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7日，發改委外資安全審查機制辦公室發布公告，依法禁止外資收購Manus，要求當事方撤銷交易。

公告極短，字越少事越大。沒有點名Meta，但路透社和美聯社均有報道，這筆交易正是Meta對Manus的收購，金額超過20億美元。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2020年的TikTok。

那年，張一鳴面對的是美國要他賣；這次，肖弘面對的是中國依法禁止外資收購的監管決定。

表面看，一個是美國監管要求剝離業務，一個是中國監管依法禁止收購，雖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對關鍵技術安全的管控。

張一鳴和肖弘采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也因此面臨了不同的監管結果。

01、技術來源，遷不掉

Manus不是一家普通軟件公司。它是AI Agent，背后依賴的是模型調用、語料理解、任務拆解和中文場景下的工程調優。

這類產品的能力形成，離不開真實用戶的海量任務反饋——而Manus的早期用戶，恰恰是通過中文社交媒體引爆、靠中國用戶搶激活碼涌進來的那一批人。

按照公開信息和媒體報道，Meta的收購公告發布后，公開了階段性的成績：上線8個月，年化收入已達1.25億美元，處理了147萬億token，創建超過8000萬臺虛擬計算機。

很顯然，這個成績源自中國的研發環境，大量的任務語料、用戶交互和工程打磨，不是換一個注冊地就能洗掉的。

發改委介入時，Manus的注冊地在新加坡，辦公室在新加坡，團隊也已基本搬走。但根據環球時報的社評，監管審查的核心從來不是注冊地，而是"技術、人才、數據與中國的關聯性"。

公司殼可以遷，技術來源遷不掉。、

02、第一個錯：出海做成了去中國化

張一鳴和肖弘都走了全球化路線，但走法完全不同。

字節跳動始終是雙軌制：抖音留在國內，TikTok覆蓋海外，技術底座打通，國內團隊和業務完整保留。這不只是商業策略，更是一個客觀事實：中國監管始終有可以介入、可以保護的對象。

Manus走了另一套路徑。根據路透社報道，Manus在2025年5月獲得Benchmark領投7500萬美元融資后，7月關閉中國辦公室、裁員，將運營遷往新加坡，隨后徹底停止中國境內服務。到Meta收購公告發出時，Manus與中國的連接已經切得相當干凈。

從商業邏輯看，這或許是為了降低地緣風險；但從監管邏輯看，這個動作序列的信號非常清晰：一個在中國成長出來的AI項目，正在主動完成"去中國化"，然后以海外資產的身份賣給美國巨頭。

肖弘將此視為國際化布局，而監管審查更關注技術來源與中國市場的關聯性及潛在安全影響。

03、第二個錯：把整體賣身當成商業自由

這才是核心。

傳統軟件公司可以說：代碼是我的，公司是我的，我賣給誰是我的商業自由。但AI不完全適用這套邏輯。AI Agent的能力不是一個創始人在實驗室里單點發明出來的，它是長期吸收語料、用戶、場景和工程生態的結果。當這些來源與某個市場高度綁定時，"技術屬于創始人、可以自由處置"這件事，就會開始變得復雜。

肖弘的判斷失誤正在這里。他看到的是公司股權、交易價格和個人退出；監管看到的是技術來源、語料來源、工程來源和最終控制權歸屬。

在中國市場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技術能力，其發展離不開本土數據與用戶生態的支撐，這也是監管審查的重要考量因素。

04、張一鳴為什么還留著

這里需要說清楚：張一鳴在TikTok危機中并不主動，他的狀態是被美國逼著交出東西。但他有一點和肖弘根本不同——他始終沒有把字節跳動定義成一個"去中國化資產"。

結果是，當美國要求剝離TikTok時，中國可以從技術出口角度正當介入。中國政府調整發布技術出口限制目錄，"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有利于字節跳動拖延交易"，這是一次客觀意義上的保護。張一鳴被美國逼著交出東西，但他手里還有中國監管可以保護的技術錨點。

肖弘則相反，他主動把東西往外搬，卻還期待監管不追問它從哪里長出來。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本身就是矛盾。

此外，交易形態也是關鍵變量。張一鳴在TikTok危機中反復守住的一條邊界，是"算法源代碼不出售"，各方談的是數據存儲、業務安排和有限技術合作。

而Manus的Meta收購則更徹底：產品、團隊、IP和肖弘本人的去向（出任Meta副總裁）一起打包進入交易。這種設計，對審查機制來說沒有解釋空間。

05、一條走不通的路

Manus案的真正意義，不只是一筆被叫停的交易。它劃出了一條清晰的邊界：在中國成長、靠中國數據和用戶喂養的AI能力，不能用"遷去新加坡"的方式完成產地重新定義，再整體賣給美國巨頭。

肖弘比張一鳴錯在哪里？不是錯在想全球化，也不是錯在找Meta。他真正錯在三件事上：出海做成了去中國化；把中國技術生態喂養出來的AI能力當成了可以自由搬走的私人資產；把交易設計成了技術、團隊和控制權整體轉移的形態。

此次監管禁止收購，不僅是對單筆交易的規范，更明確了關鍵技術領域外資并購的監管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