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收官”在即，這場閉門會釋放了什么信號？

2026年4月20日下午，北京，一場閉門會在國家醫保局進行。

會場中央為國家及地方醫保部門代表，兩側為企業與醫療機構代表，專家學者及媒體列席其間。會議背景是醫療服務價格改革，這項影響重大的行業政策即將步入收官階段。

過去兩年中，國家醫保局已連續印發39批立項指南，組織5次直播解讀，近兩個月又密集發布10期公開輔導，醫趨勢密切跟蹤并進行了多次報道。

據國家醫保局價格招采司副司長董朝暉介紹，截至目前，各地已平均落地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立項指南30批以上，第40批檢驗類正在廣泛征求意見，有望今年實現全面落地。

改革從來不是抽象文本，它牽動醫院、企業、醫生與患者的多方利益：企業關心能否盡快納入立項、如何兌現業績；醫療機構關心是否貼近臨床實際、能否補償真實的勞務價值；而政策制定方，則需要在成千上萬個待重新校準的“天平”之間，尋找最大限度的公平。

過去八年，醫保體系已在集采、支付方式改革、基金監管等多個“練兵場”中反復演練，逐步形成了一套處理效率、公平與創新關系的行為準則。當藥品價格機制逐漸成熟，改革自然指向了更深處——醫療服務定價本身。

“堅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以臨床價值為導向，以醫療事業發展規律為遵循，既要充分體現價格特點，更要適應技術進步的前瞻性發展。”國家醫保局醫藥價格和招標采購司司長王小寧在會上給出了這場改革的基本邏輯——促進醫療服務創新，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提高醫療服務患者的質量和水平。

這是一個舊敘事退潮、新秩序形成的歷史瞬間。目前可以確定的是，這項聲勢浩大、牽扯之廣的行業新政，一定會在所有中國人都將經歷的臨床診療中留下印記。

01、舊邏輯的根本翻轉

要充分理解這場改革的分量，必須先看清它試圖打破的那套舊秩序。

長期以來，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由各省價格部門牽頭制定，然而，各省之間價格項目不僅數量差異較大，價格項目的名稱、項目內涵、計價單位以及耗材收費等也有較大差異。以最簡單的“掛號費”為例，有的地方叫“醫事服務費”，有的地方叫“門診診查費”。有時同一操作在不同地方名稱相似、內涵卻天差地別。

一個不能忽視的深層次問題在于：這套價格體系與醫療行為之間形成了一種飽受詬病的共生關系。

改革之前，醫院收入長期依賴藥品加成和檢查檢驗，醫療服務收入占比多年維持在低位。數據顯示，2012-2020年，藥品收入占醫療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檢查收入與衛生材料收入占醫療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醫療服務性收入占比增長較為緩慢

改革之后，通過立項指南的系統重塑，醫保部門試圖重新建立“價格—價值”的對應關系。2025年7月，北京市在價格補償機制優化后，公開數據顯示醫療服務收入占比明顯提升；更早進行系統性改革的福建三明，據相關報道顯示2026年1月醫療服務收入占比已達52.25%。

會上，王小寧解釋了這套在“總量調控”下進行結構再分配的機制：該漲的上漲——手術費、兒科、產科等長期被低估的領域獲得傾斜；該降的下降——醫學影像等檢查項目，則被系統性壓縮。

根據目前披露省份，CT、磁共振平掃等常見檢查，較原有價格水平均有較大降幅，其中上海增強CT最低不到270元；全身PET-CT等高端設備檢查加上放射藥物費用普遍下降至7500元以下。此外，被選定為第一批價格規范治理的4個檢驗項目（血栓彈力圖試驗、糖化血紅蛋白測定、B型鈉尿肽測定、N端B型鈉尿肽前體測定）單個平均降價超40元。

據相關負責人闡述，改革后立項指南對相同服務產出相關的價格項目進行了“合并同類項”。比如放射檢查類從原有318項縮減至26個主項；超聲檢查類從129項縮減至13個主項；綜合檢查類從155項縮減至36個主項。

以此為起點，行業運行邏輯正在發生一場深層次重塑。具體而言，過去的體系往往按照“路徑”收費——不同設備、不同方法、不同步驟，都可以拆分成獨立項目。而新一輪立項指南的核心轉向“按產出付費”，導致同一診療結果，不再因技術路徑不同而產生顯著價差。

如《放射檢查類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立項指南（試行）》中CT收費項目強調按臨床價值付費，而弱化與設備排數、場強等技術參數的綁定關系，對CT小于2mm薄層掃描、MRI呼吸門控等功能設立加收項目；又如病理類檢查，改革前《上海市醫療服務價格匯總表（2024版）》將手術標本檢查與診斷按照標準大、中、小每例分別收費，而最新的《病理類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立項指南（試行）》則按照不同穿刺部位分為Ⅰ-Ⅳ類（從體表到顱內），延續技術難度和按臨床效果付費的原則——操作越復雜，定價越高；正在征求意見的檢驗類也是如此，此前質譜、化學發光類檢測方法，會單獨立項、單獨收高價，現在所有方法學都成了主項目（檢測結果）下的“加收項”。而測同一種物質（比如磷、苯丙氨酸），不管用生化法、發光法還是質譜法，基礎收費將回歸統一。

對于企業而言，單純依賴“方法學升級”“參數堆疊”來獲取溢價的空間正在收窄；對于醫院而言，采購決策將更加回歸臨床價值本身；而對于整個產業來說，營銷為王的策略已是過去時，以后的創業項目，一定是圍繞創新、深度創新、緊貼臨床的創新不斷探索無人區。

02、旗幟鮮明的那一面

如果這場改革只有對存量邏輯的顛覆，那它終究只是一場“拆舊”運動。但醫保局同時打開了另一扇門——為那些過去難以落地的新技術，創造出一條新路。

“醫療創新不怕技術攻關，怕的是做出來之后不知道怎么收費。”會上，首都醫科大學國家醫保研究院院長助理蔣昌松轉述企業的這句感慨，點中了過去多年創新轉化的瓶頸。而醫保局給出的回應，是用制度打通“最后一公里”——過去兩年，通過立項指南約180項前沿技術的新價格項目落地臨床，本質上，就是為創新發放一張張“通行證”。

舉例而言，今年3月，全球首款侵入式腦機接口在中國獲批上市，兩天后即獲得醫保編碼。事實上，早在2025年3月，神經系統立項指南已前瞻性設立腦機接口相關價格項目，隨著湖北、江蘇、浙江、四川等地明確具體價格，一套層次分明、彈性與規范性兼具的收費體系正在成型。

據相關負責人介紹，這背后的制度推進是由國家層面先制定指南、選擇牽頭省份先行試點，再由各地在數月內跟進復制，整體周期被壓縮至半年左右。其中，腦機接口、生物3D打印組織器官等前沿技術更是在產品尚未全面商業化前就進行了“預立項”，才能實現“48小時奇跡”。

“這種前瞻性思路在全球公開實踐中都較為罕見。”蔣昌松說，“意義在于給整個產業鏈一個明確的預期：只要真正有臨床價值、真能解決患者需求，國家在價格工作上可以給予支持。”

當然，“通行證”并不意味著放任。圍繞商業可行性與患者可及性，醫保部門同步設定了清晰的邊界。一方面，通過“托底價”保障創新技術在早期具備基本回報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封頂價”控制患者負擔。例如，湖南率先落地手術機器人相關收費標準：精準執行收費一類保底價16000元、封頂價26000元；而難度更高的遠程手術一類保底價20000，封頂價高達37000元。

不僅如此，醫保局的角色不僅是“定價者”，還保留了“議價權”。過去，終末期心衰患者植入人工心臟，整體費用動輒超過百萬元。醫保局通過立項與價格協同管理，并輔以一對一談判壓縮流通環節水分，整體費用已降至約70萬元，部分地區納入醫保后，患者自付降至20萬元左右。類似的邏輯也在高端放療領域展開，質子、重離子治療在多地明確價格錨點后，不僅患者負擔下降，更重要的是釋放出資源配置信號——越來越多省份開始規劃建設治療中心，技術不再局限于少數城市或海外醫療。

如果把視角再拉遠，這一輪價格立項的意義，已經超越單一政策工具，正在與集采等機制形成聯動。相關負責人指出，為配合人工耳蝸集采落地，耳鼻喉科立項指南單獨設立人工耳蝸適配、植入、取出等價格項目。而正在廣泛進行的醫療設備集采也有力支持了終端檢查費用的下調，兩者互相促進、互為因果，整體推動醫療體系從“以物為中心”轉向“以價值為中心”。

03、改革沒有完成時

要真正理解這場改革的意義，不能只盯著過去兩年，而要放回更長的時間軸中去看。

從2001年第一版全國醫療服務項目規范，到2009年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制度建立；從2018年國家醫保局成立、價格管理職能完成整合，到2021年中央深改委通過《深化醫療服務價格改革試點方案》在唐山、蘇州、廈門、贛州、樂山等地試點啟動，再到今天走向全國——這是一條跨越二十余年的制度演進路徑。

作為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全程參與者和見證者，國家衛健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健康經濟保障研究部研究員于麗華認為，這一輪改革實質上是在“補課”：從臨床走向社區，從病人求醫走向醫務上門，從關注疾病到覆蓋全人群——每一個新增的價格項目，都是對舊體系缺口的一次回應。

實際上，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比藥品改革更難。藥品是標準化產品，而醫療服務高度依賴個體差異與醫生經驗，其定價天然處于效率、公平與個體差異之間的張力之中。有學者將這種深層矛盾概括為“三重平衡困境”：公益性與醫療機構可持續運行之間的平衡、價值體現與成本控制之間的平衡、局部改革與系統協同之間的平衡。

這種復雜性，決定了“最后一公里”，注定不會輕松。

站在新起點上，立項指南推動了項目名稱、服務內容和計價邏輯的統一，第一次為全國范圍內的價格比較提供了基礎，醫療服務開始具備“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雛形。不過再往前看，價格高低如何評估？區域差異如何調節？價格杠桿如何真正推動分級診療與資源下沉？這些問題，仍等待成熟答案。

回到改革的原點，蔣昌松在會上提出的那句話，或許是最具穿透力的表達：讓癱瘓的人能動，讓心衰的人能活，讓萬里之外也能完成手術。

過去兩年，醫保部門用180個新增價格項目，給出了一個階段性的答案。但這條路能走多遠，走多穩，仍有待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與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