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李志萍律師被判了九個月。
消息傳開，圈里人都挺唏噓。作為同行，看到“律師”兩個字出現在被告人席上，心里難免咯噔一下?？淳W傳的消息，發現確有隱情。
李志萍律師在一審獲刑后，第一時間聯系到了我，希望委托我擔任她的二審辯護人。
作為同行，我深知此時她需要的不僅是法律技術，更是一種心理上強大的支撐，或者說是我多年積累的三十多個無罪案件的影響力。我一向熱心于幫助同行，毫不猶豫就答應了。然而，作為北京市友邦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兼職律師，我與李志萍律師之間的委托關系，必須經過律所審核并加蓋公章，這是流程。
問題恰恰出在這里。
李志萍律師及其助理遠在安徽，他們多次致電友邦所主任趙光，表達了明確的委托意向。然而，趙光主任拒絕了為這份二審委托合同蓋章，甚至還當場推薦了本所的其他律師來接手此案。也就是說，在當事人已經明確指定代理人的情況下，律所主任直接行使了“否決權”和“分配權”。由于趙光主任的明確反對，截至目前，因為律所主任不同意，目前還沒有合同呢，更遑論進入正常的代理流程。
李志萍律師的助理投訴到司法局，司法局說“這是律所的自治權”。
而這并非偶發事件，甚至可以說，這只是我這兩年來遭遇的縮影，也是最近網上曝光的“轉所風波”的核心痛點。
有自媒體公布友邦所多年不給我結算律師費，不少人私信問我：既然待得不爽，拍拍屁股走人不就完了？
說實話，答案挺殘酷：因為在現在的游戲規則下，我想走，走不了；想干活，也干不成。
這不是發牢騷，而是一個冰冷的現實——在當下的律師執業體制里，律所主任手里那枚公章，對本所律師有著近乎“生殺予奪”的控制力。
先說“活兒干不了”。
今年4月26日，我在《》發了個愿：“4月26日到5月26日，為家境貧困的冤案當事人提供三個免費法律援助名額，不用您掏一分錢。”
這是一個法律人想為法治做的一點微小貢獻。但現在回頭看，這個承諾幾乎成了一紙空文。
為什么？因為友邦所主任趙光，不給蓋章。
不光是公益案，正常的委托也一樣。過去這幾年，凡是有當事人慕名找我，趙光主任要么直接截胡，告訴人家“吳老師沒時間”，轉頭安排自己或其他律師接了；要么就是我和當事人談妥了，他拒絕在合同上蓋章。
咱們這個行當，律師必須掛靠律所執業，合同必須蓋律所公章。趙光主任正是捏住了這一點，在事實上造成了我長達一年多無法正常接案，處于“被停擺”的狀態。
再說“人走不了”。
當我提出轉所申請時，趙光主任的態度更直接：不簽字、不蓋章、不配合。轉所過程中，只要原所提出異議，程序就中止了。
他就是利用這一點，惡意投訴我。
為了破局，律協相關部門多次介入，組織我們進行執業糾紛調解。按理說，行業調解多少該有點約束力，或者能推動問題解決。但現實是，趙光主任對律協的調解意見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幾次調解，前幾次他說自己沒時間，最后一次，律協允許他線上參加，結果開了一會兒他就下線跑了。
我打趙主任電話，不接。發微信，不回。找他，躲起來。
我去投訴，朝陽區司法局的結論是：“批評教育?！?/p>
好一個“批評教育”，就是不改，奈他何？
當這種權力大到可以無視律協調解、可以無限期擱置一名律師的執業生涯、可以隨意截留案源而不受制約時，它還叫律所的自治權嗎？我看更像是一種權力的異化。
李志萍律師的九個月刑期，是司法對她個人行為的評價，還有上訴權；而我這兩年拿著執業證卻無處安放的狀態，以及那三個至今無法兌現的免費法律援助名額，則折射出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
在現行的律所管理體制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一枚小小的公章，真的能讓一個律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或許才是比個案判決更值得警惕的行業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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