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深圳婚戀市場需求持續旺盛，部分婚介機構以“高端匹配”“高成功率” 為噱頭，通過線上引流、線下密閉空間逼單、虛構優質會員、誘導貸款支付高額服務費等方式實施套路化經營，引發大量投訴、維權及群體性事件，部分機構及從業人員已面臨刑事追責。本文結合司法實踐，對婚托詐騙的刑事風險、罪名認定及辯護要點進行體系化拆解。

一、事件脈絡：婚介機構套路化經營模式與案發背景

目前，婚介行業亂象已逐漸形成一套標準化鏈條：從引流到逼單再到收割：首先進行線上引流：婚介平臺在小紅書、抖音等社交媒體發布虛構的“高富帥”“白富美” 會員信息，精準擊中婚戀焦慮人群。安排前端人員進行線下邀約：將客戶約至核心商圈高檔寫字樓，進入密閉的“格子間”、“小黑屋”，再由銷售對客戶進行洗腦逼單：制造年齡焦慮、情感焦慮、圈層焦慮，輪番溝通、限制離場，誘導快速簽約。

客戶在其中可能遭遇以下陷阱——

高額收費：服務費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誘導客戶通過花唄、借唄及貸款平臺支付。服務縮水：匹配對象信息造假、使用職業婚托、承諾不兌現、拒絕退款。案發爆雷：投訴集中、維權升級，機構采取注銷公司、更換品牌、斷尾換皮等方式逃避責任，進而觸發刑事立案。

此類案件具有涉眾性、金額高、套路固定、證據集中等特點，極易被認定為有組織、有預謀的團伙犯罪，成為司法機關重點打擊的涉民生詐騙類型。

二、婚托詐騙的兩大核心刑事風險：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

在實務中，婚介機構以提供婚介服務為名，行騙取服務費之實，主要涉嫌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司法機關通常會根據婚戀平臺的運作模式、合同約定、資金流向等擇一重罪處罰。在單位犯罪情形下，將同時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一）詐騙罪（《刑法》第 266 條）

本罪是婚托詐騙案件最常見、最基礎的指控罪名，公安機關立案初期多以此開展偵查。

構成此罪的風險點有以下幾點：

（1）客觀上易被認定為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機構虛構會員身份、學歷、資產、婚戀意愿等信息；包裝不存在的“高端資源庫”；夸大匹配成功率；使用職業婚托參與相親；誘導貸款并刻意淡化風險；拒不履行約定服務且拒絕退款。上述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客觀構成要件。

（2）主觀上容易被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機關通常會結合以下情形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以收取服務費為核心目的，無真實履約意愿與能力；服務與承諾嚴重不符，僅做表面應付；資金未用于服務投入，多用于引流、提成、揮霍；案發后失聯、撤場、換殼逃避責任。

（3）數額易達到“數額特別巨大”服務費動輒數萬、數十萬，受害人數眾多、涉案金額高，普遍達到數額特別巨大標準，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量刑壓力大。

（二）合同詐騙罪（《刑法》第 224 條）

當詐騙行為以簽訂、履行婚介服務合同為核心環節時，司法機關更傾向以合同詐騙罪定罪。

利用服務合同實施詐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婚介服務合同過程中，以虛構會員、虛假承諾、設置陷阱條款等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完全契合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

其典型入罪情形則包括——

（1）以虛構的單位或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

（2）無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誘騙當事人繼續簽約；

（3）收取服務費后逃匿、換殼、關停門店；

（4）其他以欺騙手段獲取財物的情形。

此類案件多以公司名義運營，決策體現單位意志、資金進入公司賬戶、利益歸屬于單位，極易被認定為單位犯罪，法定代表人、股東、店長、核心銷售均可能被追責。

三、關鍵在于定性爭議：區隔刑事詐騙與民事欺詐、服務違約的邊界

針對此類案件，筆者認為，辯護的首要任務是區分罪與非罪，把民事欺詐、服務違約和刑事詐騙清晰區分，避免將民事糾紛升格為刑事犯罪。

如何界定二者之間的界限？

民事欺詐和服務違約：機構一般具備真實經營資質、固定場所、服務團隊；平臺存在真實匹配和回訪等履約行為；僅存在宣傳夸大、服務瑕疵等問題；愿意協商退款或承擔違約責任。此類情形宜通過市場監管調解、民事訴訟解決。而刑事詐騙，則從模式、人員、資金、履約等方面呈現出“全鏈條虛假”：包括用固定套路引流、小黑屋逼單、誘導貸款；批量虛構會員、專職婚托；資金未投入服務，高比例用于提成與揮霍；無真實履約，收款即敷衍或失聯等。

有如下重要的邊界需要辯護者重點關注：

（1）有婚托≠必然構成詐騙。即便安排無真實交友意圖的人員參與見面，只要身份信息基本真實，未虛構姓名、年齡、職業、資產等核心內容，通常僅屬違規經營，不等于刑法意義上的虛構事實。

（2）高價服務費≠詐騙。收費高低屬于市場行為，只要明碼標價、客戶知情自愿，不能以價格高直接推定詐騙。

（3）誘導貸款≠詐騙。引導分期、花唄、借唄屬于營銷方式，消費者系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自主操作、自主決定，無虛構材料、無強制行為的，不構成詐騙。

（4）小黑屋溝通≠脅迫。密閉空間、長時間溝通僅屬銷售方式激進，無暴力、無威脅、無限制人身自由的，不能據此認定詐騙手段。

四、破局思路和辯護要點

接下來，本文將從辯護視角出發，結合司法實踐經驗，梳理出針對性的辯護要點。

（一）針對詐騙罪的辯護要點

（1）定性辯護（定性出罪），優先主張本案屬于民事欺詐或合同糾紛，不構成犯罪。證明機構具備真實經營資質、固定場所、常規服務團隊；存在真實匹配、約會安排、情感指導等履約行為，并非完全無服務；而針對投訴中常見的夸大宣傳、信息瑕疵等，則主張其屬于行政違法或民事違約，可退賠，也可以可解除合同；強調經營者對客戶的資金無非法占有目的，未揮霍、轉移資金，未逃匿、沒有進行換殼行為。

（2）主觀方面，力求削弱“非法占有目的” 認定。可以從運營資金主要用于房租、人力、推廣、真實服務開支，而非個人揮霍；積極處理退款、協商解決方案，無逃避債務行為；經營虧損系市場、管理原因，而非預謀“割韭菜”等方面進行論證。

（3）因果關系辯護，切斷欺騙行為與付款行為的刑法因果關系。

可以嘗試論證客戶基于自身婚戀需求自愿簽約，并對高價服務有認知與議價能力；付款與貸款系自主決定，無暴力、脅迫等強制處分情形；平臺對會員的夸大宣傳不等于刑法意義上的“欺騙”，并未使客戶陷入不可避免的錯誤認識。

（4）客戶事后反悔≠被騙：婚戀服務具有主觀性、不確定性，客戶因期待落差、不滿意、事后反悔而主張被騙，不能作為刑事詐騙的依據。

（二）合同詐騙罪的辯護要點

合同詐騙罪的辯護核心，是否定非法占有目的與欺騙手段。

（1）關于非法占有目的：辯護者可以論證涉案主體具備履約能力：婚介機構若在工商部門合法注冊、有真實經營場所、曾實際為部分客戶提供過婚介服務，則可表明其并非自始至終無履約能力；可以明確資金用途合法：服務費主要用于門店運營、人員工資、會員拓展等正常經營支出，而非被實際控制人揮霍、轉移或隱匿；可以嘗試區分“經營失敗”與“惡意詐騙”：部分婚介機構可能確實曾試圖提供真實服務，但因經營不善、市場變化等原因無法持續經營，此屬客觀經營風險，不宜認定為“主觀惡意詐騙”；可以強調事后態度：爆雷后，若涉案主體配合相關部門調查、積極處理消費者投訴、嘗試部分退款，而非攜款潛逃、隱匿財產，也可作為無“非法占有目的”的佐證。

（2）關于欺騙行為：夸大宣傳不等于虛構事實：婚介機構的“成功率”等宣傳雖存在夸大成分，但若并非完全虛構，而是基于部分成功案例的包裝，則屬于商業宣傳中的合規瑕疵，不等于刑法意義上的“虛構事實”；消費者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對婚介服務固有風險具備基本認知：婚介服務本身具有主觀性，匹配結果受個人偏好、時機、緣分等多重因素影響，消費者自愿簽約繳費，與所謂“欺騙手段”之間的因果關系需要嚴格論證；合同條款的不利因素是否在簽約時明確告知：若消費者在簽約時已知曉并認可合同條款，后續若以“不知情”為由主張自己被騙，該主張則存在邏輯矛盾。

五、單位犯罪與主從犯區分辯護要點

若以公司名義經營、經集體決策、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應認定為單位犯罪。單位犯罪中，直接責任人員量刑顯著輕于同等數額的自然人犯罪。在主從犯的界定上，應將實際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模式設計者、主要獲利者認定為主犯，而將普通紅娘、銷售、客服、行政、財務等僅執行本職工作，未參與決策、未參與分贓，作用次要、被動參與的職員認定為從犯，可從主張輕、減輕處罰，甚至免除處罰。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將員工個人行為與公司隔離。若員工為個人業績，私自聯系婚托、私自安排見面、私自獲利，公司不知情、未授權、未分利、有明確禁令與管控，則相關責任應由員工個人承擔，不應歸責于公司，不成立單位犯罪。

結語

婚介“婚托詐騙” 是利用婚戀焦慮實施的套路化涉眾詐騙，刑事打擊力度持續加大，涉案主體從實際控制人到一線員工均面臨極高法律風險。此類案件的辯護核心在于：先爭取出罪，再爭取降格定性為合同詐騙罪，最后爭取單位犯罪與界定從犯，同時核減犯罪數額、實現不捕、不訴、輕刑、緩刑的最優結果。而對婚介機構而言，應立即停止虛構宣傳、婚托、強制逼單、誘導貸款等違規行為，規范合同與服務，暢通退款渠道，從源頭防范刑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