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韌性是鄉村有序發展的“根”與“舵” | 社會科學報

當前，村莊正處在于城鎮化快速推進和人口結構顯著變化的復雜境遇之中。動態培育與激活村莊的“文化韌性”關乎鄉村社會能否在持續變遷中實現有序調適和長遠發展，其本質上是一個從依賴“外部輸血”轉向“內生循環”的系統性社會過程。這一轉型的關鍵在于激活并整合鄉村內部長期積累的文化資本，使其能夠主動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實現自我調適與協同發展。

原文 ：《文化韌性是鄉村有序發展的“根”與“舵”》

作者 |福州大學社會學系 胡溢軒/教授 李延陽/研究生

圖片 |網絡

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著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村莊的發展變遷并非被動承受外部沖擊的機械系統，而應被理解為在多重制度邏輯下能動回應、有機協同的開放系統。這一系統轉型既依托國家戰略的宏觀引導，又植于具體的社會基礎與歷史路徑依賴之中。當前，村莊正處在于城鎮化快速推進和人口結構顯著變化的復雜境遇之中，其發展既蘊含對接更廣闊市場與資源的機遇，又面臨內生主體性消解、社會認同弱化與發展動力碎片化的深層挑戰。在此背景下，超越對文化資源的靜態保護，轉向動態培育與激活村莊的“文化韌性”，成為關乎鄉村社會能否在持續變遷中實現有序調適和長遠發展的關鍵所在。

作為“根”與“舵”的文化韌性

所謂文化韌性，是村莊共同體在面對內外環境壓力與機遇時，憑借其內在的價值信仰體系、社會規范網絡、集體記憶傳承及地方性知識系統所展現的三種關鍵動態能力。一是“吸收擾動”的緩沖能力，即借助文化認同、鄉土倫理與社會網絡等機制化解外部劇烈沖擊，從而保障村莊基本秩序與核心價值體系的延續性；二是“學習適應”的調適能力，展現為村莊在面對外部開放系統時，能主動篩選、吸收并整合有益的外部資源要素，并將這些要素與村莊的文化脈絡及現實需求進行創造性融合，最終實現有機統一；三是“創新轉化”的發展能力，是指村莊在吸收與調適的基礎上，依據自身文化邏輯與傳統智慧，衍生出新的文化表達形式與發展機制，從而持續推動自身發展結構的優化與升級。這三者相互支撐、動態協同，使村莊在流動開放的社會環境中保持主體性，并具備引導變遷方向的內在力量。

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文化韌性所體現的動態能力兼具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其一，它是以人為本導向的精神根基。中國式現代化注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文化韌性通過滋養鄉土情感、凝聚社區認同，切實回應了農民對精神生活的深層次需求，是“人的現代化”在鄉村場域的具體實現，防止鄉村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失去溫度，淪為缺乏人文關懷與社會價值的純粹物理空間。其二，它是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內在整合機制。文化韌性所承載的價值認同、生態智慧、社會規范與集體記憶等元素，有助于村莊協調內部行政、經濟、社會等多系統間的互動關系，使其形成有效統一的行動主體。其三，它是應對外部環境多重風險的“安全閥”。穩固的文化認同與社會規范能夠有效緩解個體的焦慮感、疏離感及行為失范問題，同時又能夠增強社區凝聚力，形成應對經濟波動與社會沖擊的非正式支持網絡與精神資源。其四，它是賡續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載體。村莊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載體，其文化韌性的培育與提升，正是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基礎實踐，對維系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具有深遠意義。

生成與激活文化韌性的困境

鄉村文化韌性的生成與激活在當代實踐中面臨著內外交織的多重困境，其本質是鄉村社會內生運行邏輯與外部制度安排之間持續張力的體現。

內生主體弱化和集體記憶傳承的斷層是最大的難題。文化傳承的連續性需要穩定的社會結構與代際傳遞機制，但快速城鎮化和鄉村空心化現象阻礙了文化傳承機制的有效運作。大量扎根于地方實踐中的生態智慧、適應性策略與調解機制因缺少傳承主體與實踐場域而陷入“隱性化”與“失語”狀態。以福州義序村莊的發展變遷研究為例。傳統意義上，義序是典型的宗族村，宗族組織不僅具有經濟、祭祀功能，還承擔教化、治理等多重角色，是一個高度整合的復合系統，且具有很強的內生凝聚力。但這一系統在近代卻出現了結構性的瓦解，使得宗族祭祀、賑濟、公益等功能“去功能化”；與此同時，祠堂這一凝聚宗族精神、公共議事的空間也逐漸喪失了其傳統功能，宗族作為內生秩序主體整合社會、傳承文化的功能被嚴重削弱。20世紀80年代之后，祠堂修繕、族譜續編等“文化宗族”現象雖然相繼出現，但是其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傳統宗族的族田等經濟基礎已經消失，其嚴密的組織架構和強制性的規范也逐漸松散。尤其是市場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使得義序青壯年不斷向城市與非農產業轉移，鄉村社會結構松散，“熟人社會”網絡越來越稀疏。這說明文化傳承的“空間載體”功能異化，且代際傳承機制無法維系時，即使文化符號得以保存，其凝聚集體行動、維系村莊韌性的內在動力也已衰退。

外部制度安排在供給和需求層面如果錯配，項目支持一旦存在“懸浮”現象，韌性培育可能就會愈加困難。究其根本，在于國家、市場與鄉土社會這三種治理邏輯之間所構成的張力。如若外部支持不能真正理解并融入村莊的社會文化肌理，非但難以激發村莊的韌性，反而會加速其耗散。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項目治理的“懸浮”，部分“項目下鄉”受科層化、標準化邏輯的影響，與鄉村生活的地方性實踐相脫節，從而陷入文化保護與社區實踐“兩張皮”的困境；二是市場邏輯對文化領域的“侵蝕”，文化在資本逐利性的驅使下很容易被簡化為可消費的視覺符號，喪失原有的精神內核與歷史厚度，蛻化為表面化的“快消品”，干擾了原有的社會聯結�？v觀義序村的現代化轉型，這一結構性張力貫穿始終。集體化時期，雖然村莊建立了新的組織形式，但是懸置在地方固有的信任網絡和權威結構之上，其實際效能不能充分釋放；改革開放后，市場力量在激發經濟活力的同時也沖擊了傳統的互惠規范，催生了新的社會分化，從而削弱了村莊的內在認同與社會穩定性。因此，任何不考慮村莊文化邏輯、主體性和情感結構的外部干預，無論初衷如何，都可能在實踐中遭遇“制度排異”，非但難以見效，反而可能侵蝕其既有的文化韌性基礎。

系統培育文化韌性

激活鄉村的文化韌性本質上是一項需要系統推進的工程，它涉及鄉村社會結構的深層調適與多重制度邏輯之間的協調融合。這絕非僅靠保存文化符號或輸入外部資源就能實現，而需通過重塑村莊內生主體性、創新其發展機制，并推動地方性知識實現創造性轉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進社會團結的再生產，并扎實培育鄉村面對變遷的長期適應能力。

首要任務是推動村莊文化主體性的自覺重建。文化韌性的培育需依托具體的行動主體，要從根本上轉變村民在文化傳承中的被動狀態，使其切實成為文化實踐主導者與意義闡釋者。在具體實踐中，應當以農民的精神需求為核心，推動各類文化敘事載體的現代化傳承與重建，如由村民主導開展村史編纂工作，系統采集口述歷史，將個體與家族的生命歷程融入集體記憶的構建過程。與此同時，應鼓勵對傳統節慶與儀式進行符合現代生活節奏和精神需求的創造性轉化，避免簡單機械地照搬復制。這一過程的關鍵在于引導村民對其文化價值實現從“自在”到“自覺”的認知轉化，促使文化認同從朦朧的情感依戀，升華為清晰的共同體歸屬意識與集體行動能力，為培育文化韌性奠定認知基礎。

關鍵任務在于構建一種多元協同、權責明確的主體行動網絡。在村莊發展的實踐中，應當改變以政府主導、村莊執行或市場驅動、村莊迎合的單一線性模式，形成權責分明、協同共治的發展新格局。具體而言，應建立以村莊為決策和行動核心、以政府政策和規則為保障、以受文化倫理引導的市場力量為長期驅動，并廣泛整合社會組織、技術平臺等多元主體的協作體系。在這一網絡中，需要清晰界定各方角色與互動規則，以達成規則共建、資源共享與風險共擔之目標。其理想狀態是建成一個能夠持續推動資源整合、促進知識交流并支持適應性學習的制度化平臺，為文化韌性的培育提供長期的組織與制度支撐。

根本任務在于促進地方性知識的系統性活化與現代性轉型。文化韌性的深層資源根植于適應特定地域環境所衍生出的傳統智慧體系、實踐技術系統與社會規范結構等“地方性知識”之中。在培育村莊文化韌性的系統實踐中，需要對那些常處于隱性狀態的知識進行深入挖掘、系統整理和學術闡發。尤為重要的是，應著力促進其與現代科學知識、技術手段及市場機制實現創造性融合。例如，將傳統生態智慧應用于當代生態農業與社區規劃、使鄉土營造技藝融入現代建筑實踐。通過這一轉化過程，地方性知識得以擺脫“文化遺產”的靜態標簽，轉變為推動村莊持續發展的“文化資本”，進而為培育文化韌性注入持續的內在活力。

培育村莊文化韌性，本質上是一個從依賴“外部輸血”轉向“內生循環”的系統性社會過程。這一轉型的關鍵在于激活并整合鄉村內部長期積累的文化資本，使其能夠主動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實現自我調適與協同發展。只有通過夯實文化韌性這一深層社會基礎，鞏固由內生價值凝聚而成的文化認同，村莊方能在現代化進程中既避免主體性喪失與共同體渙散，又能延續自身的歷史脈絡，實現有自覺意識的創造性轉化，最終達成社會價值的有機融合�？偠灾�，文化韌性是促進村莊與外部環境協同演變的根基與動力，也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關鍵載體。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9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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