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劉墉究竟是不是值得稱贊的好官?比巨貪和珅更加令人可恨的事實值得深思!
1801年六月初三,紫禁城日頭正盛,嘉慶帝拂袖而坐,輕聲吐出一句話:“朕已無人可用。”太監低頭不敢作聲,眾臣更是心驚。就在這番嘆息之后,被點名入閣的,正是那位在民間戲臺上站得筆挺卻在現實里微駝的劉墉。
當時不少京中士人竊竊私議:這位“劉羅鍋”要接過大學士的重擔,可皇帝卻在宣詔前先說“無人可用”,到底是褒還是貶?要看懂這句冷言背后的深意,得把目光拉回乾隆年間,去比較兩條交錯的仕途——劉墉與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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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的起點不低。乾隆十七年,劉統勛以直諫聞名,被夸為“真宰相”。兒子劉墉順勢中進士,入翰林,生來便站在高板凳上。父親病逝后,他守制三年,哀戚之余也失了依靠。出山首站是江蘇學政,名義上管教考生,實際上得在江南那片文風鼎盛、言路暗潮洶涌之地維持朝廷意志。
彼時乾隆對“文字寄譏”深惡痛絕。江南書院里幾句諷刺之辭,都可能招來覆巢之災。劉墉上任沒多久,監生閻大鏞的《俁俁集》落入他的案頭;緊接著,徐述夔《一柱樓詩》亦被查出“狂悖不遜”。劉墉并未私下勸阻,而是層層上報。幾十人、幾百人,或革職,或下獄,江蘇書香之氣頓時冷透。乾隆批示“知政體”,一句話就把劉學政推回京城,從此官途穩了,卻也留下戾氣。
與此同時,宮里冒出另一匹黑馬。1750年出生的鈕祜祿·和珅,少年家道中落,卻靠記憶力與圓滑性格混出名堂。二十出頭進了粘桿處,轉年擢為御前侍衛。旁人只當他小白臉得寵,沒料到這位旗人心思細密。乾隆計劃第六次南巡時,滿朝震動:銀子從哪來?和珅一句“臣愿包辦,不動國帑”,打動了老皇帝。不到一年,南巡竟然收支盈余,外放商人捐監,內廷賬本井然,“能辦事”的名聲自此飛漲,28歲便躋身軍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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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之下,劉墉的后半生似乎慢慢褪色。被召回京后,他先管冀寧道,又兼國子監祭酒。起初也寫折子整頓學規,卻漸顯疲沓。檔案里多次出現“委署代行”的批示,下屬貪墨福州漕餉、學報銀兩,他總以“未及察覺”應付。某次國子監舞弊案卷宗上抄錄一句:“祭酒久疾,未窺端緒”,嘉慶龍顏不悅,批了個冷冷的“惰”字。
有人說,和珅貪,可貪得光明;劉墉懈,可懈得隱蔽。真假暫且放下,單看結果:1799年正月,嘉慶以“十六大罪”賜和珅自裁,家產抄出價值難以盡計;同年冬,劉墉被召進軍機,卻鮮有建樹,更多時候只是維系格局、傳達旨意。史官筆下的評語雖未惡毒,卻也稀薄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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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劉墉還被派去參與善后和珅財產的清點。傳說他上奏“懲而不株”,意在避免再掀大獄。若此說無訛,那最后關頭,他選擇了穩住朝局而非深挖腐敗,可這份“穩妥”也讓嘉慶更加篤定其平庸。
至于階下囚與扶杖老人的結局,史書給出了兩行字:嘉慶四年,和珅賜死;嘉慶九年,劉墉病逝,年八十有余。一個匆忙了結,一段傳奇就此畫句號;另一個壽終正寢,卻未能擺脫“懶散”的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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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對比,兩條官路其實是一體兩面。乾隆朝需要的是辦事效率,和珅抓住了皇帝的興趣,成了“乾隆的影子”;劉墉則憑“政治正確”入局,卻沒在治理上交出同等分量的答卷。當乾隆去世,舊日的恩寵消散,貪婪被清算,懶政也無處遁形,留給后人的只剩薄薄幾頁判語。
民間戲曲里的“劉羅鍋”仍會敲著驚堂木替天申冤,電視屏幕上那位精明的和中堂還在暗暗盤算,可翻開實錄,卻見兩種迥然不同的責任觀:一種把手伸進國庫,一種索性把手揣進袖筒。歷史的天平并非天真,它記錄的,只是不同方式消耗公器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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