的可能，必然意味著在文明或者政治上被“糾正”或被塑造。第二任期以來，特朗普政府通過介入競選政治等方式對歐洲主要國家政治所造成的切實影響仍然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歐洲的右翼保守派政治力量也未必都對特朗普以及美國抱有好感。特別是由于美國對歐洲經濟的種種介入乃至控制，未來有望染指政治的右翼保守派政治力量或所謂的“歐洲愛國政黨”完全有可能不認同甚至堅定反對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對歐政策，反對與美國密切合作。因此，特朗普政府對歐洲某些國家政治塑造的實際影響有可能未必是推動產生多少所謂“親美”的歐洲右翼保守派政府，而是進一步“分而治之”，即不斷激化歐洲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對抗，或者說是美國保守派眼中的“新老”歐洲之間的對抗。

必須看到，這種正在為美國挑起的歐洲內部的文明分裂與對抗，完全有可能瓦解歐盟，破壞歐洲各國共同建立起來的跨國治理框架。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保守主義理念顯然要否定自由主義，否定這個把歐洲各國綁定在一起的政治或文明理念。面對這種破壞歐盟根基、影響歐洲文明乃至是政治安全或治理安全的可能性，歐洲應該團結起來捍衛自身所特有的價值觀。正如馬克龍2017年以來長期呼吁的那樣，歐洲應該堅守一種屬于西方文明但又區別于或獨立于美國文明的歐洲文明，以所謂“文明獨立”來弱化特朗普及其美國的影響。當然，歐洲的“文明獨立”路徑也必然面對著諸多挑戰：歐洲各國固有的碎片化且缺乏共識性的文化敘事，原本就難以形成一個整體；加之，基于被美國強化影響的經濟基礎，以此為物質存在的歐洲更難形成合力來推動“文明獨立”的思想構建。從經濟安全面對的嚴峻挑戰到文明安全的可能失守，背后是美國從幫助歐洲解決碎片化困境從而維持西方盟友體系到利用歐洲碎片化困境來分而治之并從中謀利的角色巨變，體現出的是歐洲治理思維面對美國霸權思維沖擊時的極度脆弱性。

四、結語

特朗普第二任期對歐洲安全以及美歐關系的認知與理念，特別是其在重建歐洲安全秩序過程中的角色與影響，可以最簡練地概括為一句話：讓歐洲自己重建安全秩序。

長期以來牽動乃至塑造著歐洲安全秩序的兩個大國，即美國與俄羅斯，都正在發生重大的內外變化。這些變化導致歐洲必須重新審視自身與所處國際安全環境的關系。對美國而言，國內政治在未來一段時間的“內顧”趨勢不可避免，其在不具備切實利益回饋時恐怕不會對外投入或提供公共產品。同時，美國在對外政策上更為關注其國家核心利益與競爭力所在的西半球以及亞太地區而非以往的歐洲，這是歐洲不得不面對的客觀現實。美國的內外變化，似乎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啟的，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得到更直接乃至更露骨地體現，但卻并非特朗普所能決定的。即便是拜登政府四年任期也并未徹底扭轉“內顧”趨勢，只是做出了一些難掩留戀之意的所謂權衡而已。這就意味著，歐洲乃至世界都要認識到，美國當前的內外調整是歷史趨勢性的，也許是“周期性”的，也有可能是“方向性”的，但必然會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持續。這并非特朗普第二任期結束就會取消警報，也很難因2028年后可能的政黨輪替就出現任何本質性逆轉。相比而言，俄羅斯在十年之內兩次針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俄歐之間歷史遺留的、具有地緣結構限制的且反映某些國內政治需求與民意訴求的嚴重矛盾。這些矛盾在過去十多年內愈演愈烈，在未來恐更難化解。

塑造歐洲所面對的安全秩序和外部環境的最重要兩個大國和兩個因素，都已展現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較為明確的態勢與方向。這些都不是歐洲的主觀幻想或客觀努力能有效改變的。在美俄的夾縫之中，歐洲的唯一選擇其實就是形成合力來努力重塑自身的安全秩序，將其在經濟與社會層面的跨國治理有效延伸到外交與安全領域，代表歐洲不同地區及其訴求的主要大國要更多達成一致并發揮協調作用，采取各種方式解決好自身碎片化困境，才有可能以一個整體成為國際舞臺上的“一極”。

作為“一極”的歐洲整體，將可能不再是美國的負擔，反而可能再次成為美國的需要。在長期面對大國博弈、需要持續應對地緣政治重大議題甚至面對未來的多極化趨勢時，美國或許會需要與作為伙伴的歐洲共事。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仍持續發展演進的今天，歐洲作為一個更具真正自主性的力量，完全有機會與其他力量一起重塑大國關系與世界安全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