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戰役，傷亡5萬多人，長津湖血戰，為何會成為抗美援朝中，志愿軍最慘痛的一場勝利？

時間回到1950年11月27日，志愿軍第九兵團，3個軍15萬人，在朝鮮長津湖地區，穿插包圍了孤軍深入的美軍王牌陸戰第一師約1.6萬人。

15萬對1.6萬，看似勝券在握，可真的打起來，才發現根本不是一回事。

由于后勤供應跟不上，在零下30多度的嚴寒中，第九兵團的官兵只能餓著肚子，穿著單衣，黑夜長途奔襲幾十公里，阻擊全副武裝，機械化的美軍。

經過20多天苦戰，第九兵團雖重創美軍陸戰第一師，但沒能完成上級下達的作戰目標，全殲美軍陸戰一師。

與此同時，第九兵團在戰斗中損失慘重，據戰后統計，整個第九兵團在長津湖戰役中，戰斗負傷14,062人，凍傷減員30,732人，陣亡7,304人，總傷亡人數高達52,098人。

面對如此的慘勝，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在戰后，主動向志愿軍總部和中央致電，表示第九兵團打得不好，沒有完成任務，且傷亡很大，自己愿意承擔全部責任，同時反省總結出了6大原因。

第一個原因，倉促入朝，對困難準備不足。

抗美援朝打響后，為了遏制東線北上的美第十軍，確保西線側翼安全，中央急調在山東的第九兵團入朝。

面對中央和志愿軍總部的多次急電，第九兵團到了東北后，沒有休整換裝，而是直接入朝。對此宋時輪表示，

當時應該聽從東北軍區同志的建議，在沈陽休整一兩日，全軍換上冬裝，那非戰斗減員情況會好很多，后續就不會出現無法穿插追擊敵軍的情況。

第二個原因，第九兵團在訓練中，缺乏針對性實戰演練

第九兵團隸屬于三野，革命時期長期在華東地區打仗，新中國成立后，第九兵團最初的任務是攻臺，因此一直在沿海訓練，缺乏在北方冬季的實戰訓練。

在北上之后，包括司令員宋時輪在內，第九兵團的官兵，對北方的嚴寒氣候預估不足，沒想到11月份的天氣就如此寒冷，這也是第九兵團凍傷減員嚴重的一大主要原因。

第三個原因，后勤運輸困難，供給無法保障

美軍轟炸，氣候寒冷，大雪封山，幾個原因疊加在一起，幾乎截斷了第九兵團的所有后勤通道，武器彈藥，糧草輜重都無法得到補給。

如果后勤保障能夠讓志愿軍戰士都穿上棉衣，炒面管夠，那美軍陸戰一師肯定插翅難逃。

第四個原因，戰前偵察不足，未能完全掌握敵人動向

戰斗開始前，由于風雪嚴寒，美軍行軍速度大大降低，志愿軍由于偵查不足，很多部隊過早進入伏擊陣地，致使部隊在埋伏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凍死凍傷的現象。

第五個原因，戰役打響后，各部協作并不完美

前面的四點原因疊加在一起，最終導致了這一結果，當戰役打響后，第九兵團出現協作混亂，執行任務不到位等問題。對此宋時輪主要提及了“26軍南調時間過遲”的問題。

原本1950年11月30日，志愿軍司令部要求26軍直插古土里，去填補包圍圈的缺口。

12月2日，志司再次致電，要求第九兵團命令26軍盡快趕到，在圍堵敵人的同時也要加強黃草嶺一帶的防御。

對此宋時輪很重視，立刻電令26軍，在12月3日晚進攻下碣隅里。

但26軍已經連續作戰數日，部隊補給困難，凍傷減員嚴重，疲憊不堪，而且麾下3個師都距離目標數十公里，短時間難以趕到，軍長張仁初便請求能推遲一晚發起進攻，宋時輪同意了。

按張仁初的計劃，麾下76、77、88三個師，在12月3日先趕到預定位置，休整一晚后，于12月4日發起進攻。

結果那天風雪很大，只有76師堅決執行了命令，77師和88師直到3日下午才出發，而且路上還出了岔子。77師出發后，在夜里迷了路，走了一整晚又回到了原地。88師途中遭遇敵機轟炸，師長吳大林受傷失聯，副師長王海山躲進坦克殘骸避戰，造成部隊群龍無首。

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原本計劃12月4日發起進攻，88師直到12月7日才抵達戰場。

期間宋時輪見26軍遲遲未能趕到，連忙讓20軍58師、60師前去補救，只是此時美軍已通過水門橋成功突圍，最終導致志愿軍全殲陸戰一師的戰略目標落空。

第六個原因，對美軍的強大缺乏認知

在發現被志愿軍包圍后，美軍陸戰一師拼命向后撤退，而古土里的水門橋，就是美軍撤往咸興的唯一通道。

當時第九兵團上下都認為，只要炸掉水門橋，那美軍陸戰一師將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為此20軍派出部隊，于12月1日和4日兩次炸掉了這座橋，可每次都被美軍工兵修好了。最后，志愿軍干脆把橋基也炸掉了，就當所有人都以為勝券在握時，可以高枕無憂，完成對陸戰一師的圍殲之時。

美軍再次展現了其強大的一面，他們竟然從日本調來8套，每套重達1.1噸的車轍橋組件，空投到美軍陣地，然后在被炸毀的水門橋上，重新架設了一座承重50噸的大橋，幫助陸戰一師逃出生天。

綜合來看，上面的六點原因，既有無法改變的客觀原因，例如天氣，后勤，美軍的強大，也有準備不足，指揮失當的人為原因。

戰后，作為兵團司令員，宋時輪主動擔過了所有責任，導致其回國后，未繼續得到重用。

當時志愿軍入朝的六個兵團司令員，除了未直接參戰的23兵團，其他四位兵團司令員，鄧華，陳賡，楊得志，楊成武，回國后都依然得到重用，不是出任大軍區，就是調到中央總部機關任職。

只有宋時輪，轉到了軍事教育方面。對于一個長期在一線指揮的將軍來說，這算得上是冷處理。之所以如此，跟第九兵團在長津湖的表現有很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