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賈芝（左）與賈植芳（右）在復旦大學合影

文 | 毛巧暉

對于賈芝和賈植芳的學術人生，論者大多聚焦兄弟二人“懸殊”的人生際遇，對兄弟二人“殊途”寫作甚為詳細，我在此處想寫寫兩人的“手足情”。

賈氏兄弟的文學“同途”和“疊合”的友人

賈芝和賈植芳因為共同的成長環境和教育經歷，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都選擇了具有“救世”意味的文學。只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賈芝從作詩轉向研究民間文學，賈植芳則從事的行業較“雜”，他翻譯過《契訶夫手記》，撰寫過《近代中國經濟社會》，還寫過小說，不過后世更多將他視為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者。我學術主攻方向是民間文學，所以對賈芝的學術研究和學術發展脈絡較為熟悉；對于賈植芳，更多是看別人寫的關于他的文章，及在上海讀書的五年間，聽他口述的一些人和事，還閱讀過他的隨筆和回憶錄，如《獄里獄外》《把人字寫端正：賈植芳生平自述與人生感悟》等。但我至今也沒有讀完他的《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盡管這本書跟著我從上海到山西再到北京，每次我都將它放到顯眼處，有空就讀幾行。其實我對內容不是很感興趣，只是很感慨為何他會對這一主題感興趣，這與我眼中的“他”出入很大，這也成為我與曾經親切的“二老舅”交流方式。

賈植芳著《近代中國經濟社會》，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

在研究賈氏兄弟的著述時，因為賈芝和賈植芳從事的專業不同，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賈植芳特殊的遭遇，很多人看到的是兄弟二人的“殊途”，當然也有些許關于兄弟二人關系不和的論說，其中當然涉及很多不為人知的細節。真實的歷史永遠難以還原，不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賈植芳進入監獄，“他哥哥知道后就給上海有關部門寫信，表示他弟弟的生活以后由他照顧，并且陸續寄來了一些營養食品，還有《紅巖》等書籍”（孫正荃：《人性如何墮入暗夜——聽賈植芳先生講故事》），手足之情躍然紙上。這些話我其實在賈植芳先生家多次聽到，沒這么細致，但他常常會提到“我哥……”，當然也會說到“我哥很膽小”，肯定有難以抹平的苦難傷痕。歷史的“掌紋”誰也難以描繪完整，不過相異的學術方向、人生經歷，并未影響賈芝和賈植芳共同的愛好和共同的朋友。對于朋友，我無法一一考證，但想拿從《賈植芳日記》和目前我從賈植芳家所收藏的賈氏兄弟二人從一九八〇年至二〇〇五年九十多封信中看到的一些人物舉例論述。

賈氏兄弟都愛好文學創作。賈植芳的文學寫作大家都很熟悉，但對其兄則了解者不多，所以我想著重說說賈芝的詩歌創作。因為賈芝一九四九年以后主要從事民間文學研究，很多人都忘記了他在延安時被艾青譽為“布谷鳥詩人”，也忘記了他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出版過詩集《水磨集》，并與覃子豪、朱錫侯（筆名朱顏）、沈毅、周麟一起出版過《剪影集》。他在孔德學校期間，喜好法國象征派詩作，寫作的也都是反映校園生活和朦朧愛情的詩。只是后來，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開始“眼光向下”，關注秧歌劇、民歌等。不過他的“詩才”還是頗為有名，所以才會出現艾青在第四次文代會期間，耿耿于懷地對他說：“好好的詩不寫，搞什么民間文學？”賈芝當然認為自己并未離開詩歌的“園地”，只是這個園地不再是“書齋”，而是“田野”，他依然是“布谷鳥”，“在民間文學這塊園地開拓、耕耘、播谷”，這也是他對艾青的質問未做辯駁之因。就我看來，他的“詩才”，恰是讓他在民間歌謠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根基。他曾經編選過《中國歌謠選》，后來在民間文學三套集成中，主編《中國歌謠集成》。他“新的詩歌園地”移到了民間，遍布全國各省市、各民族，因此，他無須辯駁艾青的質疑，且恰因他對詩歌的愛好，他能更好地理解民歌，說出歌是民眾的第二種語言，是詩歌化了的語言這樣的理論表達。

1933年12月，與泉社詩友攝于中法大學孔德學院，自左向右：朱錫候、賈芝、沈毅、覃子豪、周麟

因為兄弟二人都愛好文學，他們有很多共同的友人，其中談論較多的可謂詩人覃子豪。“在我年輕時代的師友中，覃子豪可說是印象良深的一個了”。不過在賈芝寫回憶文章之時，“世上再無此人”。在孔德學院預科部，賈芝與覃子豪、朱錫侯、沈毅、周麟結成“泉社”詩社，后來五人道路不同，“每個人都不安于大家所共有的范圍，而希望自己早日開拓將屬于自己的個人的境界去了”（賈芝《憶詩友覃子豪》）。后來覃子豪去了日本，他們聯系漸少。賈芝了解覃子豪的信息，主要是聽他弟弟賈植芳講述的。賈植芳、覃子豪、李春潮等在日本創辦過文學刊物，也一起在日本伊豆等地旅游，當然他們都積極參加中國的抗日活動。覃子豪回國后，曾在桂林待過。他還輾轉郵寄給賈芝兩本詩集，其中一本是《自由的旗》，書是由周揚轉給賈芝的，但是誰帶到延安的賈芝本人也不知曉。覃子豪去了臺灣后，他們就沒了聯系。賈芝再得到覃子豪的信息是從其弟覃處謙處。這時，覃子豪的詩作風格與賈芝已完全不同，他現代派的詩風讓人難懂。賈芝雖然提倡雅俗共賞的詩作，但認為“并不能貶低其審美價值”。賈植芳與覃子豪的友誼，從他們在北京讀書時就開始了，最初覃是其兄的好友，到了日本他們才交往甚多，不過后來因為“天各一方”，也不再有彼此的消息。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的日記中，賈植芳記述：“今早發炳中一信，夜看臺灣書目，為系內選購。覃子豪有詩論五本出版。”寥寥幾字，顯示了他獲悉友人信息的激動之情，更有對友人的思念。只是后來賈芝、賈植芳都不曾見過覃子豪。此外還有很多共同的友人，如與賈植芳一起留學日本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羅永麟。因為研究民間文學之故，他與賈芝也交往甚多。賈植芳日記中多次記述了與羅永麟等曾留日同學的聚會，其中一條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昨日禮拜天，上午如約去炳中處，羅永麟亦來，他出席此次文代會，并被選為民間文學理事，在京未得晤面，是前幾天他給耿兄打電話，約這天與耿兄面敘的。”（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夜記）另外，還有趙景深等，賈氏兄弟都曾多次提及。在此無法一一臚列他們共同的友人，只是想借此說明兄弟二人雖人生經歷有很大不同，但彼此之間依然是“同處”更多。

1980年代羅永麟（中）與賈植芳（左一）、賈芝（左二）在賈植芳家中合影

“殊途”和“有別”命運中的親情

賈氏兄弟因為共同參加第四次文代會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很多人都興致勃勃地談起兩人懸殊的人生經歷，大多數寫作者更多從賈植芳的遭遇談起，其中影響最大也最全面的當是陳思和的《殊途同致終有別：記賈芝與賈植芳先生》。賈植芳是陳思和的導師，師生交流很多，這從《賈植芳日記》中記述可見。從陳思和的論述中，我們看到曾經走過的不同道路，對兄弟二人人生的影響，當然其中也有兄弟性格的差異。之后很多人都寫過，尤其因為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知識分子曾經的共同遭遇，無論是“傷痕”記憶還是對曾經苦難的回溯，都刻意放大了兄弟之間的差異，甚至有人嘩眾取寵，似乎不寫到“兄弟鬩墻”不罷休。二〇〇〇年以后，因為求學和逐步進入學界，我與兄弟兩人交往算比較多。當然，因為“隔代”，我只是仰望著家族中輝煌的兩位長輩。不過，在我眼里，兩人真可謂“兄弟情深”，他們最喜歡問我的就是“我老弟都好吧”，“我哥怎么樣”。偶爾回想起，莫名想掉淚，兄弟二人后來見面并不多，但彼此通信、電話卻從未中斷。從目前整理出來的賈植芳家所存與賈芝的九十多封信中可看到兄弟二人從學術到生活各方面的交流，尤其互相關愛彼此身體和家人健康的問候讓人唏噓。現代生活，E-mail代替了書信交往，快節奏稀釋了情感。當我翻閱賈芝寫給弟弟的信件時，瞬間賈老溫潤如玉的形象躍然紙上。賈植芳寫給哥哥的信，我沒有看到，不過即使看到，我也難以辨認老人家“龍飛鳳舞”的筆跡。但是賈芝的字相對好認，我也謄錄了他們交往的部分信件，希望能通過通信看到他們二人交往的真實狀況。而賈植芳，我能從他日記中看到給大哥寄信等字樣，如“又給大哥寄一封信”的句子可謂比比皆是。還有很多他關心哥哥和哥哥家務事的記述：

1979年10月4日夜

得大哥訊，星嫂病重，又住進協和。

1979年11月23日夜

昨得綠原兄信，愿我到京后一晤。得兄信，言星嫂病況，日內當往訪吳公（即吳劍佩先生，中文系教授，擅長中醫學），希望他能開一帖中藥方，使她能免于并發癥和增加飲食。

1979年12月1日

早晨八點，接北京電，星嫂已于二十六日病逝，下月四日間遺體告別，六日在八寶山開追悼會。想不到一九五四年北京一晤后竟成永訣！

1980年7月9日夜

上午陳老太太來，談小燕婚事。為此，晚上又給大哥寫一信，談論此事，因蘇興良已在去京之便和大哥提及這個問題也。

賈芝與賈植芳參加第四次文代會的照片（作者供圖）

而賈芝在寫給弟弟的信中，也會給他推薦治療胃病的藥，問候弟媳任敏等。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賈芝在信中提到：“任敏返程前，我打電話到梅志家里詢問何日啟程，才知道頭天已經坐晚車走了。我有治胃病較有效的中藥‘七味片’，還有荷蘭出的‘樂德胃’（Roter），也許對植芳有用，準備好了卻未能帶去。若有順人捎去，或你們來京參加胡風先生的喪事時再試用。”

兄弟間的友好往來至今讀著讓人感慨！我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七年在上海讀書，其間與賈植芳接觸較多。五年時間，我從最初不敢言語的“小姑娘”，慢慢成為跟他聊天的“家鄉人”。賈植芳跟我聊天最喜歡從家鄉的特產聊起，當然都是他最初的記憶，因為他離開家鄉的時候只有十七歲，之后他在家鄉待的時間極少。我到上海考博士的時候，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上海的山西人比外國人少”。他很健談，喜歡跟我聊家鄉的事情。但我們倆的“故鄉”完全不同，對賈植芳而言，“故鄉”是童年、青少年的回憶，是一個“夢境”般的存在。

1987年秋，賈芝（左一）與賈植芳（左二）在山西襄汾縣東侯村住所合影

因為后來較少回到家鄉，賈植芳對家鄉的記憶就是他小時候曾經吃過的美食，餅子、羊湯、精美點心“牛舌頭”，以及后來到太原上學，路上看到富人們喝的汽水……每次他說起家鄉都會說到這些，接著就會說起，他哥哥小時候聽話，學習好，作為家里經濟創收主要承擔者的伯父想培養哥哥讀書，不愿意資助他上學，因為覺得他不是“讀書的料”，建議他跟著他舅舅到西北一帶去學做生意。聊到這些就會不自覺地說到他的母親，他母親是他家鄉侯村的鄰村——姚村楊氏家族的女子，而我姥姥家也恰巧是姚村的，這時候就又會說起他母親的家族。他母親家族在姚村是商業望族，生意主要在西北一帶。其實他提到的這些在晉南大家族中非常常見，也是很簡單的“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的思想。一般兄弟之中有人讀書，有人留在家盡“守家”之責，有人則出去做生意。比如他伯父就是在外做生意，而他父親則是“留守”家鄉。但他母親楊氏還是很有主意，堅持兄弟二人一起讀書。賈家與當時山西的大家族沒有兩樣，大多看重長子，無形間長子身上的擔子就更重。所以，從兄弟二人離開小山村侯村出外讀書開始，賈芝就負責照料弟弟的生活，包括管理錢財、分配兄弟二人的生活費用等。賈植芳的生活理念與哥哥完全不同，他喜歡各種美食和新奇的事物。兄弟二人盡管都喜歡文學，但取向卻大為不同。哥哥賈芝喜歡法國印象派詩歌，弟弟賈植芳更喜歡《水滸傳》《三國演義》等，這與之后兩人的道路完全不同。賈芝更像我們現在說的“別人家的孩子”，學業優異，老成持重；賈植芳則活潑好動，喜好結交朋友。賈植芳給我講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們到太原讀書后，當時因為戰爭，有戰斗機從天上飛過，學校里的同學都趕緊趴下。他就跑出教室看飛機，因為他沒見過飛機。哥哥非常生氣，就給家里寫信說，以后不管他了，如果他這樣下去，肯定要出事，會沒命的。其中難免有對弟弟的一點兒怨氣和撒嬌的成分。每次講這個故事之前，他都會說，他們去太原的路上，在平遙，長途汽車停下休息，他看到有個穿得看上去很富裕的人喝汽水，他也想喝，哥哥呵斥他，沒有錢，買不起。聽著老人家對記憶中場景的細致描述，我想不到他說的在平遙停車到底是停在哪里，難道當時就有服務區？當然更讓人感動的是，他講述時亮晶晶的眼神中那份抹不去的笑意和絲絲甜蜜。這段故事，我沒聽賈芝講起過。其實人與人的關注點不同，記憶也會有差異，同一事件的親歷者，回憶或口述往往大相徑庭。另外一件賈植芳經常提起的事情就是，他們到北京后，因為哥哥拿著錢，哥哥就買了一輛自行車，還花一百多大洋買了一個小提琴。“我個子矮，不會騎車，我也不喜歡拉小提琴。”每每聽到他講這個故事，我腦海中就會映現一幅洋氣的哥哥和賭氣的弟弟的畫面。我經常開玩笑說，那他要求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啊。他說錢是賈芝拿著，他是我哥。我瞬間有點兒莫名想掉淚，已經近九十歲的老人，說“他是我哥”。只要哥哥在，他就永遠可以做弟弟。

讀書期間，因為博士選題的緣故，我經常會到北京對賈芝進行訪談。幾乎每次做完學術訪談后，我都會問起他們一起到太原讀書、北京讀書的經歷，賈芝完全不記得這些事情。我每次說完賈植芳說的故事，他都會說“我老弟總是那么調皮”。他的眼神中是滿滿的寵溺，笑意里又有著對美好場景的回憶。不過我始終相信，兄弟二人對這些經歷的回想肯定是不同的，賈芝從小擔負起照顧弟弟的擔子，他對這份責任的履行可謂盡職盡責。這或許就是老家人常說的，長子要有長子的樣吧。當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因為特殊原因，兄弟二人或許有過一些誤會，但血濃于水，彼此情誼并未減輕。任何沒有親身經歷者，都無法評判。

2002年3月，毛巧暉及女兒與賈芝先生（左二）、金茂年女士（左一）、賈植芳先生（右一）在賈植芳先生家中合影

上面拉拉雜雜說的是兄弟二人交往中的親情。雖然人生“殊途”，命運有別，但兄弟之間友愛并未消減。哥哥自小老成持重，弟弟自小活潑好動；哥哥永遠笑瞇瞇不言語，弟弟則總在念叨哥哥的管束。恐怕也只有兄弟之間會如是。

賈氏兄弟間的學術交往和跨學科交流

賈氏兄弟是山西的文化名人，二人共在文壇，難免有交集。曾有學者書寫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賈植芳到北京看望哥哥賈芝，賈芝勸說他遠離胡風的“事件”。時移世易，但其間兄弟二人的學術交往尚可見一斑。后來賈氏兄弟學術道路有所不同，從事的學術研究亦為不同學科。賈芝最主要的學術標簽是民間文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當然他也是詩人；賈植芳則是中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寫過小說，還寫過中國近代的經濟社會。二人貌似交集甚少，但凡是熟悉中國學術格局，尤其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學術發展者，幾乎都知道民間文學與比較文學關系密切。季羨林曾寫過《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領域最強勢的研究方法當屬比較研究。所以二人學科其實有著密切聯系。賈芝在民間文學領域的成績涵括領導工作和學術研究，但因他對民間文學的理解承續了延安時期的文藝思想，他的學術范式與五四運動興起的民俗學研究不同，但也是中國本土民俗學、民間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不過，他并不是不了解北京大學歌謠運動，他和賈植芳都是在五四新文化的氛圍里成長起來的。賈植芳其實也很熟悉民間文學。我最為驚訝的就是，我在撰寫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時，發現賈植芳在《民間文藝季刊》一九八六年第二期刊發了《建設新時期的民間文學事業》一文，此文列在《民間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欄目，是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民間文藝季刊》和《文學報》聯合召開的民間文學與各學科關系會議的學者發言選登。賈植芳在文中闡述了自己對民間文學的理解，更為重要的是談到民間文學的緣起及其與比較文學的關系，特別是賈植芳提及的民間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內容都極為前沿。當然，這也與他本人涉獵廣泛有關，但兄弟二人之間的學術交流亦是重要因素。這從賈植芳處所存其兄信件可知，一封是寫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賈芝給其弟講述了參加芬蘭史詩大會的情況：

我已于上月十八日由莫斯科返京。二月二十八日到芬蘭，并參加了在土爾庫舉行的《卡勒瓦拉》與世界史詩討論會，然后到赫爾辛基參加了二月二十八日的《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紀念會。會后訪問了丹麥。

到芬蘭的情況很好。中國自始至終都受到極大的重視。討論會有十六個國家參加，在開幕式后的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只向中國提問題，報刊、電臺的記者紛紛來訪問，并且報紙上發表史詩討論會的開幕時刊登了我的頭像并答記者的談話。我們的發言也反應熱烈。二十八日的《卡勒瓦拉》紀念大會上，總統接見了我。丹麥是由作家臨會接待的。這個北歐的小國，話語、文化都很發達。除哥本哈根外，還到奧登斯參觀了安徒生的故居，到維堡附近農村前作家主席和一位詩人的家里。參觀了不少的博物館。

在莫斯科來回都停了一兩天。回來時在莫斯科參觀了高爾基的故居，高爾基的孫女瑪爾法介紹了她祖父的動人事跡。

1985 年 2 月 28 日,《卡勒瓦拉》出版 150 周年紀念大會,會間休息,芬蘭總統毛諾·科伊維斯托接見賈芝(落地燈左右二人)

另一封則是同年寫于八月二十九日的信件，講述了他到新疆參加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會議狀況：

我于十日乘飛機去新疆，臨走時碰上賈英她的家人從山西來，到新疆只到了共十天，在烏魯木齊參加了少數民族學會舉辦的學術討論會，新疆方面實際是會議的重點，當地極為熱情。近來興起“西部文學”，新疆是當然的“西部文學”獲獎地區……在那里住了一夜，參加了特為我們舉辦的“麥西萊甫”……

這些學術信息的交換恰在一九八六年舉辦會議之前，所以，賈植芳對民間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如此了解，尤其說到史詩及國外對中國文學關注方向的變化，顯然應受到賈芝所提供的學術信息的影響。對賈芝而言，其弟長期從事比較文學和現當代文學史研究，與民間文學研究關系密切，這從他祝賀《賈植芳文集》出版的通信（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四日）可知：

你久居“上海”，不斷地“堅持寫作”，尤其是教育了許多熱愛“民間文學、藝術的新時代的‘青年人’”；在我們生活的“新時代”，重視研究現代的“外國文學”，或研究“中國”各個“地區”、各“民族”、各“時代”的或世界各地區的“人民大眾的‘口頭文學’”！

未知以為然否？

另外，賈植芳是為數不多的在對民間文學和其他學科關系的論述中，提到民間文學與語言學、音韻學之間的關聯及民間文學興起之初和語言學的內在聯系的學者。后世因為語言學發展的獨立脈絡及語言和文學之間的區隔，甚少有學者再注意語言學和興起之初的民間文學彼此的交織和聯系。賈植芳與樂嗣炳交往甚多，這在賈植芳留存的日記中記述較多，而且從“夜訪樂嗣炳夫婦”“閑談”，以及他從樂嗣炳處借《魯迅研究資料》等，可見他們關系親密。賈芝也認識樂嗣炳，這從賈芝給賈植芳的信件可知，只是可能沒有其弟那么熟悉，畢竟樂氏和賈植芳共在復旦大學教書。樂嗣炳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就撰寫了很多歌謠和搜集歌謠的文章，所以賈植芳會從他那兒了解到民間文學與語言學的關系。而這也讓他對其兄所研究的民間文學有了進一步了解。這必然也影響到他對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格局的看法。或許這也是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如陳思和、王光東等，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較早關注到“民間”的原因吧。當然，歷史無法設想，而且兄弟二人相繼離世，這些內容難以一一印證，只能是“史料”脈絡的梳理與“認證”。

本文刊登于《隨筆》2026年第2期

原題為《人生“殊途”，手足情深

——“文壇雙星”賈芝、賈植芳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