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10日，臥病恰半年的恭三師走了。我對此沒有感到意外。因為1月3日我和楊訥、聞少華兩兄去醫院探望過他老人家，那時先生病軀極度瘦小虛弱，完全靠供氧輸液維持著，雙眼緊閉，呼吸迫促。令人吃驚的是頭腦仍然清醒。當可因師姐在他耳邊大聲告知誰來看他時，他竟斷斷續續、模模糊糊地連聲念叨：“不敢當，不敢當。”一想起往日神清氣旺、談笑風生的恭三師，對比眼前的情景，我心里非常難過。我明顯地覺得，先生已走到距他人生旅途的終點只差一步了。回家后，可因師姐打來電話，說大夫認為病人抵抗力極差，怕引起感染，不同意再有人去探望。這樣，我知道，1月3日的探望成了我和楊、聞兩兄與先生的永訣，我們也成了最后見到恭三師的三名學生。僅僅過了一星期，先生就駕鶴西歸了。

恭三師逝世時九十一歲，已臻高齡。但我仍然覺得他不應這樣早離去。我想他自己也是心有所不甘的。在這次臥病以前，他一直能吃能睡，活動正常，那充滿智慧的頭腦依然思維明晰，反應敏銳，作品依然文筆犀利，說理透辟。我們都期待他壽過期頤，有更多的史著問世。他自己也有此自信。因此，他的“提前”辭世，只越發使人增悲和抱恨。

我作為恭三師的受業弟子，已有四十五個年頭。我含著熱淚回想起四十五年來與先生接觸的種種情景。我是北京大學歷史系 1953級學生。在我們二年級上學期即1954年下學期時，先生給我們講授《中國古代史(三)》,即《隋唐宋遼金史》。他很重視學生的基礎學習和訓練，所以他雖已是很有成就的學者，卻親自給我們教授基礎課，指導我們第一次的歷史習作。

他有一篇名作《有關“拐子馬”的諸問題的考釋》,顯然是那時候寫成的。他將此文隨同講義印發我們研讀、學習。關于“拐子馬”為何物的問題，南宋時已在史籍中被搞錯搞亂，貽誤數百年。一提起“拐子馬”,大家就以為是“三人為聯，貫以韋索”。這個問題，不僅是宋金戰爭史和岳飛個人歷史中的一個具體問題，而且是古代軍事史中的一個戰術問題，應當加以澄清。先生此文教導我們探本求源，利用歷史學、語言學和軍事學加以考證、辨析，以得到正確解答的完整方法。此文對我們全班同學發生了重要影響，使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比較重視考查數據、辨析史實。先生在文中令人信服地證明，“拐子馬”就是左右翼騎兵。他說：“在任何一次規模較大、用兵較多的戰役當中，斷無只在正面擺布大陣，而不配置左右兩翼的道理。”這在軍事上是完全正確的認識。他強調指出，金國侵宋以來，一直利用被稱為“三生陣”的包括正面和左右翼騎兵的陣形作戰。也就是說，金人一直沿用“拐子馬”戰術。后來我在參加工作后讀恩格斯的書時，發現他指出的這一點，與恩格斯為《美國新百科全書》所寫的《騎兵》條目中對騎兵戰例戰術的考察完全吻合。恩格斯指出在古代和十七世紀，騎兵都“配置在軍隊的兩翼”。又明人莊應會所著的兵書《經武勝略正集》也指出：“東西拐子馬陣，為士陣之左右翼也”,“并選精騎”組成。此書在清朝遭禁毀，成為傳世孤本，藏遼寧圖書館。先生的論證與古人的認識也完全吻合。這使我更加堅信他的結論的科學性。在他的啟發下，我聯想到清兵入關時，也用同樣的戰術，劉健《庭聞錄》說“滿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錢士馨《甲申傳信錄》說多爾袞“九王居后隊，以三桂為前鋒，英王張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豫王張右翼，統萬騎從東水關人”。這不是“拐子馬”戰術的復歸或者說隔代遺傳嗎?因此，我在《中國史稿》第七冊中敘述山海關石河之戰時，就明確指出清軍取勝用的是“拐子馬”戰術，并注明參看恭三師的論文。

那時，他已提出了著名的“四把鑰匙”論。他認為，年代、地理、職官制度和目錄學是打開中國歷史之門的四把鑰匙。年代和地理是時間和空間的問題，是歷史的載體。歷史是實在的，不是虛幻的，沒有不由時空承載著的歷史。職官制度是國家機器的重要表現。不懂得職官制度甚至看不清看不懂史料。目錄學則是整理和統率圖書典籍，概括其內容和學術源流的學問。因此，這四種專門學問對治史無疑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先生將它們概括為“四把鑰匙”,是他經過廣泛深入的史學實踐，并以灼見卓識加以提煉、升華的結果。為了讓學生掌握四把鑰匙，他在課堂上經常強調年代、地理等問題。我們從一年級起，就由系里開設《中國古代史料學》(向達先生授)、《中國近代史料學》(邵循正先生授)等。這是目錄學的一部分內容。我們還學習聶崇岐先生講授的《中國政治制度史》,主要內容就是職官制度。這些都是必修課。后來我們又選修吳晗先生的《明清史講座》,其第一講為《明清官制》。這些課程使我們逐漸理解了這四種學問的主要內容、四把鑰匙的意義。因此，我的工作室五庫齋中有了可說是特設的“鑰匙”庫，收有各種年表、日表、地理沿革表、歷史地圖、各省地圖冊、辭典、職官表、職官制度史、史籍考、書目提要等，可以按圖索驥，進行查考。四把鑰匙及其有關的教育使我終身受益匪淺。

我們班上有些同學怕恭三師。我想，老師的學術成就會造成一種威嚴，加上先生說話有時很尖銳，甚至有些尖刻，使有的同學感到畏怯。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先生是富于感情的人。他一篇為懷念他的恩師傅斯年先生而寫的文章，完全展示了一位九十初度的老人豐富的感情世界，讀了十分感人。他對待學生，更有春風化雨的溫潤，家人父子的親切。他是真正能同學生交心的老師之一，與他談話彼此沒有隔閡。把這些方面合起來，可以看出先生的性格是真、直兩個字。我記得，系里曾請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局的李祖蔭先生給我們講授《中國法律史》。李先生是思想進步、學識廣博的老師，但他多年脫離教學，尤其與新的重理論重分析的教學不接軌，授課方法較陳舊。青年學生有一種傲氣，聽完一學期后要求第二學期停開。恭三師與汪筏先生這兩位教研室負責人來給全班做工作。恭三師說明李先生是中國法律史權威學者程樹德先生的弟子，學術有淵源，本人也有成就，值得向他學習，要求同學具有向老師吸取學術成果的正確態度和方法，又誠懇地說自己同李先生約定講一學年，現在剛講一學期就不叫他講了，這話怎么說出口呢?同學們聽了，很受啟發，也很感動，一致同意請李先生繼續授課。我們五年級寫畢業論文，進到四年級，必修課大多已上完，選修課和講座增加。有的同學趨向自學，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豐厚的度藏中汲取養分，很少聽課，個別同學每周只有兩節課。先生得知后，找學習中國古代史的同學談話，說明學生在學校主要是上課，不要急功近利，要求每人每周至少上十節課。我記得我每周有十節課，符合先生的最低標準。遺憾的是，他苦口婆心的教育沒有使所有同學都領會。實際上，認真聽學有專長的學者講課，確實益人心智，能縮短自己的摸索過程，有的課程所含的知識，我們日后也不見得會去用，選修課程能用較短的時間擴大自己的知識面，為未來的工作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可惜我們錯過了一些機會。

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設新館時，恭三師被借調參加陳列設計。楊訥兄和我也從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借調到那里。先生隔曰去一次。中午沒有地方休息，他就把我們叫去陪他從天安門到午門來回走動聊天，話題海闊天空。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告訴我們，歷史研究所對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些事非常不滿，但他反復強調“北京大學歷史系還是要與你們所搞好關系的，我們要做補救”。受他的影響，我和楊訥兄從不做損害兩個單位關系的任何事情，而且對某些不正常的攀龍附鳳的說法做法深為憤慨。歷史研究所對先生個人也很尊重，在許多年里請他擔任學術委員，多次主持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畢業答辯。他始終堅持團結，以八十七歲高齡還親自進城參加歷史研究所四十周年慶典，在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這對一些喜歡撥弄是非制造事端的人應是很好的教育。

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畢生研究中國古代史，尤其精通宋史。我很淺陋，而且從未對宋史用功，對于先生的論著和學術成就，說不出中肯的話。但因讀先生的書和文章而形成一種印象，認為他的治學道路特點很突出。根據我粗淺的體會，覺得：一、他從關鍵的人物入手，政治、經濟史抓王安石，軍事史抓岳飛，文學史抓辛棄疾，學術史抓陳亮，由此推開，全面帶動一代的歷史：二、抓緊四把鑰匙，作《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二種（我想，因聶崇岐先生研究《宋史地理志》，所以他就沒有做有關的考正），這是繼承和發揚史學界重視制度研究傳統的。這樣一條治學道路是以雄厚的知識為基礎的。如非具有深入文學史、學術史這些專門領域的能力，就不能形成這樣獨特的治學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我的體會可能是無知妄說，在回憶先生時試著寫出來，因此想法念念在心，有一陣子我還發奇想，也學先生涉足文學史領域。我讀過清代各種體裁的不少文學作品，但限于能力，始終沒有寫出像樣的文章。在恭祝先生九秩華誕時，我試作《〈生綃剪〉的作期和藝術價值》一文，自知陋劣，不敢明說，但確有學習先生的微意。

在先生的晚年，我們的接觸有所增加。他雖然家居簡出，但一點沒有閉目塞聽，專門頤養天年，相反，他放眼國內國外，關注學術動向，消息靈通，許多事他還有不已于言、積極參與的滿腔熱情。我們都知道他反復撰文，參加關于岳飛《滿江紅》詞真偽、現存四庫存目各書應否全部印行等問題的辯論，旗幟鮮明，毫不畏避。我每次進謁，都能聽到先生滔滔不絕的風趣的和豐富的講話，許多的議論評述、新聞舊事。先生高年時的言行，還表現出對國家、對科學的強烈的責任心。我自覺感受很深，敬仰不已。

1997年初，我蒙中央民族大學王鐘翰先生和圖書館界的朋友朱憲、邱東江、崔京生等先生不棄，邀約擔任《四庫禁毀書叢刊》副主編兼工作委員會學術部主任。后來，主編王鐘翰先生委派我一一登門，敦請我的老師鄧恭三、楊拱宸(向奎)、張苑峰(政熄)、周太初(一良)等先生為編委會顧問。當我去恭三師府上時，一路上心里直犯嘀咕，不知先生能不能答應，因為我知道先生反對印行全部現存四庫存目各書。沒想到我剛一說明來意，先生就笑著說：“好，你們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禁毀書很有價值，應該出版。只是我實在不能給你們做什么,而且我現在一般連會議都不參加。王先生叫我當顧問，我是既顧不上，也問不了，對你們實在沒有什么幫助。如果你們同意，我就只能掛個名，表示我對這項工作的支持。你看行不行呀?你跟王先生說明一下。”我聽了，真是喜出望外，連連說：“好，好，王先生一定同意。有您的支持，就是很有力的支持呀!”

由于我寫過一篇《 <柳如是別傳〉讀后》的文章，先生在1997年1月12日歷史系一次歡迎著名京劇演員楊秋玲女士演唱會后，拉我到身邊說：“還有一篇文章你要寫一下。”“什么文章呢？”他說：“有一種說法，認為陳先生寫《柳如是別傳》，是為了向夫人表示懊悔和歉疚，因為他沒有聽夫人的話，離開大陸去香港。這是不對的。你要寫篇文章討論。”后來，我有一次恭謁，先生舊話重提，說：“為了向夫人表示懺悔，寫一部八十萬字大書，那不是笨伯嗎？用得著嗎？寫一兩首詩就足夠嘛。我看你要寫這篇文章。怎么看陳先生寫《柳如是別傳》？好好讀讀《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就能理解陳先生寫這部大書的指導思想。”我很感激先生對我的信任，布置我寫這樣一篇文章，并具體進行指導。我不知道我承擔的工作能不能給我時間進行研究，以完成先生鄭重的遺命。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對我作的最后一次指導，使我刻骨銘心，永遠不會忘記。< pan>

1998年3月20日于五庫齋

（原載《仰止集——紀念鄧廣銘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