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郭老沫若先生的接觸，主要在文字考釋、學術研究、政治活動或反帝愛國斗爭等方面。我們的意見一致的時候，固然感到很愉快。即使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也能實事求是，互相尊重，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從來沒有因意見不一致，而感到不愉快的時候。

一九四二年，我到重慶時，郭老早已在重慶。他公余有暇，即幫助幾個年輕的同志學習中國歷史。他知道我到了重慶，便把我找到他家里，向這些年輕的同志作了一次簡短的報告。這時他已看見過拙著《中國通史》,已知我對中國古史的分期與他的完全不同，他卻毫不介意。講完之后，他同于立群同志一定要留我吃便飯。飯后，我們又作了長談，感到高興。我對他說，最近，我曾看到太平洋學會用英文出版的一套叢書，其中有一本是講中國經濟的。在一個附注里，見到一段從日文里譯出來的文字，說郭老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遲遲沒有發展，是由于海外市場太小。郭老聽完我的轉述，隨即說與他的原意有些出入，但沒有置可否。這時我又以說笑話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說中國的海外市場并不小：東亞、南亞、東非，曾經都是我們的市場；而且國內市場卻特別大。意即謂海外市場太小，不是中國資本主義遲遲沒有發達的原因。我的意見，固然以說笑話的方式出之，郭老亦不置可否，報以微笑。這樣交換意見，是何等的有趣呵!

偶爾談到孔子，郭老主動地對我講了一段舊事。他說侯外廬同志對孔子的看法，與他的看法截然不同。但什么地方不同，我全不知道：他們兩人對孔子的評價如何，我一向不清楚。郭老說：外廬同意他所用的材料，但不同意他所作的解釋。我于此亦不置可否，但順便把我自己對孔子的看法說了出來，并把孔子與法家相提并論，說孔子是右翼，代表貴族奴隸主；法家是左翼，代表工商奴隸主。在拙著《中國通史》里，就是這樣講的。

中國歷史學會成立時，郭老當選為會長，我亦有幸，當選為理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成立了很久，郭老自兼所長，他竟聘我為顧問。史學會的理事，歷史所的顧問，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榮譽。但更有令我感興趣者，為討論古史分期問題及古文字考釋問題等。有一次郭老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分析中國古史的文章，消息傳到了上海。上海《文匯報》為引起讀者的學術興趣起見，也要我寫一篇論中國古史的文章。我自己當時固然沒有看見郭老的文章，報館里亦未把郭老的文章內容告我。我為著自由發表意見，即貿貿然寫了一篇《中國奴隸社會論》。文章謂世界古史有“系列性”:奴隸制社會發展到最高峰時，許多并立的軍事封建國，必然會被歸并而為統一帝國。古代亞述帝國、印度帝國、波斯帝國、羅馬帝國都是如此。中國古代的秦漢帝國也是如此，也是歸并許多軍事封建國而成立的奴隸主統一帝國。這樣就把中國奴隸社會的時期拉到了西漢末。這完全是獨自發表的個人的看法，而不是同別人辯論的結果。然而當時卻有流言說，周某在同郭老唱對臺戲；甚至還有人說，周某發表這樣的文章，為時太早，有礙統戰!其實我同郭老都是各講各的，毫無辯論意味。我們討論中國古史分期問題是認真的，但從未互相辯論過。我們的討論只是實事求是，認真負責；發抒己見，暢所欲言。因此從未引起過任何不愉快之感。

至于考釋某些文字，我同郭老的意見，有時是完全不同的，有時是互相發明的，有時是完全一致的。關于“亂”字，我曾寫過一篇考釋的文章，題目叫《亂為樂之結》……丁山先生看了，極表同意。我后來把自己的文章同丁山先生的意見，一并寄給郭老看；郭老看了，除獎飾之外，沒有表示半點不愉快之意。

關于“圭田”，我也寫過一篇考釋的文章，題目叫《圭田辨》……我把這篇文章寄交郭老看，郭老看了，表示同意，并交給《歷史研究》發表。

關于“庶”字，我也寫過一篇考釋的文章，題目叫《庶為奴說》……文章寫成，寄給郭老看了。郭老完全同意，并回信說：“釋庶很有見地。庶即廚的初文，您說為灶披間，是不錯的。唯在周初，已失其原義，而成為庶人之庶了。者亦即煮之初文，者假為煮，亦猶庶訓為眾。”

郭老對于我的有關學術的工作，無論同意與否，總是鼓勵之辭多。于文藝也一樣。打倒“四人幫”后，我寫了一首歌頌領導，激勵自己的七言律詩，曰：

英明領導有誰儔，革命精神貫五洲。繼往開來為黨慶，感恩圖報是吾求。十年易過頭雖白，一股興來勁更遒。雙百方針程效日，甘居決不在中游。

我把這詩寄給郭老看，郭老看了，回信說：“您已是上了年紀的人了，老當益壯。‘雙百方針程效日，甘居決不在中游’之句，尤有豪邁氣概，令人欽佩。”仍是鼓勵之辭多。不意郭老這次對我的鼓勵，竟成了最后的贈言!今后我當師法郭老始終不怠的革命精神，以及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爭取在學術方面，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實現祖國的四個現代化，作出自己的貢獻。

選自《懷念郭老》,原載《中華文史論叢》第8輯(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