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莎士比亞到J.K.羅琳，以不同路徑走入英國文學

“從莎士比亞到J.K.羅琳——英國文學家肖像與名跡展”3月18日登陸上海博物館東館，展覽將持續至7月13日。其打破傳統文學史時間順序的布展方式提醒我們文學正典的社會建構屬性，并鼓勵參觀者嘗試不同路徑走入英國文學。

“從莎士比亞到J.K.羅琳——英國文學家肖像與名跡展”展出了從文藝復興以來五百年間82位英國作家的肖像畫和135件與他們創作相關的藏品，其中不乏珍貴的手稿和初版圖書。這次展覽源起于去年4月出版的同名圖書《作家揭秘——來自英國的藏品和倫敦國家美術館的珍寶》，作者正是這次展覽的兩位策展人，分別任職于英國國家肖像館和英國國家圖書館。展覽延續了書的布局，分為五個部分：文心追跡、成名之路、沖破樊籠、聲名赫赫、改寫世界。不少展品會讓熟讀英國文學史的人為之心動，包括1616年出版的本·瓊生第一對開本、1688年出版的阿芙拉·貝恩的小說《奧魯諾克》、同年出版的約翰·彌爾頓的史詩《失樂園》、托馬斯·哈代的小說《德伯家的苔絲》的手稿、1623年出版的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遠大前程》的手稿、1797年簡·奧斯丁小說《傲慢與偏見》的首版、1518年出版的托馬斯·莫爾的拉丁文第三版《烏托邦》、伊麗莎白·布朗寧的詩歌《圭迪之窗》的手稿、W.H.奧登的詩歌《葬禮藍調》的手稿。

此次布展并沒有按照英國文學發展的時間順序，這可能給習慣從文學史角度接觸英國文學的參觀者們帶來一些小小的困擾。但這一打破傳統文學史時間順序的布展方式提醒我們文學正典的社會建構屬性，并鼓勵參觀者嘗試不同路徑走入英國文學。自清末民初外國文學譯介到中國，我國讀者了解英國文學大致分為三種路徑：通過英國文學的中譯本了解世界，通過系統學習英語文學了解世界文學，在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引導下閱讀英國文學。也許只有當我們摒棄文學史這一較為狹窄的專業視角，思考英國文學如何走入近現代中國人的閱讀體驗時，才能理解中國邁向現代的進程。因此，從英國小說這一大眾讀者熱衷的文類在近現代中國的傳播路徑來觀摩這次展覽，也許會是一種頗有啟發的看展方式。

伯納德·帕特里奇《阿瑟·柯南·道爾爵士》，《笨拙》雜志，1926年 資料圖片

“以譯舉政”：福爾摩斯故事

我們不妨從本次展出的唯一一幅諷刺漫畫開始，畫中的兩個主角在中國家喻戶曉，這就是漫畫《阿瑟·柯南·道爾爵士》，由伯納德·帕特里奇于1926年為英國幽默諷刺周刊《笨拙》創作。畫中偵探作家柯南·道爾體型巨大，他兩手緊握坐在一張小凳子上，緊鎖雙眉似乎在屏息掙脫什么，原來他的雙腳戴著鐐銬，而鐐銬的鎖鏈被邊上個頭小一半的夏洛克·福爾摩斯緊緊拽在手中。這幅漫畫風趣地描繪了道爾被自己創造的人物福爾摩斯所禁錮，試圖掙脫，卻始終未能如愿。

1887年，道爾的第一部福爾摩斯故事《血字的研究》出版，此后他在《斯特蘭德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福爾摩斯故事。在這幅漫畫的右邊展柜中陳列著英國國家肖像館海因茨檔案館和圖書館收藏的1893年《斯特蘭德雜志》第六卷中道爾創作的《最后一案》。開篇華生寫道，“我帶著沉重的心情提筆寫下這最后幾行字，希望以此記錄我的朋友夏洛克·福爾摩斯非凡的才華”。故事左側插畫中福爾摩斯和莫里亞蒂在瑞士萊辛巴蒂瀑布邊的懸崖上搏斗，在這場最后的搏斗中福爾摩斯和罪犯雙雙墜亡。道爾試圖在《最后一案》里“殺死”自己筆下的人物，從而讓自己從這一系列偵探故事中解脫出來，以便將精力投入到更為嚴肅的文學創作中去。福爾摩斯之死在當時英語世界的讀者中引起了一場風波，讀者紛紛退訂《斯特蘭德雜志》，導致雜志瀕臨倒閉。1901年，道爾在眾多讀者的懇求和壓力之下重新開始創作福爾摩斯系列故事。

1859年，阿瑟·柯南·道爾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從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后，道爾成為一名隨船外科醫生前往西非沿海城市。1885年，道爾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和行醫資格，在英格蘭的樸茨茅斯開辦診所。他大學時代就寫過短篇小說，剛開辦的診所陷入經營困難時，便重新投入小說創作。1886年，他用三周時間完成了《血字的研究》并以25英鎊售出此書版權，這在當時可算一筆頗為豐厚的報酬，同年11月小說出版。道爾對醫學發展前沿領域有著濃厚興趣，曾經前往維也納學習眼科知識，支持疫苗普及。他也特別關注社會正義，創建犯罪俱樂部研究犯罪心理、參與案件調查、資助遭受冤案錯判的當事人重新收集證據、提出申訴、最終洗清罪名，并因此推動刑事上訴法院的建立。

偵探小說非嚴肅文學，在西洋文學研究中被稱為類型小說，即按照一定套路構建情節的小說，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又稱通俗小說。鴉片戰爭后，翻譯和閱讀外國文學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徑。1873年，第一部由中國譯者翻譯的英國小說《昕夕閑談》（今譯《歐內斯特·馬爾特拉夫斯》）是一部政治小說，雖然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大力宣揚小說的政治功能、倡導翻譯外國政治小說以“開啟民智”，但令人意外的是，偵探故事才是晚清民初最受歡迎的漢譯外國小說門類。1896至1897年，《時務報》的編輯張坤德用文言翻譯了道爾的四則福爾摩斯故事：《英包探勘盜密約案》（今譯《海軍協定》）、《記傴者復仇事》（今譯《駝背人》）、《繼父誆女案》（今譯《分身案》）和《呵爾唔斯緝案被戕》（今譯《最后一案》）。這四個故事很快引起了中國讀者的興趣。1902至1918年，福爾摩斯偵探故事悉數譯成中文，許多故事還出現了多個譯本，譯本數量達三百多種。20世紀初，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上海世界書局都出版過福爾摩斯全集，其間甚至出現了大量仿寫的偵探小說。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指出偵探小說與中國公案和武俠小說“有許多脈搏互通的地方”，所以在一兩篇試譯成功之后，“便風起云涌互應起來”，以至于當時的譯者中幾乎人人譯過偵探小說。

不同于晚清小說中的鄉鎮風貌，福爾摩斯偵探故事常以大都市為背景，為中國廣大讀者展現了一幅想象中的現代社會景致。清末民初的中國譯者們大抵對柯南·道爾的醫學背景、豐富的旅行經歷和對正義的不懈追求不甚了解，但福爾摩斯收集考察證據、依靠邏輯推斷線索、依據法理判案，這些辦案方式和公案小說里依據傳統倫理綱常判案大為不同。這其中包含了對科學、對理性、對民主與法制的信念。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號召中國譯者多翻譯政治小說“以譯舉政”，他可能沒有料到這一想法意外地在清末民初翻譯出版的大量福爾摩斯故事中得以實現。

《魯濱遜漂流記》1719年首版扉頁 資料圖片

戰勝歷史“巨浪”：《魯濱遜漂流記》

本次展覽中另一位讓參觀者們都倍感熟悉的作家是《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笛福的肖像畫是“聲名赫赫”板塊的第一件展品，這是英國國家肖像館收藏的一幅用于書籍出版的黑白線刻畫，畫中這位衣著華麗的作家神情自若地看向右前方。笛福1660年出生在倫敦一個商人家庭。他做過各種賠錢的生意，同時創作了大量詩歌、政治論戰散文和十幾本小說，還創辦過雜志，但也因債務和政治立場多次身陷牢獄。笛福在年近六十時才創作了《魯濱遜漂流記》，故事基于被船長遺棄在太平洋中孤島上的一個水手之經歷。小說在英格蘭出版當年就重印了四次，到19世紀末《魯濱遜漂流記》成為印刷次數和譯本數量最多的西方小說。

在笛福肖像畫右邊的展柜中擺放著這本小說1719年的首版。右側扉頁上印著小說全名《約克郡水手魯濱遜·克魯索的生平及其奇特的冒險經歷：他是一次海難中唯一幸存者，被沖上岸獨自一人在美洲海岸奧羅諾克河口附近的一座孤島上生活了二十八年，最終被海盜奇跡般地營救回來，本書由他本人撰寫》。左邊扉頁上是一幅插圖，圖中魯濱遜悠閑地站在島上，他身穿自制的羊皮衣褲，肩上扛著兩把長槍，腰間挎著一把劍，腳下左前方躺著一顆海星。而他背后就是波濤洶涌的大海，一艘船只正在巨浪中顛簸。前景中主人公怡然自若的神情和背景里驚心動魄的海上風暴形成的鮮明對比，似乎正是這部小說內容的視覺化呈現——孤身一人的水手魯濱遜如何在惡劣動蕩的環境中安身立命。小說以第一人稱展開敘事，展現了主人公的工具理性思維和個人主義精神。笛福在創作時是否意識到：他筆下人物面臨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是光榮革命后資本快速擴張的歷史背景下每一個英格蘭人面臨的挑戰？今天我們無法了解。但顯然這本小說在清末譯介到中國時，譯者們在其中看到了當時國人身處的民族國家存亡之危機，而魯濱遜的冒險精神被視作戰勝歷史“巨浪”的有效手段。

1902年沈祖芬用文言完成這部小說的翻譯，取名《絕島漂流記》出版，是魯濱遜故事最早的中譯本。沈祖芬出生在浙江錢塘，其父兄投身維新變法，兄長沈祖綿赴日留學，并積極引入西學。沈祖芬自幼接受儒家傳統教育，但因患有足疾而放棄仕途學醫。1895年，其父之友實業家湯壽潛路經上海，與沈祖芬談及甲午之敗，痛心疾首，認為中國戰敗的主要原因是“不知外情”，而了解“外情”的首要條件是“知其文字”。沈祖芬當即放棄學醫，用六年時間專攻英文，學成后一邊在蘇州、上海、揚州學堂教授英文，一邊投入翻譯工作。據考證，沈祖芬很可能參考了19世紀末日本出版的多個西洋小說譯本，據此決定選擇翻譯什么小說。

這一篩選過程與張坤德翻譯同時期剛出版就風靡歐美的福爾摩斯偵探故事很不同。沈祖芬的選擇并不是為了娛樂讀者或追趕世界文學潮流，而是飽含著在國難當頭的時刻激勵民眾之愿望。沈祖芬在《絕島漂流記》的譯者志中介紹翻譯這本小說的目的：“在西書中久已膾炙人口，莫不家置一編，法人盧騷謂教科書中能實施教育者，首推是書。”這與梁啟超在同一時期倡導以小說為教育國民工具的思想不謀而合。學界對沈祖芬翻譯策略的諸多研究都注意到這個節譯本雖倡導個人勇氣和冒險精神，但有別于原作突出個人主義、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立場與價值取向，《絕島漂流記》通過刪減原文和改寫，將民族振興和報國盡孝作為主人公冒險的驅動力。

影視引發的奧斯丁熱：《傲慢與偏見》

展廳中勃朗特姐妹和簡·奧斯丁的肖像畫前總是圍著一群參觀者，她們的作品是20世紀以來最為中國讀者熟知的英國小說。英國國家肖像館收藏的畫作《安妮、艾米莉和夏洛蒂·勃朗特》出自夏洛蒂的弟弟帕特里克·布蘭韋爾·勃朗特之手，作畫時他才十七歲。這是唯一存世的三人肖像畫。畫作中艾米莉和夏洛蒂中間隱約可以看到第四個人物，人們猜測布蘭韋爾最初把自己畫在了正中間，后可能自認才華遠輸三位姐妹，便用顏料把自己涂抹掉。

勃朗特姐妹出生在英格蘭北部約克郡西端丁的霍沃思村里一個窮苦牧師家庭。傳說她們的父親一次外出后帶回一套士兵小偶人，三姐妹各自認領一個士兵開始為其編寫故事，這成了她們少年時最快樂的游戲。在那個文壇由男性作家與出版商主導的時代，三姐妹分別用筆名出版了《簡·愛》《艾格尼絲·格雷》和《呼嘯山莊》。從上個世紀20年代起，《簡·愛》在中國就出現了多個譯本。1926年，周瘦鵑的漢譯縮寫本《重光記》收入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周氏翻譯小說集《心弦》。這本集子也是他策劃且主編的叢書“我們的情侶”中第四冊，叢書另幾冊選編了元代和近代愛情詞曲，又收錄了各類愛情軼事傳說。時至今日，我們則更能體會《簡·愛》不僅是一部愛情小說。

展廳中，奧斯丁的肖像和莎士比亞、狄更斯、J.K.羅琳的肖像一起擺放在“聲名赫赫”板塊中央同一個展區。這是一幅尺寸非常小且未完成的水彩畫。金色畫框分外耀眼，相比之下奧斯丁的肖像顯得有些蒼白。畫中僅奧斯丁的面部完成了上色，她的帽子和衣服只淺淺地勾勒出輪廓。參觀者需按下展柜上一個按鈕，畫作上方的燈才會亮起照在奧斯丁的面部。整個展廳中只有這幅略顯蒼白的肖像時不時陷入一片昏暗，不禁讓人想到奧斯丁的文學地位和人們對其小說的理解也總是處于一種忽明忽暗的變化中。

肖像下方的展柜里，陳列著小說《傲慢與偏見》1797年首版第一卷。奧斯丁終身未婚，也從未遠游，一直和家人住在一起，過著深居簡出的日子，但她卻創作了一系列以愛情和婚姻為主題的小說，至今令讀者著迷——1995年，李安導演的電影《理智與情感》和英國廣播公司拍攝的電視劇《傲慢與偏見》在全球引發奧斯丁熱。其實，奧斯丁在去世后的半個多世紀中，已逐漸被淡忘，一戰結束后，英國學界才對奧斯丁作了“再發現”，其實質是大英帝國逐漸衰落時以溫馨鄉村生活對民族性的重新建構。二戰之后，文學批評理論逐漸興起，奧斯丁的作品因簡明的風格淪為英美文學批評理論實踐的陣地，這其中我們看到文學批評學科化似乎讓奧斯丁小說的闡釋與其輕松幽默的文風、“淡淡的諷刺”、細碎卻真切的日常越來越遠。

在影視作品引導下去閱讀文學原作通常被認為是進入文學“不入流”的方式，但這的確讓英國小說再一次成為中國讀者愛不釋手的讀本。所謂的誤讀與“不入流”之評價根植于作為學科的文學評論與研究，而英國小說在中國傳播的路徑卻向我們證明，文學不僅限于專業評論和文學史編撰，文學顯然具有更為廣博且流動的形態。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在詩歌《天真的預言》中寫道，“一粒沙子看出世界”，“在你掌里盛住無限”。倘若將譯介英國文學比作中國邁向現代之歷史進程中的一粒細沙，那它定會讓中國讀者從中看見更廣闊的天地。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