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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岸信介訪美時，同美國方面就安保條約的改定進行了初步交涉，隨著冷戰局勢的日益緊張，美國決定進一步強化日美安保體制，除繼續使用在日本的軍事基地，駐日美軍繼續享有特殊的權利外，還要強化日本在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亞洲戰略中的軍事作用。

所以，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日美安保體系，即日美軍事同盟體系，而這一體系正中岸信介內閣的下懷。這就是1960年日美雙方通過的《日美間相互協力及安全保障條約》，又稱作新安保條約。

新安保條約的實質是把日本綁在美國的戰車上，為西方陣營提供攻擊中國和蘇聯的軍事基地，同時，又是日本重新軍備，甚至核武裝化的契機。它不僅違反了日本和平憲法的規定，也是經歷過戰爭的日本人民所深惡痛絕的，理所當然地遭到絕大多數國民的強烈反對，日本現代史上將這場斗爭稱作“安保斗爭”或“60年代安保斗爭”。

1959年3月28日，由社會黨、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全日本農民組合聯合會(簡稱全日農)等134個團體組成“阻止安保條約改定國民會議”(簡稱國民會議)，發表聲明稱:

1959年11月27日，國民會議舉行第8次全國統一行動，全國有650余處場所分別舉行了罷工、游行、群眾集會等活動，參與人數達300萬之多。1960年2月5日，岸內閣向國會提交審定新安保條約的議案，一個反對國會通過的群眾性斗爭又蓬勃展開。

4月15日到4月26日，國民會議掀起第15次統一行動，前后有463萬人簽名請愿，向國會呈交31萬封請愿書。當年5月，發生了美國U-2偵察機從日本起飛進入蘇聯領空被擊落事件，更激起民眾對新安保條約的憂慮和強烈反對，簽字請愿的人數猛增至1300萬人之多。

但是，岸信介內閣依然一意孤行，5月19日，鑒于國會會期已臨末尾，為了強制國會通過新安保條約，政府當局出動500名警察，竟以暴力行為排除社會黨議員的反對意見，強行通過了將國會會期延長50天的自民黨議案，此舉赤裸裸暴露出岸信介內閣的反動獨裁，連自民黨內的部分議員也不以為然，其中有石橋湛山、三木武夫、河野一郎等27名自民黨議員拒絕出席。從第2天(5月20日)開始，一個更大規模的反對新安保條約斗爭在全列島掀起，而且，斗爭開始朝著“保衛民主主義”，"打到岸信介內閣”的方向發展。幾乎每天都有示威群眾涌向國會、美國大使館、首相官邸抗議、游行、請愿，“打倒岸信介內閣”的口號聲不絕于耳。

6月4日，國民會議進行第17次全國性統一行動，動員560萬人舉行大規模的罷工示威活動，商工團體總聯合會也號召各商家罷市，把反對新安保條約的斗爭推向高潮。

6月15日，更大規模的罷工斗爭再次掀起，580萬人參加其中，僅在東京，就有13萬人的游行隊伍活躍在國會堂周圍。這一天，發生了安保斗爭以來最悲慘的流血事件。

6月18日，為制止第2天國會會議通過新安保條約，33萬人在國會堂外靜坐示威，其中有許多人靜坐徹夜。

6月19日，國會根本沒有按著憲法的規定審議新安保條約，竟以“自然承認”的形式宣布新安保條約生效。隨即，岸信介內閣總辭職，安保斗爭告一段落。

新安保條約中關于建立日美軍事同盟、擴大日本軍備以及抵御“共產主義威脅”等內容，也是大部分右翼團體的宗旨所在，加之岸信介內閣對右翼的資助、利用和驅使，右翼勢力便沖上了第一線，成為促進新安保條約成立的重要力量。并在這次安保斗爭中，以岸信介內閣別動隊的面目出現，對和平反戰團體大打出手，橫加阻攔排斥，充分暴露了戰后右翼的反動和野蠻本性。

1959年3月19日，國民會議尚未成立之前，右翼巨頭三浦義一、兒玉譽士夫、橘孝三郎、笹川良一、佐鄉屋嘉昭等人就出面聯絡右翼團體組成了“全日本愛國者團體會議”(簡稱全愛會議)，在勤評和警職法改定斗爭中唯岸內閣的馬首是瞻，充當了反動當局的忠實打手。

1959年7月11日，全愛會議的主要加盟團體大日本愛國黨、護國團、國民同志會、日之丸青年隊、國粹會、松葉會、大日本國民黨、言論同志會、新風會、大日本錦旗會、東洋同志會、防共挺身隊、建國青年同盟、治安確立同志會、大日本獨立青年黨、大日本生產黨等16個右翼團體在東京日比谷召開愛國者懇談會，會議決定支持岸內閣簽定新安保條約，確立了“促進安保改定”的具體方針。

7月25日，全愛會議在日比谷公會堂召開“強化日美同盟，促進安保改定國民大會”，18個右翼團體2500余人參加了大會，會議發表宣言稱:

此外，為了對付和平反戰勢力，各右翼團體(或聯盟)還成立了以青年為主的行動隊、宣傳隊等暴力組織，這其中，有護國團的護國青年隊(隊長石井一昌)、日之丸青年隊(隊長高橋正義)、防共挺身隊(隊長福田進)等，特別是麋集在兒玉譽士夫旗下的日本青年研究會中，有百余人屬于兒玉的私兵，還有以東日本流氓團體、賭徒組成的關東會，都是可供兒玉譽士夫驅使的暴力組織。

右翼團體們作好了準備，決計不惜以武力手段制服和平反戰力量，推動新安保條約的通過。

1959年11月25日，國民會議和全學連組織在國會堂周圍游行，右翼出動宣傳車試圖沖擊人群，破壞游行隊伍的秩序。由于全學連的學生們挽臂抗爭，右翼的企圖沒有得逞。11月28日，治安確立同志會、防共挺身隊等十幾名右翼隊員，佩帶自民黨某議員送給的徽章進入國會，闖進社會黨的辦公室，糾纏社會黨總務局長佐佐木更三達兩三個小時之久，最后，竟把佐佐木拉到院內施暴。

12月2日，這些人又旁若無人般地闖進社會黨的辦公室，占據達5個半小時之久，嚴重影響了社會黨國會議員的正常工作，社會黨不得不向警視廳當局申請保護。12月10日，全學聯在日比谷音樂堂召開阻止安保改定，反對游行規制(岸內閣為了制止民眾的反對斗爭，出籠限制游行的規則)的“全日本學生總崛起中央集會”，300多名右翼團體成員沖進會場，毆打學生，20多名學生負傷。當天下午，義人黨、松葉會、治安確立同志會等右翼團體又打著“保衛國會”的旗號，沖擊國會堂周圍的游行隊伍。

進入1960年，國民會議和全學聯組織的反安保斗爭更呈現高潮，各地的罷工、游行、示威、請愿，甚至沖擊國會的活動一浪高過一浪。岸信介內閣一籌莫展，遂把右翼推上前臺，試圖以民間右翼力量遏止和平反戰的潮流。

在美國總統的新聞秘書訪日受阻后，自民黨干事長川島正次郎出面同兒玉譽士夫聯絡，商定出動右翼協助警察壓制和平反戰運動。兒玉心領神會，指示手下干員稻川裕芳、阿部重作、尾津喜之助等人召集徒眾15000余人，其中，多是賭徒、流氓、江湖浪人等，組成“愛國神農會”，接受警察機關的指揮，部署在重要場所或要害樞紐。

大東塾也出動300余人，另聯絡鄉友會、生長之家、神社本廳、全國師友會、舊軍人團體等十數個右翼團體配合警察行動，以上總計動員人數達146879人。還配備了20臺大型卡車、外有指揮車、救護車、直升飛機、輕型飛機等，印有傳單200萬張，隨時準備配合當局行動。

全愛會、新日協以及其他右翼團體也紛紛出動宣傳車，利用高音喇叭鼓吹建立日美軍事聯盟，簽訂新安保條約。組織頻繁的游行，召開集會，散發傳單，與和平反戰力量針鋒相對。據記載，僅生長之家從6月12日開始，一個月間，就動員了6400萬人次。右翼團體的出動，同反戰和平團體的沖突事件也就屢見不鮮，從5月19日開始的一個月間，右翼團體制造的不法事件就達12起，被逮捕者72人。

6月4日，在國民會議掀起罷工斗爭之時，護國團關西本部的暴徒沖進游行隊伍中，制造了一起流血事件。6月15日，護國青年隊隊長石井一昌率領200余名隊員乘小型卡車(當時打著維新青年隊的旗號)沖進東京都民代表及藝術家團體的請愿隊伍中，揮動帶有鐵釘的木棒毆打群眾，數十名女演員負傷。

隨后，石井又率領卡車隊以80公里的時速沖進早稻田大學的學生游行隊伍中，對學生大打出手，制造現場混亂。暴徒們旁若無人地在游行隊伍中橫沖直撞，待他們受到憤怒群眾的反擊后，竟在警察的庇護下從國會南門逃了進去，躲避在自民黨的辦公室里。

對于警察明顯袒護右翼暴徒的舉動，學生們義憤填膺，于是涌向國會的南門，大門并未關閉，警察也沒有阻攔，所以有二三百名學生沖進了國會——就在這時，警察們卻突然關上了大門，隨即連同右翼暴徒對孤軍無援的學生拳打腳踢加木棒。

進入國會的大多數學生不同程度地負傷，更悲慘的是，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慘死在警察和暴徒的暴力下，釀成安保斗爭以來最慘痛的一場悲劇。事件發生后，在國會內社會黨議員的干預和解救下，一部分受傷學生被送出國會，但有70多名學生卻被警察戴上手銬，關押在地下室里。

警察及右翼暴徒毫無人道的行徑以及樺美智子的慘死更激起民眾的憤慨，游行隊伍持續到次日凌晨。警察隊伍及右翼暴徒窮兇極惡，繼續對民眾施加暴力，甚至發射催淚彈驅散民眾，結果，又有多數民眾和學生負傷，其中還有大學教授、新聞記者，以及毫無關系的過路行人。

“六一五”血案發生后，為了鎮壓憤怒的民眾，岸信介竟主張出動自衛隊彈壓，只是由于閣僚的反對，岸信介的提案才沒有得逞。

但是事后，岸內閣卻發表了一紙聲明，把流血事件的責任推卸給“暴力革命”，內稱:

當安保斗爭轟轟烈烈展開之時，在經濟領域發生了三井財團三池煤礦勞資糾紛事件，這一事件是岸信介內閣、財閥和右翼再度聯合，又一次制造的反民主、反自由、反進步的暴力事件。此外，新安保條約被“自然承認”后，和平反戰團體的斗爭并沒有停息，但斗爭規模和范圍有所縮小，團體內部又出現了分裂，右翼勢力乘機反撲，又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流血事件。

1959年12月，三井財團設在九州大牟田市的三池煤礦以不景氣為由，提出解雇1200名工人的議案，其中包括400名勞動組合的成員，遭到礦工們的強烈反對。在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的組織領導下，礦工們舉行了無限期的罷工斗爭，要求礦方收回解雇的成命。

在政府當局、三井財閥的運作下，一批右翼團體登場，成為鎮壓罷工斗爭的打手和幫兇。其主要參與的右翼團體有大日本生產黨、大日本愛國黨、治安確立同志會、護國團以及大和黨，所以稱作“右翼五黨”。其中，大日本生產黨是以下屬分支“點燈會”的名義出現，也是右翼介入這次勞資紛爭的中堅力量，在前后5個多月的時間里，僅“點燈會”就出動了5000人次。上述五黨成立一個“大牟田再建市民運動本部”，作為破壞罷工斗爭的最高指揮部。

他們喊著“保衛大牟田”、“粉碎左翼的陰謀”等口號，每天出動宣傳車，行動隊員身著“戰斗服”，頭戴鋼盔，出沒在大街小巷以及礦工住宅、罷工現場，故意尋釁滋事，連續制造了數十起殺人(未遂)、恫嚇、傷害等惡性暴力事件。比如，1960年3月27日，右翼暴徒用自行車鏈條毆打一名勞動組合的宣傳員，被害者負傷人院。

當日，暴徒們出動4臺卡車，又襲擊了由12人組成的勞動組合糾察隊，糾察隊員全員負傷。3月28日，為了強迫礦工們復工，右翼暴徒再次大施淫威，一百數十名工人不同程度地負傷。最惡毒的是3月29日，40幾名“點燈會”成員攜帶日本刀、斧等兇器，政府當局也抽調全九州1/3的警力到達現場，在四區礦工居住區，暴徒們殘忍地殺害了罷工糾察隊員久保清(事后查明，系暴力團山本組所為)。

久保清被害消息傳開后，全國上下震驚憤慨，各家新聞機構競相報道，政府當局、財閥和右翼都陷入全民指責和抗議的聲浪之中。右翼分子惱羞成怒，4月2日，竟然襲擊了《每日新聞》社，并向印刷機里投放沙石，破壞印刷設備，氣焰十分猖獗。更充分暴露出政府當局、財閥、右翼三位一體鎮壓群眾運動的反動本質。7月18日，兩萬余名罷工礦工同一萬余名警察和右翼暴徒發生對峙，面對可能爆發的更大流血事件，總評中央委員會做出讓步，這場曠日190余天的罷工斗爭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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