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實驗動物一樣被趕來趕去”

有了這樣的經歷，一時間看去，似乎這個世界上坐牢并不是件罕見的事了，孫子、司馬遷、蘇東坡……古人的例子不少。

TG通用軟件的創始人、華人首富趙長鵬等，也都是最近的新聞。

甚至有人說：“獄中的幾個月生活，是讓人最能夠深入思考、收獲最多的時間”，我作為現在時的經歷者，很難說贊同這樣的觀點，或許等到我終于又擁抱自由的時候，我也會故作輕松地說：“不過如此。”

不過，可能也是因為那時的我變得更強大了也說不定。

像是《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寫到的，雅葛麗納的獨身的姑母說：“我也沒有想過自己要承受這樣的生活，但人生就是這樣，許多做不到的事都是被逼著去承擔下來的。”

要說這里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呢？

“一場資源受限的社會實驗”，是我思索許久后的一個定義。

受限是處處體現在這里的：

空間是極其有限的，三個人的吃喝拉撒睡，所有的事務用品，都擠在一處不足9平方米的空間之中。

溝通是有限的，每月有限的通話和探視的機會，除此以外便是再大的風波也穿不透四面的高墻。

購物是有限的，每周一次的采送機會，并且時常遇到貨品缺缺，一包糖能賣出5包煙的高價。在這里，縱使賬戶上再有錢，沒有就是沒有。

最重要的自由也是有限的，放風、活動都有嚴格規定的時刻表，彎曲封閉的走廊、層層疊疊的鐵絲網、層層厚重的鐵門，時刻提醒著我：

你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實驗品。

而這里其實與外面的社會也并沒有什么不同，數百人的監獄被分成數個不同的區域，排進了形形色色的囚犯。

這里像外部社會一樣運作著，人們自動地因國籍、膚色、信仰，分成了自己的群體，并且把外界的喜好和習慣全盤地帶入進來，借此融合成了一個更大的，也更混亂的社會。

這里有幫派首領，有打架小弟；有賈客商人，也有手工藝人；有黑幫，也有努力維持平衡的白道。

我能在10米長的走廊上，同時看到大打出手的人、嗑藥發呆的人、下國際象棋的人、打牌賭博的人、鋪著桌布吃飯的人……

有何不同呢？我想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同。

至于實驗，他們給了我吃、住，提供了有限的空間和無盡的時間，他們到點開門，到點關門，讓我們像是實驗動物一樣被趕來趕去。

最終，通過觀察我們的行為和活動，心理學家、犯罪學家、警衛、督察，他們寫出了一篇篇分析報告，以寄托于這樣的實驗改造，將囚犯們轉化為對社會無害的人，再放回更大的社會之中。

既然是“實驗”，即必定與“自然”有本質的區分。

在徐澤偉躺在很難翻身的上中下三層床鋪，盯著粗糙天花板的角落里一只灰白蜘蛛認真結了許久的網之后，他領悟到：是“人”與“實驗品”的區分。

在他前33年的人生之中，若不能博到一個“好人”的評價的話，起碼稱得上是個良民，意味著社會上的他還算值得信任，不用隨身攜帶一張“無犯罪證明”來證明自己并非傷天害理之人。

但到了這里可就不一樣了，所有“實驗品”一視同仁，通通是罪人。無論做什么事，都有可能是在謀劃什么犯罪行為。

“從哪來”、“去哪里”、“做什么”，成為了日常的靈魂拷問，也難怪人人都成了瘋子或哲學家。

“為什么要給家人打電話”，“得證明你媽是你媽”，這不是笑話，而是需要層層審批的標準流程。

在踏入這個地方的那一個瞬間起，若只有一句話可以送給當時的徐澤偉，大概就應該是：忘記作為“人”的一切。

寫到這里，理應轉向這樣一個哲學的問題，我究竟是什么？是人類這一個生物學上的物種，還是自稱為“我”的靈魂？

據說最新的腦科學研究成果是：大腦是由一群不同決策構成的，它們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所以從科學的角度講，并沒有一個“我”作為中心，而是一個分布式的架構，所以似乎這個問題天生就沒有什么答案。

在我苦苦思索這個問題的時候，徐澤偉接收到了來自家人和讀者朋友的建議：吃好睡好便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

也是許多個日月之后，當他看到自己的孩子開始蹣跚學步，從喉嚨中發出奶聲奶氣的音節時才有些領悟到的：他得像個嬰兒一樣活著。

一開始的時候，客觀講，他的任務是艱巨的，他得吃下夾生的米飯、奇怪味道的芝士、燉爛到一團的蔬菜，喝自來水，睡狹窄的床——它限制了高度，甚至無法坐起身，只能半躺在床上。

而我聽到陌生的語言，看到陌生的環境和西方的面孔，訝異甚于恐懼，像是嬰兒好奇地打量這個世界，但畢竟這是個與外界自由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

像是剛分娩的嬰兒，通過狹窄受限的通道，離開了原來安全、溫暖、被母親完全包裹的環境，而被放置到了一個嘈雜的、刺眼的、冰冷的、陌生的地方。

不安，身邊的囚犯隨時都會爆發。

迷茫，所有人講著陌生的言語。

害怕，與妻子分離，未來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

此時的徐澤偉無比理解家中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她是多么堅強，才能在這個世界上存活下來——

每個人的成長都是一個奇跡，只是我們早已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