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如何將美國與自己的利益高度綁定

美國對以色列巨大的物質援助和持續的外交支持，唯一的解釋是以色列院外游說集團的強大力量。如果不是游說集團操縱了美國的政治體系，美以關系絕沒有今天這么親密。 　

什么是以色列院外游說集團（以下簡稱游說集團）？ 　

這是指任何積極活動影響美國政策的以色列組織和個人。其核心成員是美國的猶太人，當然并不是全部。他們主張不同。AIPAC和“猶太人主要組織主席聯議會”（CPMJO）的成員多是強硬派，支持利庫德集團的擴張政策，反對奧斯陸和平進程。而大部分美國猶太人則傾向于向巴勒斯坦人讓步，如猶太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就強烈要求這樣做。但溫和派和強硬派都呼吁美國支持以色列。 美國猶太人領袖常和以色列官員會面。他們反對批評以色列，反對向以施壓。

2003年，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埃德加·布隆夫曼（Edgar Bronfman）寫信給布什總統，要他向以色列施壓阻止修建隔離墻。布隆夫曼此舉被指責為“背信棄義”。

2005年11月“以色列政策論壇”（Israel Policy Forum）主席西蒙·雷西（Seymour Reich）建議賴斯向以色列施壓，以重開加沙的一處通道，也被指責為“不負責任”。 AIPAC是最大、最著名的一個游說集團。根據1997年《財富》雜志對國會議員和工作人員的調查，它在美國所有院外游說集團中它的力量排第二位。

2005年《國家雜志》（National Journal）的調查也將其排第二。

游說集團的成員包括基督教福音派的要人，如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狄雷（Tom DeLay）。他們相信以色列的重建是圣經預言的一部分，支持以色列的擴張計劃，并認為向以色列施壓違反上帝的意志。游說集團中還有新保守主義者要員，如現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的博爾頓、已故的《華爾街日報》編輯羅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前教育部長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等。 　 　

力量來源 　

游說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如游說當選議員、行政官員，提供競選捐款，影響公共輿論等。以色列游說集團和其他集團做法上區別不大，但效率卻極高，因為他們工作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阿拉伯人基本沒有什么游說集團。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游說并不是非法的，也不是什么陰謀。 　

游說策略 　

第一是在華盛頓大力施加影響，向國會和行政部門施壓，推動其支持以色列。第二，努力使輿論正面討論以色列，傳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如以色列是“道德”的），以及在政策辯論中為以色列做宣傳，防止政界聽到批評以色列的聲音。控制辯論是關鍵，因為如果就美以關系進行坦誠辯論，美國就不會采取那么親以的政策。 　

影響國會

游說集團在國會的工作非常有效，實際上以色列在美國國會是不會受到批評的。如果討論到墮胎、先發制人行動、醫療、福利等，國會肯定會辯論。但一旦涉及以色列，沒有人會辯論。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重要議員是基督教錫安主義者（Christian Zionist），如迪克·阿梅（Dick Armey），他在2002年9月說，“在對外政策方面，我的首要目標是保衛以色列”——注意，不是保衛美國。還有一些猶太裔議員支持以色列。此外還存在一些親以的國會職員。 而AIPAC是個核心組織。它會獎勵支持它的議員和候選人，懲罰反對它的人。金錢在美國選舉中至關重要，AIPAC的朋友獲得強大的資金支持，而對反對以色列的議員，AIPAC會將競選捐款投到其競選對手身上。AIPAC還組織向政治家寫信，并鼓勵報紙編輯為親以的候選人造勢。

僅舉一例。1984年，在AIPAC的影響下，伊利諾斯州參議員查爾斯·配西（Charles Percy）競選失敗，因為他對AIPAC關注的東西“不感興趣，甚至反對。”時任AIPAC主任的托馬斯·戴恩（Thomas Dine）解釋說，“美國的所有猶太人，從東海岸到西海岸，都聚集起來反對配西——美國政治家對此很清楚。”

前AIPAC職員道格拉斯·布龍菲爾德（Douglas Bloomfield）說，“議員和職員在需要信息時通常都不會找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服務部門或者政府專家，而是先找AIPAC。” AIPAC經常“被叫去起草演講，立法，出謀劃策，做研究，拉贊助和拉選票。”AIPAC作為一個外國政府的代理機構，在美國國會扎下了根。前參議員恩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在離職前說，“除了AIPAC定好的政策之外，我們無法通過任何其他的對以政策。”無怪乎沙龍有次在對美國人演講時說，“當人們問我該如何幫助以色列時，我告訴他們：幫助AIPAC。”

影響行政部門 　

首先是影響競選。美國猶太人占人口總數不到3％，但卻給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大量的捐助。《華盛頓郵報》曾估計，民主黨候選人“60％的資金都依賴猶太支持者提供”。猶太選民投票率高，在加州、佛羅里達、伊利諾斯、紐約和賓州等關鍵州比較集中，所以總統候選人都很注意不要得罪猶太選民。 然后是直接影響政府，不讓批評以色列的人擔任要職。卡特總統曾想任命喬治·波爾（George Ball）做國務卿，但他知道波爾被認為是批評以色列的人士，會遭到游說集團反對。

這樣，在美國外交界中批評以色列的人士就成為了瀕危物種。

200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提名人霍華德·迪恩（Howard Dean）呼吁美國在阿以沖突中扮演更為“中立的角色”，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馬上指責他“出賣”以色列，“不負責任”。幾乎所有眾議院的民主黨要員都在一份信上簽名，批評迪恩的言論。現在迪恩只是建議“把（巴以）雙方拉到一起”，如此溫和的態度，也遭到游說集團的咒罵。 親以人士還經常在行政部門占據高位。克林頓政府的負責中東政策的高官馬丁·英蒂克（Martin Indyk）就曾任AIPAC研究部副主任，還有丹寧斯·羅斯（Dennis Ross）和阿隆·米勒（Aaron Miller）。

2000年7月的戴維營會談中，這三位都是克林頓最親密的顧問。他們雖然都支持奧斯陸協議和巴勒斯坦建國，但只是在以色列政府接受的范圍內。美國代表團聽命于巴拉克，事先就協調了立場，而且沒有提出美國方面的意見。所以巴勒斯坦的談判官說，他們“在和兩個以色列代表團談判，一個掛以色列旗，一個掛美國旗。”

布什政府中有更多熱烈親以的人士，如前副國務卿愛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駐聯合國代表博爾頓、前國防部副部長道格拉斯·費斯（Douglas Feith）、副總統辦公室主任劉易斯·利比（Lewis Libby）、國防部顧問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現任世界銀行行長的沃爾福威茨和副總統顧問大衛·烏姆瑟爾（David Wurmser）。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在不斷推動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 　

操縱媒體 　

游說集團不喜歡媒體就關于以色列的問題展開公開討論，因為這種討論將讓公眾質疑美國為何給以色列那么大的支持。因此它們努力影響媒體、智庫和學術界，這些都是輿論形成的關鍵。 主流媒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游說集團的態度，大部分美國評論員都親以。記者埃里克·埃特曼（Eric Alterman）寫道，關于中東問題的學術辯論“為那些絕不批評以色列的人所主導”。他列出了61位專欄作家和評論員，他們“條件反射性地、毫不保留地支持以色列。”而埃特曼只發現了5位學者主要是批評以色列、支持阿拉伯人的。

這也反映在報紙社論中。已故的《華爾街日報》編輯羅伯特·巴特利說，“沙米爾、沙龍和比比（對內塔尼亞胡的昵稱），這些人說什么我都贊同。”《華爾街日報》、《芝加哥太陽時報》和《華盛頓時報》的社論經常強烈親以。《評論》、《新共和》、《標準周刊》等雜志也幾乎在發生任何事時都強烈為以色列辯護。 《紐約時報》等報紙的社論也有傾向。

《時代周刊》前執行編輯馬克斯·弗蘭克爾（Max Frankel）在回憶錄中承認，“我偏向以色列的程度連我自己都不敢承認”；“我為雜志寫大部分的中東評論……我是從親以的角度寫的。” 而關于以色列的報道要比評論更平衡些，因為記者都試圖更加客觀些，而且身處被占領土，知道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對此游說集團會組織寫信抗議、并阻撓“反以”報紙開設新攤點。CNN的一位職員因為寫了篇“反以”的文章，一天之內受到了6000封抗議郵件。

2003年5月，一個親以機構組織人員在33個城市的國家公共廣播電臺門外示威，要求電臺改變對以態度。以色列在國會的朋友也給電臺打電話，讓他們進行內部審查，更好地監督有關中東的版面。 　

一邊倒的智庫 　

親以力量主導了美國智庫，而智庫不僅影響輿論，而且影響決策。游說集團在1985年成立了自己的智庫——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WINEP）。雖然該所淡化和以色列的關系，聲稱提供“平衡而現實”的角度，其實并不是。 過去25年里，親以力量主導了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布魯金斯學會、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會、傳統基金會、哈德遜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學會、國家安全事務猶太學會（JINSA）等等。 例如，在許多年里，布魯金斯學會中東問題方面最權威的專家一直是威廉·昆特（William Quandt），他一貫堅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但現在，布魯金斯學會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薩班中東研究中心”進行的，該中心的資金來自猶太富商、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海姆·薩班（Haim Saban）。主任就是前面提到的克林頓政府官員英蒂克。布魯金斯學會已經從中立的機構加入了親以的大合唱。 　

檢查學術界

沙龍上臺和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義爆發后，美國大學中對以色列的批評增多。游說集團開始努力“奪回校園”。2002年9月，兩位新保守主義者馬丁·克拉默（Martin Kramer）和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建立了“校園觀察”網站，公布了一份可疑學者名錄，鼓勵學生舉報反以言論或行為。此舉激起強烈反響，二人后來被迫撤下了名錄。

已故的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生前任職于哥倫比亞大學，因此哥大成為親以勢力的重要攻擊目標。哥大前教務長喬納森·科爾（Jonathan Cole）說，“愛德華·薩義德一發表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開講話，我們都會受到數百封電郵、信件和報道，要我們譴責薩義德、封殺甚至解雇他。”

2004年末，“大衛計劃”（David Project）拍了一部宣傳片，聲稱哥大的中東系教師反猶，恐嚇猶太學生。這讓哥大遭到各方嚴詞指責，但校方委員會的調查發現這純屬子虛烏有。 猶太集團甚至要求國會建立相關機制，監督教授關于以色列的言論，取消對“反以”學校提供的聯邦資金。但此舉未能成功。猶太慈善家還建立了猶太人研究項目，增加校園中的親以學者。 　

叫人閉嘴的好方法 　

游說集團最強大的武器就是指責對方反猶，質疑以色列的行為、質疑猶太集團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甚至談到“猶太游說集團”這幾個字，都會被指責為反猶，而反猶是令人憎惡的，沒人愿意被戴上這頂帽子。 　 　

“尾巴搖狗”

接下來的問題是，猶太游說集團對美國對外政策有何影響？游說集團已經影響到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成功說服美國領導人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壓迫，并把以色列的地區對手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當作敵人。 　

將巴勒斯坦人妖魔化 　

現在已經基本被人遺忘的是，就在2001年秋－2002年春，布什政府出于緩和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緒的目的，曾試圖遏制以色列在被占領土的擴張政策，推動巴勒斯坦國的建立。布什當時用減少對以援助的手段施壓是完全可行的，也能得到民眾支持。2003年5月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60％多的美國人同意，如果以色列抗拒美國的施壓，就斷絕對其援助，而在“關注政治”的美國人中這一比例有70％多。73％的人認為美國應當對巴以沖突保持中立。 但布什政府未能改變以色列的政策，最終還是支持以色列的強硬立場，這主要的原因就是游說。

2001年9月，布什總統向沙龍施壓，要其在被占領土上保持克制，敦促沙龍讓以外長佩雷斯會見阿拉法特。布什還公開聲明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沙龍澤指責布什試圖“犧牲我們的利益討好阿拉伯人”，并警告說，以色列“不是捷克斯洛伐克”。 據報道，布什對沙龍將他比作張伯倫大發雷霆，白宮新聞官說，沙龍的話是“不可接受”的。沙龍道歉。但他很快和游說集團一起游說布什政府，說美國和以色列面臨共同的恐怖主義威脅。他們不斷強調，阿拉法特和本·拉登沒有區別，美以應當孤立阿拉法特，不與他來往。

11月16日，89位參議員給布什寫信，贊揚他拒絕會見阿拉法特，同時要求美國不要約束以色列報復巴勒斯坦人的行動。據《紐約時報》報道，“這封信源于兩周前幾位重要參議員和美國猶太人領導人的會面。”到了11月底，美以關系大大改善，部分原因是美國在阿富汗取得初步勝利，不用再在打擊基地方面尋求阿拉伯國家的支持。

12月初沙龍訪美。 但2002年4月又出了麻煩，以國防軍發動“防衛墻”行動，占領約旦河西岸大部。布什考慮到對反恐戰爭的影響，在4月4日要求沙龍“停止進攻，開始撤退”。兩天后又要求“立即撤退”。4月7日，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賴斯對記者說，“立即撤退就是立即撤退。就是說現在撤退。”同一天國務卿鮑威爾起程去中東，要求各方結束戰斗，開始談判。 這時游說集團又行動了，而且目標直指鮑威爾。切尼辦公室和國防部的新保守主義者指責他對恐怖分子認識不清。猶太人領袖和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則開始向布什施壓。迪雷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特倫特·洛特（Trent Lott）前往白宮，警告布什要適可而止。 4月11日布什顯露出屈服跡象，表示沙龍是“和平人士”。鮑威爾的出訪無功而返，布什告訴記者，沙龍同意立即完全撤軍。但實際上沙龍并未那么做，布什總統卻再未提起此事。 5月2日，兩院通過兩項支持重申以色列的決議（參議院是94：2，眾議院是352：21），強調兩國“現在參與到共同的反恐斗爭中”。眾議院決議還將阿拉法特描繪為恐怖主義的主因。

幾天后，訪以的國會兩黨代表團公開要求沙龍拒絕美國的壓力，不要和阿拉法特談判。5月9日，眾議院開會決定再給以色列2億美元反恐援助。鮑威爾表示反對，但無濟于事。 簡言之，沙龍和游說集團和美國總統對著干，并戰而勝之。一位以色列記者的報道說，沙龍的顧問們“在看到鮑威爾的失敗之后，無法掩飾自己喜悅之情。沙龍和布什總統對視，布什先眨了眼。” 之后美國政府就一直拒絕和阿拉法特打交道，直到他去世。

阿巴斯當選后，沙龍繼續進行單邊撤離計劃，雖從加沙撤出，但在約旦河西岸繼續擴張，手段是修建“隔離墻”，奪取巴勒斯坦土地，擴大定居點和公路網絡。沙龍拒絕和阿巴斯談判，阿巴斯遂無法帶給巴勒斯坦人可見的利益，這直接導致哈馬斯在議會選舉中獲勝。哈馬斯一上臺，以色列又有了拒絕談判的借口。

布什甚至許可以色列單方吞并一些被占領土的行為，這與約翰遜以來歷屆美國總統的政策相悖。 美國官員曾經小小批評過以色列的幾次行為，但沒有做任何事情來建立一個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國。

前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特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甚至在2004年10月說，沙龍把布什總統“玩弄于股掌”。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也深知游說集團的力量。2004年克里就長篇大論地表達他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今天的希拉里·克林頓也這么做。 　

以色列與伊戰 　

許多美國人認為伊戰是“為石油而戰”，但其實這場戰爭在很大意義上是為了讓以色列更安全。賴斯的顧問菲利普·澤利科（Philip Zelikow）說過，伊拉克的“真正威脅”不是威脅美國，而是威脅以色列。2002年8月16日，《華盛頓郵報》報道，“以色列呼吁美國官員不要拖延對薩達姆的軍事打擊。” 但9月布什總統試圖尋求安理會的戰爭授權，這讓以色列領導人很不快，他們還擔心薩達姆會同意聯合國核查員重返伊拉克，那樣戰爭就可能避免。以外長佩雷斯對記者說，“必須打擊薩達姆·侯賽因，”不需要再讓核查人員重返伊拉克。前總理巴拉克在《紐約時報》撰文稱，“不行動是最大的危險”。內塔尼亞胡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推翻薩達姆的理由》。2003年2月《國土報》報道，“（以色列）軍方和政界渴望伊拉克戰爭”。有記者描述說，“以色列是西方唯一一個領導層絕無例外地支持伊戰的國家。”而美國則在此時呼吁以色列克制言論，以避免讓人覺得美國是為了以色列打仗。 　

游說集團與伊戰 　

在美國推動伊戰的主要是新保守主義者的小團體，很多和利庫德集團關系甚密。但盡管他們和游說集團渴望戰爭，美國的大多數普通猶太人并不這么想。戰爭開始時皮尤中心的全國調查顯示，美國人支持戰爭的比例是62％，而在猶太人中只有52％。所以不能指責說，伊戰是受“猶太人的影響”，而只能說是受游說集團的影響，尤其是其中的新保守主義者的影響。 早在布什當選總統前新保守主義者就決心推翻薩達姆。

1998年寫公開信給克林頓總統呼吁推翻薩達姆的人中，很多和JINSA或WINEP關系密切。但直到布什當選后，他們都無法在民眾中鼓舞起開戰的熱情。 但突然發生了9·11事件，改變了形勢。游說集團中的新保守主義者，如利比、沃爾福威茨和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等在勸說布什和切尼同意對伊開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對新保守主義者而言，9·11是個絕好的機會。沃爾福威茨建議布什先打伊拉克，后打阿富汗，盡管沒有證據表明薩達姆參與了9·11。

布什沒有接受，但在11月21日下令軍方擬定侵伊作戰詳細方案。 新保守主義者還不遺余力地宣揚，入侵伊拉克是贏得反恐戰爭的關鍵。這一方面是為了給布什施壓，另一方面是為了壓制反對聲音。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在10月1日的《標準周刊》上撰文呼吁在擊敗塔利班后馬上進攻伊拉克。同日查爾斯·克勞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稱，擊敗阿富汗后，應當進攻敘利亞，然后是伊朗和伊拉克。“反恐戰爭將在巴格達結束。”

這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是大規模的宣傳攻勢，為入侵伊拉克造勢。其中的關鍵是操縱情報，把薩達姆描述為迫在眉睫的威脅。利比多次造訪中情局，向情報分析員施壓，要他們尋找可作為戰爭理由的情報。然后在2003年初出臺一份關于伊拉克威脅的詳細報告，由鮑威爾在安理會宣布。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說，鮑威爾“對他看到的報告之添油加醋、聳人聽聞感到目瞪口呆。利比完全是捕風捉影，拼湊出一個最不可能的結論。”鮑威爾在聯合國的演示舍棄了利比最粗糙的那一部分內容，但依然錯誤百出，現在鮑威爾也承認此事。

參與編造情報的還有9·11后成立的兩個直接向副國防部長費斯匯報的組織——“反恐政策評估組織”和“特別計劃辦公室”，一個負責搜尋基地組織和伊拉克的關系，一個負責尋找可以用來為伊戰做論據的證據。這兩個組織都由新保守主義者組成，里邊也有游說集團成員。費斯強烈支持以色列。他和利庫德集團有長久的良好關系，曾撰文支持以色列修建定居點、甚至吞并被占領土。還曾建議以色列采取行動重塑中東秩序。國土報評論他和珀爾“在對美國政府的忠誠和滿足以色列利益之間踩鋼絲”。沃爾福威茨也強烈支持以色列，他被認為是布什政府中最親以的人士。2003年《耶路撒冷郵報》因他“虔誠支持以色列”而評他當選“年度人物”。

還要提的是新保守主義者在戰前對艾哈邁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的支持。這位伊拉克流亡分子之所以得到青睞，是因為他和美國猶太人團體的密切聯系，以及承諾一旦掌權將和以色列友好，猶太游說集團對此感到很滿意。 看到新保守主義者對以色列的忠誠，他們對伊拉克的癡迷，以及他們對布什政府的影響，毫不奇怪，很多美國人懷疑這場戰爭是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戰。2005年3月美國猶太人委員會的巴利·雅各布（Barry Jacobs）說，在美國情報機構的內部“普遍流傳”的是，以色列和新保守主義者合謀把美國拉入伊戰。但很少有人敢公開這么表示，參議員恩斯特·霍林斯和眾議員詹姆斯·莫蘭（James Moran）曾提過此事但遭到譴責。

專欄作家麥克·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在2002年底寫道，“關于以色列的角色缺乏公共討論……就像‘屋里的大象’那個寓言：所有人都看到大象，但沒有任何人說。”他認為原因是，他們擔心被貼上反猶標簽。以色列和游說集團是達成戰爭決策的關鍵，這點似無疑問。如果沒有游說集團，美國在2003年3月開戰的可能性極小。 　

地區改造夢想 　

當時還沒有想到伊拉克會成為泥潭和無底洞。當時伊戰只不過是更大計劃的一部分，那就是重塑中東。這一野心勃勃的計劃大大偏離了美國過去的政策，而游說集團和以色列是這種偏離背后的推動力量。伊戰爆發時《華爾街日報》的大標題是《總統的夢想：不止改變政權，而且改變國家：親美、民主地區的目標其根源在以色列人和新保守主義者》。 親以力量一向希望美軍加大對中東的干涉以保護以色列。但在冷戰期間這收效不大，因為當時美國扮演著“離岸協調者”的角色。在地區搞平衡術，讓各國相互制約，例如里根政府在兩伊戰爭中支持伊拉克打擊伊朗。

海灣戰爭后這一政策改變，克林頓政府采取“雙重遏制”政策，即在該地區部署重兵，同時遏制兩伊，而不是讓兩伊相互制衡。“雙重遏制”就是英蒂克在1993年5月任職于WINEP期間提出的，然后他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期間實施這一政策。 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雙重遏制”引起了很多批評，因為要同時遏制相互為敵的兩個國家，這是個巨大的負擔。這時游說集團又介入了，要維護這一政策。在壓力下，克林頓在1995年春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加強了這一政策。但AIPAC要求更多，所以1996年克林頓政府又通過《制裁伊朗與利比亞法》。

但到了90年代末期，新保守主義者又認為雙重遏制還不夠，應當在伊拉克進行政權更迭，這樣將改變整個中東。這一想法見于新保守主義者寫給內塔尼亞胡的信中。到2002年，地區改造已經成為新保守主義者的共識。 克勞塞默認為，這一想法的創始人是以色列政治家納坦·沙蘭斯基（Natan Sharansky），布什總統對他的作品印象深刻。

不僅如此，整個以色列政壇都認為推翻薩達姆將會以對以色列有利的方式改變中東。2003年2月17日的《國土報》報道說，“國防軍高官和沙龍的親信描繪了一幅玫瑰色的戰后前景。他們想到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在薩達姆傾覆后以色列的敵人一個個垮臺。”因為以色列領導人、新保守主義者與布什政府有此計劃，所以伊戰剛有了一點勝利的影子，他們就轉向以色列的其他敵人。 　

瞄準敘利亞 　

2003年4月美軍攻陷巴格達，沙龍馬上開始催促美國瞄準大馬士革。4月16日，沙龍和國防部長莫法茲接受好幾個以色列報紙采訪，要求美國給敘利亞施加“沉重壓力”。《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以色列在“煽動”針對敘利亞的行動，向美國提供關于敘總統阿薩德的情報。 當時游說集團也做了相同的事。沃爾福威茨說，“敘利亞必須進行政權更迭。”珀爾對記者說，“我們可以給（中東的其他敵對國家）很簡潔的信號——你就是下一個。”勞倫斯·卡普蘭在《新共和》上撰文稱，阿薩德嚴重威脅美國利益。

在國會，4月12日，議員愛略特·恩戈爾（Eliot Engel）重提一項法案，要求敘利亞從黎巴嫩撤軍，銷毀大規模殺傷行武器，停止支持恐怖主義，否則進行制裁。并要求敘利亞和黎巴嫩采取切實措施與以色列議和。該法案是由國會中一些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制定的。后來法案以壓倒性獲得通過（眾議院398：4，參議院89：4）。

但當時布什政府仍然猶豫是否應當把目標指向敘利亞，當時中情局和國務院也都反對把敘利亞當目標。這種顧慮是有道理的。

首先，9·11后敘利亞政府向美國提供了關于基地組織的重要情報，并警告美國當心在海灣地區一起策劃中的恐怖襲擊。敘利亞還讓中情局有機會審訊9·11劫機犯的招募者之一穆罕默德·扎馬（Mohammed Zammar）。如果指責敘利亞將會破壞這種關系，影響反恐戰爭。

其次，伊戰前敘利亞和美國關系不錯，甚至在2002年投票支持美國提出的聯合國1441號決議，而且敘利亞對美國不構成威脅。最后，逼迫敘利亞可能導致敘利亞在伊拉克給美國制造麻煩。 但因為AIPAC和以色列官員的壓力，國會堅持要逼迫敘利亞。如果沒有游說集團，美國的對敘利亞政策應當會更加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瞄準伊朗 　

以色列將他的所有敵人都盡量抹黑，而伊朗被認為是最大的威脅，因為它最有可能獲取核武器。2002年11月沙龍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采訪時開始公開催促美國遏制伊朗。他稱伊朗是“世界的恐怖中心”，呼吁布什政府在征服伊拉克的“第二天”就對伊朗動手。2003年4月，以色列駐美大使就呼吁對伊朗進行政權更迭。他說，推翻薩達姆是“不夠的，”美國“必須走下去。敘利亞和伊朗對我們構成同樣大的威脅。”新保守主義者也迫不及待地加入進來。5月6日，美國企業研究會、保衛民主基金會和哈德遜學會開會討論伊朗問題，發言者都主張對伊朗進行政權更迭。

面對游說集團的壓力，布什政府努力阻止伊朗的核計劃，但收效不大。因此游說集團采取各種方式繼續施壓。出現了各種文章，聲稱伊朗的核威脅迫在眉睫，警告不要對“恐怖”國家采取綏靖政策。

游說集團還敦促國會通過《支持伊朗自由法案》，加大對伊朗的制裁。 我們可以說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也符合美國的利益，但這只對了一半，因為伊朗的核野心不對美國構成現實威脅。如果美國能和擁有核武器的蘇聯、中國或朝鮮共處，它就也能和伊朗共處。假設沒有游說集團，雖說伊朗和美國不大可能會結盟，但美國的對伊政策應會更溫和，而且先發制人戰爭不會成為嚴肅的考慮。 　

結論是：

以色列和其在美國的支持者希望由美國出面對付以色列所面臨的所有安全威脅。如果他們成功改變了美國政策，削弱或者推翻了以色列的敵人，以色列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付巴勒斯坦人，但所有的戰斗、死亡、重建和花錢都是由美國人承擔的。

即使美國未能改造中東，而是面對一個更為激進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以色列仍然會受到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保護。這不是游說集團希望的完美結局，但至少要比美國疏遠以色列、或者逼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講和要好。 　

結語

看到美國在伊拉克的困境、美國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形象的破壞，以及近期披露的AIPAC職員將美國的國家秘密透露給以色列，看到這一切，人們可能會問：我們有可能制止游說集團的力量嗎？人們也可能想到，阿拉法特的死和溫和的阿巴斯的當選會促使美國推進和平進程。簡言之，美國領導人有充足的余地疏遠游說集團，更加根據美國的國家利益制定中東政策。利用美國的力量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實現公正的和平，這將促進戰勝極端主義、推動中東民主的長遠目標。

但這樣的前景很遠。

在游說界，AIPAC和基督教錫安主義者沒有什么對手。他們知道自己的工作會越來越困難，所以正在擴充人員，加大力度。美國政治家非常依靠競選捐款，而主流媒體也不會轉變立場。 形勢讓人非常擔憂，游說集團的影響造成了多方面的麻煩。

首先它加劇了恐怖主義威脅，而且這影響到了美國的歐洲盟國。它使得巴以問題無法解決，這讓極端分子找到借口招兵買馬，刺激全世界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如果游說集團鼓吹的政權更迭導致美國打擊伊朗和敘利亞，將會帶來更大的災難。游說集團對這兩國的敵意使得華盛頓無法在反恐和穩定伊拉克方面取得它們的支持，而這種支持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在道德方面，游說集團使得美國實際上成為以色列在被占領土擴張政策的推動者，成為針對巴勒斯坦人罪行的共犯。這會使得美國在海外推進民主的努力受挫，而美國要求他國改善人權狀況會被視為虛偽。美國接受以色列擁有核武器，這樣它在控制核擴散方面的努力也會被視為虛偽。 而且游說集團壓制了關于以色列的討論，這危害了民主。把批評者列入黑名單，或者動員抵制他們，或者稱其為反猶分子，這都違反了民主制中的公開辯論原則。美國國會無法就如此關鍵的問題展開真誠討論，這讓民主決策的整個程序陷于癱瘓。

最后，游說集團也對以色列不利。以色列覺得自己有能力說服美國支持它的擴張計劃，因此沒有動力抓住和談機會，而和談本來可以挽救以色列人的生命，壓縮巴勒斯坦極端分子的生存空間。侵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政治權利絕沒有讓以色列變得更安全，對整整一代的巴領導人采取暗殺和疏遠的做法只是加強了哈馬斯等極端組織的力量。 但仍有一絲希望。

盡管游說集團很強大，但其負面效果越來越無法掩蓋了。強大的國家政權可以將錯誤的政策維持一段時間，但事實不會永遠被蒙蔽。我們需要就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政策坦誠討論。以色列的生存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它對約旦河西岸的占領及它的整個中東計劃并不一定符合。公開的討論將有助于使美國的政策更加符合本國利益、符合該地區其他國家的利益，以及以色列的長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