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畫證文 以跡見心

包慧怡

圖①為私人收藏，圖②③④版權所有者均為英國國家肖像館。

關于文學與繪畫之間的有機辯證關系，或以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在《詩藝》中的“畫如此，詩亦然”(Ut pictura poesis)最為著名。這則拉丁短語曾被譯為“書畫同源”“詩畫同質”“詩畫一體”，在后世激起無數辯論，萊辛在《拉奧孔》中提出的“詩畫異質說”便是個中典例。

一份手稿背后承載著作家怎樣的創作歷程？一幅肖像又透露出作家怎樣的個性？文字與視覺藝術是競爭還是互證？走進今年3月由上海博物館與英國國家肖像館聯合主辦、大英圖書館參與策劃的“從莎士比亞到J.K.羅琳：英國文學家肖像與名跡展”，135件肖像和手跡以“詩畫互注”的邏輯，將5個世紀以來英國的文學故事向參觀者娓娓道來。

作家肖像與作家作品形成張力

作家肖像與其作品之間的張力，早在英國國家肖像館開館首藏的莎士比亞“錢多斯肖像”(即《威廉·莎士比亞》，見圖②)中就有所體現。這幅油畫因早期收藏者錢多斯爵士得名，相傳為約翰·泰勒繪制于1610年，被認為是莎氏唯一的生前肖像。特展中，它被安置在展示《第一對開本》的玻璃柜上方。《第一對開本》的標題頁(見圖①)有一幅馬丁·德羅肖特所作的版畫肖像，強調該書內容出自莎氏之手——這是莎士比亞離世7年后友人出版的作品集，包含36部劇作，其中一半此前從未刊行。

莎士比亞闊額頭、腫眼皮、高發際線等標志性特征在兩幅畫像中清晰可見。時隔不到15年，“錢多斯肖像”中佩戴單邊耳環、垂墜式衣領敞開、神情自然的波西米亞式藝術家肖像，已轉化為對開本上發型一絲不茍、輪狀皺領方方正正、面容拘謹的經典作家像，耳環這一極具象征性的時尚單品也被舍棄。對開本旨在奠定莎氏的權威劇作家身份，肖像便將他塑造為不朽的文學巨擘和上流紳士——輪狀皺領彼時被視為貴族特權。對開本肖像的對頁還附有一首短詩《致讀者》，來自莎氏的友人兼競爭對手本·瓊森：

“你所看到呈現在此的肖像/是為了高貴的莎士比亞所作/刻工在其中與自然競爭/試圖比真人畫得更栩栩如生/哦，假如他能像刻畫他的面容般/用黃銅刻畫出他的智慧……既然刻工欠缺這份手藝，讀者啊，不要看他的肖像，去讀他的書。”

這首詩也被后世稱為《論莎士比亞的肖像》。瓊森在肯定肖像本身逼真的同時，否定了以視覺藝術“刻畫智慧”的可能。他勸勉讀者將目光從已經看到的莎士比亞肖像，轉向尚未讀到的莎士比亞文本。早期現代作家對肖像(畫)與作品(詩)、表象與實質之間關系的思考在這短短10行“題畫詩”中巧妙展開。

以“印刻”彰顯“個性”

莎士比亞之外，展覽還呈現了諸多早期現代作者的油畫或版畫肖像。如將意大利體十四行詩“英國化”的都鐸王朝早期詩人托馬斯·懷亞特、失明后口述創作史詩《失樂園》的約翰·彌爾頓、憑借崇高聲望獲授英國首個“桂冠詩人”頭銜的約翰·德萊頓等。這些作家主要活躍于16至17世紀，以劃時代的創作彰顯現代英語作為年輕文學語言的活力。

1476年，威廉·卡克斯頓緊隨古登堡的腳步，于倫敦建立英國首家印刷所。在隨后的兩個世紀內，我們愈發頻繁地看到作者個性成為書籍個性的一部分，“個性”(character)一詞的詞源恰恰是希臘語動詞“印刻”(kharassein)。與此同時，在印刷書籍逐漸取代中世紀普遍匿名手抄本后，作者肖像在奠定作者權威和作品原創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相比泥金手抄本中偶見的以“繕寫室中的作者”或“作者向贊助人獻出作品”為主題的彩繪細密畫，可被復制的版畫作者像已批量出現在作品扉頁。以玄學派詩人安德魯·馬維爾的《雜詩集》為例，卷首作者像由刻工臨摹自早期油畫肖像，凸顯著作者的某些個性特點。

托版畫肖像的福，一些兼事翻譯的作家與其翻譯對象在對頁上結成“共同體”。亞歷山大·蒲柏翻譯的1760年版《伊利亞特》卷首，左頁是滿額溝壑、處于吟詩出神狀態的荷馬胸像，右頁是托腮望向荷馬的蒲柏，暗示兩人已在英語世界被看作荷馬史詩的共同作者。這其實延續了一種中世紀傳統：譯者被看成某一類作者。以“英國詩歌之父”杰弗里·喬叟為代表的中古英語作家常常將譯作與著作并舉，共同列為自己的作品。蒲柏本人曾多次感慨，是荷馬譯本的商業成功使他得以全職寫作。

19世紀以來，作家職業像更傾向凸顯“活人感”，比如手持羽毛筆的雪萊、翻閱筆記的濟慈、左手壓住剛完成手稿的狄更斯、在書房中執筆走神的魯德亞德·吉卜林、在湖區羊群前手執筆記的碧雅特麗克絲·波特和低頭奮筆疾書的J.K.羅琳(見圖③)等。比起早期現代的經典作家像，這些“工位照”——哪怕是在工位上磨洋工——也更加生動地體現了近現代作家的生活環境、工作習慣和脾氣秉性，以及“寫作并不總是順利的”這一基本事實。

女性作家從邊緣走向中央

“文心追跡”“成名之路”“沖破樊籠”“聲名赫赫”“改寫世界”——特展五大主題單元中，女性作家的肖像和手跡尤為引人注目。

生活于19世紀的勃朗特姐妹選擇用男性筆名寫作，以確保作品順利出版從而贏得更廣泛的讀者。“沖破樊籠”單元中，勃朗特姐妹的“柱子肖像”(見圖④)是著名展品之一。這幅油畫名為《安妮、艾米莉與夏洛蒂·勃朗特》，由其兄弟勃蘭威爾于17歲左右親繪，夏洛蒂(右一)和艾米莉(右二)之間的一道光柱中原有他的自畫像，后來被畫家用一根粗糙的柱子覆蓋，畫作因此得名。位于西約克郡的家中，勃朗特家的4個青少年曾在客廳圓桌圍坐，共同游戲、寫作、畫畫、辦手工報紙，在風雨凄迷的荒原度過許多漫漫長夜。

我曾造訪他們的故居，驚訝于這樣一張不起眼的小桌竟見證《簡·愛》《呼嘯山莊》《艾格妮絲·格雷》等名作的萌芽，并深深羨慕“勃朗特家的孩子們”用創作共同抵御人世荒涼的手足情誼。或許因多年相伴相知，勃蘭威爾筆下的夏洛蒂面容恬靜務實，安妮靈動不羈，“隱士”艾米莉的眼神則像她那些呼喚石楠和星辰的超逸詩篇，越過此時此地，凝聚并消散于空茫。

“文心追跡”單元中，范妮·伯尼的油畫像以華麗的“盧納迪”帽子奪人眼球，她創作了英國最早的女性長篇小說之一《伊夫萊娜》，深受簡·奧斯汀等作家推崇，然而她的肖像卻未顯露小說家的這一面，反而塑造了一位時髦女郎。“改寫世界”單元中，19世紀詩人伊麗莎白·巴雷特·勃朗寧的油畫像目光炯炯，沉靜堅毅，她的愛情詩動人心弦，作家本人也因積極投身廢奴運動、在作品中揭露社會不公而名垂文學史。

從早先只能隱藏在男性筆名后出版作品，或僅留下個別由親友繪制的肖像，到不情愿地允許畫像被畫家和出版商塑造為有利于作品營銷的“美女作家”，再到能夠掌握自己肖像的話語權，并參與自身職業形象重塑……5個世紀以來，女作家的寫作和出版之路迂回坎坷，日益得到應有的關注，并逐漸大放異彩。20世紀80年代末，一位生活困窘的單身母親望向列車窗外，仿佛看到一個瘦弱的黑發男孩向她微笑——這正是哈利·波特從J.K.羅琳筆下誕生的瞬間。如今，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倫敦國王十字車站“九又四分之三”站臺前駐足，伴隨哈利·波特成長的一代代讀者相信生活中仍有魔法、勇氣、智慧、忠誠，還有愛。

“當作品、肖像與傳記相互交匯，便構成了一次難得的契機，讓我們得以走近500年來最具才華的文學大師。”策展人凱瑟琳·麥克勞德和亞歷山德拉·奧爾特在導言中如是說。今天，人們仍在莎士比亞的忌日暨推定誕辰——4月23日，慶祝世界讀書日。本·瓊森的題詩或許略顯偏頗：我們大可以走進博物館去看作家肖像，然后帶著更為立體的目光，開卷，深讀。

(作者為復旦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系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6年04月24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