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榊”的祭品，次日又供奉“玉串料”（祭祀費）。同日，日本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城內實參拜靖國神社，系高市內閣大臣首次參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對此表示，我們已經闡明中方的嚴正立場，日本涉靖國神社一系列消極動向，公然挑釁國際正義，粗暴踐踏人類良知。中方對上述惡行十分憤慨，嚴厲譴責。

靖國神社供奉著對侵略戰爭負有嚴重罪責的14名甲級戰犯——其中包括對南京大屠殺負有重要罪責的松井石根與廣田弘毅。向這樣的地方獻上祭品，高市早苗究竟想祭奠誰、肯定什么、傳遞怎樣的信號？

松井石根（1878—1948）

廣田弘毅（1878—1948）

問題的實質，從來都不是所謂的“祭祀文化”或“國內事務”。 靖國神社問題的核心，是日本能否正確認識和深刻反省軍國主義侵略歷史，能否汲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這事關中日關系政治基礎，事關日本國家信義，事關戰后國際秩序與國際和平。

80年前，東京審判給出了歷史的答案。

審判日本甲級戰犯之東京軍事法庭外景——日本東京市原陸軍省大廈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的情形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等11個國家共同參與。法庭開庭818次，419名證人出庭作證，779人作了書面證言，受理證據4336件，判決書長達1213頁。松井石根、廣田弘毅等7人被判處絞刑。

東京審判不是“勝者的審判”，而是基于鐵一般證據的國際司法審判。僅以南京大屠殺為例——美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美籍牧師約翰·馬吉、南京安全區住房委員會負責人許傳音、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伍長德……來自多國的證人證言或質證記錄，構成了無法否認的證據鏈——

1946年7月25日，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守南京的唯一外科醫生、美籍人士羅伯特·威爾遜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出庭作證：“日軍于12月13日清晨進了城……就在幾天之內，醫院里擠滿了各個年齡段的男女老少，傷勢不一。我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一位40多歲的婦女，送到醫院來的時候，她脖子后有個巨大的傷口，切斷了脖子周圍所有的肌肉。毫無疑問我們知道這是日本兵的所作所為。”

羅伯特·威爾遜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美國人邁納·貝茨作證：“我鄰居家有兩個男人，當他們的妻子被日本士兵抓住強奸時，他們挺身而出，卻被帶到我家附近的水塘邊殺害，尸體被扔進了水塘。日本人進城后的幾天時間里，我家附近的胡同和街道上到處是平民的尸體。”

邁納·貝茨

美籍牧師約翰·馬吉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證據：“每天都有強奸事件的發生。很多婦女、甚至兒童慘遭殺害。如果一名婦女拒絕或反抗的話，她就會被槍殺或刺死。我照了一些照片，拍了一些錄像，記錄了這些婦女所受的傷，有些婦女的脖子裂開了，全身都是傷口。”

約翰·馬吉

中國人許傳音，1937年任南京安全區住房委員會負責人，他作證：日軍進城后野蠻射擊任何人。陷落第三天，他繞城見尸體遍布，僅主干道就500多具，全城如此，均為平民，包括老幼婦孺。

許傳音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伍長德1946年6月18日在東京審判法庭作證，詳細描述了1937年12月15日日軍在漢中門附近的大規模屠殺：日軍用機槍掃射一批批被押出的中國平民，尸體沿斜坡滾入護城河。在他之前，已有16批、每批100多人被打死。伍長德在機槍聲中拼命逃跑，被刺刀刺傷后倒地裝死，日軍在尸體上澆上汽油縱火。他從死人堆中爬出，在一間空房內躲藏了10天。

伍長德

在1947年11月24日的東京審判法庭上，加拿大檢察官亨利·格蘭頓·諾蘭對松井石根進行了質證。面對諾蘭關于日軍在南京犯下強奸、搶劫、屠殺等暴行的追問，松井石根先是辯稱自己是從記者、憲兵和日本領事處聽說的，又試圖以“在140英里外臥病”為由推卸責任。然而諾蘭抓住其矛盾之處：松井承認12月17日進入南京后已從憲兵司令和日本領事處得知暴行，也承認曾對證人岡田表示“由于我的不經意使南京城凄風苦雨，十分抱歉”。這一質證有力地撕破了松井的推諉之辭，最終將其繩之以法。

松井石根被帶進法庭

松井石根被提審

松井石根的宣誓證詞

日本輿論在戰后初期并非沒有清醒的認識。 《朝日新聞》在審判開始后寫道：“東京審判是對我們過去罪過的鞭笞……不越過這個關隘，不清算這個現實，未來的光明就絕不可能照耀出正確的道路。”

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再次露出獠牙。面對中方和日本國內外的強烈批評，高市早苗等日本政要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

黑的就是黑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白的。 中國人民、當年遭受日本侵略的各國人民、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正義力量，對否認侵略戰爭、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行徑絕不答應。國際社會必須堅決反擊，決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編 輯：俞月花

·校 審：李 凌 李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