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官私吞千元相機，三方推諉不管，兩年半后終翻案

一名巴勒斯坦活動人士指控以色列國防軍軍官偷走了他的安防相機。隨之而來的是一套人們早已見怪不怪的推諉、否認與體制性冷漠的把戲。

在針對一名涉嫌從希伯倫老城一處住宅盜竊安防相機的以色列國防軍軍官提起投訴的兩年半后，兩個固執的男人迫使當局重新展開了調查。

拒絕調查價值4500新謝克爾當時約合1000美元的財產盜竊案，對于新聞報道而言似乎微不足道。特別是當那些負責維持秩序和執行軍事法律的同一批當局，默許遵守教規的猶太人在約旦河西岸進行日常的暴力迫害時，這種小案子顯得更加無足輕重。

對此，筆者的看法是：在對這些暴力迫害進行合理卻不全面的報道背后，隱藏著更黑暗的一面，即對日常殘酷現實的漠視。這個案件檔案如何被關閉，又如何在申訴后被重新打開的故事，具有重要的新聞價值，因為它揭露了體制對巴勒斯坦人的系統性虐待——一種浸透著謊言的虐待。

隨后，這名軍官進入院子，據稱拆下了安裝在門上方的一臺便攜式運動相機，并將其塞進自己的口袋。此外，他還涉嫌用耙子扯下了另外三個安防相機。

約20年來，阿姆羅組織了一系列民間倡議活動，旨在防止希伯倫老城人口流失。在那片區域，居民面臨著軍隊實施的行動限制和定居者的打擾。

長期以來，他的堅持與反抗一直被定居者、軍隊、軍事檢察機關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安全機構視為眼中釘。而阿納特·科恩則因與包括阿姆羅在內的巴勒斯坦人發生過多次沖突而為人所知。

事發當天，阿姆羅就相機被拆除一事向基里亞特阿爾巴警察局提出投訴，并提供了視頻作為證據。這個過程并不容易：當時希伯倫老城的巴勒斯坦人正處于宵禁狀態，但阿姆羅還是找到了前往警察局并安全返家的方法。

他還控訴稱，這名以色列國防軍軍官先是威脅要逮捕他，隨后又揚言要殺了他。應憲兵刑事調查科的要求，阿姆羅也將視頻發送給了他們。

同日，警方傳喚了這名軍官。他聲稱，自加沙戰爭爆發以來，他一直在希伯倫的猶太人定居點擔任預備役連長，當時他正帶著新到的士兵巡邏，以熟悉該地區。

當被直接問及是否拿走了阿姆羅的便攜式運動相機時，他回答說自己什么都沒拿，反而是對方用手機拍了他。

阿姆羅從早前的一起事件中認出了這名軍官。2023年10月18日，一名來自民政局的軍官和一名中校試圖說服他在戰爭期間離開自己的家。

兩天后，這些人作為武裝力量的一部分，強迫他離開直到戰爭結束。外界認為，這是對他接待一名澳大利亞記者和一名以色列政治活動人士的懲罰。

律師邁克爾·斯法德向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請愿書，迫使軍隊允許阿姆羅返回家中。在此之前，士兵們已經全天候占領了他的院子近三個星期，并在屋內待了大約一周。安防相機記錄下了這些士兵的行蹤，其中就包括這名涉事軍官。

阿姆羅回家后僅僅睡了一個晚上，命運就將這名軍官再次帶回了這個院子，也帶回了相機的視野中。

大約18個月后，由于仍然沒有要回設備，阿姆羅求助于第二位固執的男人：律師埃泰·馬克。這位律師堅持要求對哪怕是所謂的輕微日常濫權行為進行問責。他同時也是致力于打擊仇恨犯罪的塔格梅爾論壇的代表。

馬克向國防部提出了與相機價值相等的賠償要求。同時，他也向軍事檢察機關質詢了調查的進展情況。

2025年底，國防部駁回了賠償要求，聲稱軍事部隊并未沒收或拿走這些相機。隨后，馬克從軍事檢察機關得知，憲兵隊已將案件退回給警方。

退回的理由是，犯下涉嫌罪行的軍官當時并未執行軍事任務。分析人士指出，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向警方撒了謊。警方方面則僅僅滿足于記錄阿姆羅的投訴和軍官的陳述，隨后便以缺乏刑事犯罪證據為由結案。

簡而言之：警方認定沒有發生刑事犯罪；國防部并未否認有軍事力量在場，但推卸了對盜竊行為的責任；而軍事檢察機關則裁定，盡管拆除相機的人身穿制服，但他并未在執行公務。

在向警方提出申訴并被受理的同時，馬克也就憲兵刑事調查科未能調查此事件向軍事檢察機關提出了異議。他還要求以作偽證為由將該軍官免職。

他得到的答復是，該軍官已不再是軍人，因此應由民事法律系統來處理此事。本月，軍方發言人辦公室再次重申了該軍官當時并未以軍人身份行動的說法。

馬克將參與治理巴勒斯坦人口的以色列平民形容為不斷變形的實體，自戰爭爆發以來，這類人群的數量不斷增加。他們有時身穿制服、攜帶軍用武器出現；有時不穿制服；還有時雖然全副武裝，但外表看起來卻像普通平民。

馬克表示，這并非一起極其草率的個案。對于政府、軍隊和警方來說，這些變形實體的存在非常便利，因為他們剛好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

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情況使得所有權力機構都能逃避調查其行為、起訴涉嫌刑事犯罪的責任，或者干脆將責任在不同機構之間推來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