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昨天朋友發來一則新聞：

這個話題我寫過很多次，媒體用“再也”二字，我窺見了一種成年人對孩子終于無處可逃的快意和掌控欲。

無感考勤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不需要你同意、不需要你配合、甚至不需要你知道。

這不是技術進步，這是一種僭越：

只能說，人類發明同意權、知情權、告知義務，花了幾百年，且每一條都是用血泡出來的，核心精神只有一句：

任何對人的處置，必須經過這個人的知道與同意。

如此行徑，把數代人的努力，碾作齏粉。

而且，這套系統的提供方，是一家參展的科技公司。

未成年人的人臉特征，是終身不可更改的生物信息。它會怎么存？誰能查？數據放在哪個服務器？運維人員的權限邊界在哪里？泄露了誰負責？賣給第三方訓練模型誰來追責？

如果真有校方采購，只是風險歸學生，便利歸校方，利潤歸公司罷了。

賬，是徹頭徹尾不對等的。

還有，這并不是學生失控催生了監控，是監控的野心、監控的胃口在自我繁殖。

它先以管住壞人為名建立起來，然后慢慢擴張到管住可能變壞的人，再擴張到管住所有人以防萬一，最后擴張到管住一切，因為本來就該這樣。

每一步都有充分理由，都有現實需求，且都讓人無話可說。

你永遠不知道此刻是否被看，所以必須時時刻刻假設自己正在被看。

久而久之，人對自由的感知能力本身會退化。

這才是最讓我心寒的——自由不是被剝奪的，是被遺忘的。

一個從小學起就活在360度旋轉攝像頭下的孩子，等他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再有人跟他談隱私、談尊嚴、談“人不該這樣活著”，他可能會一臉困惑——這有什么問題嗎？我從小就這樣啊。

那個時候，再多的論證、再厚的書、再激烈的呼喊，都喚不醒他了。

因為喚醒的前提，是他曾經知道。

而那些為惡者，正在親手剝奪下一代作為人的權利。

還有，朋友發來了評論區這則評論：

潛臺詞是，你現在不是人，你是一個待加工的半成品，等你畢業、工作、成家、納稅、為社會做出可量化的貢獻之后，才慢慢被允許靠近“人”這個身份。

這個邏輯不只用在學生身上。

農民工的任務是好好搬磚，不要惡意討薪。

打工人的任務是好好加班，不要談福報。

好像每一個群體，在被剝奪什么之前，都先被指派一個“任務”。

任務一旦成立，剝奪就順理成章。

學生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學生，任何人都有保有隱私的權利。

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他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才是某所學校的一個學生，它假設隱私是一種特權，是要憑資格領取的獎勵，而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

以此類推，最后你會發現，“配談隱私”的人幾乎不存在。

每個人都能找到一個比自己“更不配”的群體，然后心安理得地按住對方的頭。

那你憑什么又覺得你可以被當成人？

他以為自己站在配的那一邊。

他張口替監控說話的那一刻，心里有一種隱秘的優越感：

學生不配，但我配，孩子不配，但成年人配，被監控的不配，但旁觀監控的配。

他靠指認一個更不配的人，給自己換來一張臨時的人籍。

可這張人籍，是誰發的？

不是他自己掙來的，是這套秩序暫時還沒輪到他而已。

他不是在論證一個觀點，他是在表態——表態自己已經接受了這套秩序，并且愿意成為這套秩序向下傳導的一環。

他用“學生不配”換得一種安全感：

只要還有人比我更不配，刀子暫時就不會落到我頭上。

托克維爾說過一句話，大意是：

當一個環境把所有人都變成同樣無力的個體之后，邪惡的結構就再也不需要解釋自己了。

每個人都是孤立的。

每個人都覺得還沒輪到我，每個人都靠踩低別人換一點喘息——直到某一天發現，已經沒有人可以踩了，自己腳下就是懸崖。

他們在異化、侮辱、損害中形成無能自覺，認命地接受了叢林法則、社會達爾文主義、存在即合理等閹豎思維和順勢思維。

精神上自我閹割的人，不僅自己不舉，還見不得別人挺立，會主動圍剿、踩踏那些尚未被閹的人。

多么悲涼的一幕！他們沒從這套系統里拿到一分錢，他們的孩子或者他們自己很可能就是被監控的對象，卻搶先一步把自己的同類按在地上，主動替施加控制的一方說話。

這樣的人比比皆是。

魯迅筆下的閏土，見到迅哥兒喊出那一聲老爺，喊的就是無能自覺——他不是被誰逼著喊的，是他自己已經接受了“我和你之間，應該有這一聲老爺”。

那一聲“老爺”，比任何鞭子都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里寫過類似的東西：

人會愛上自己的鐐銬，因為鐐銬替他承擔了選擇的重負。

反正我也做不到，反正我說了不算，反正我這種人配不上。

跪下不需要練，站著才需要。

于是他們認命地接受了——叢林法則，誰強誰有理。

社會達爾文主義，本來就該有人被淘汰。

存在即合理，已經這樣了就別叫了。

這是人之為人這個意義上的退化。

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他應該有權在某個清晨決定不去上學，他應該有權擁有一些未被記錄的時刻，作為他將來回憶青春時的、唯一屬于他自己的私產。

這些權利不是因為他“配”，是因為他是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