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麗婭娜·法拉奇

這是“20世紀最強悍的女人”留下的“贊頌懷疑之書”。

“世界第一女記者”“采訪之王”奧麗婭娜·法拉奇，意外得知新生命的來到，受到巨大的疑慮驅使，動用頂級新聞工作者的求真與思辨，寫下了這本《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如果這個世界本身并不值得，那么是否應該讓一個孩子降生？

在成為母親之前，女人首先是一個“人”。法拉奇寫下了那些女人們”本不該說出口“的念頭，直至今日，這本書依然被公認為“充滿爭議且意義重大”。

這個即將成為母親的女人經歷了恐懼，懷疑，動搖，并且拒絕被“偉大”。她說，母職不是一種義務，如果不首先肯定“存在”本身，則”愛“毫無意義。

這些禁忌之前口口相傳，現在我們熊熊燃燒。

01

1929年夏天，奧麗婭娜·法拉奇出生在意大利佛羅倫薩一個并不富裕的家庭。父親愛德華多·法拉奇是當地反法西斯地下組織的領導者，長期參與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獨裁統治的地下活動。

20世紀40年代，世界戰火紛飛，父親因抵抗墨索里尼暴政而被捕并遭受酷刑。動蕩年代里，法拉奇幾乎是在戰爭、暴力與恐懼中長大的，很早便被迫見識到世界最殘酷的一面。

墨索里尼

但與此同時，父親身上那種近乎偏執的堅韌和反抗精神，也塑造了法拉奇的性格，并深深浸潤了她日后作為記者和作家的事業。法拉奇后來常常回憶起一個決定性的場景：在一次盟軍對佛羅倫薩的猛烈轟炸中，她因恐懼而哭泣，父親給了她“一記響亮的耳光”，并告訴她：“女孩不哭。”

多年后，她回憶說：“這記耳光就像一個吻。是生命之吻。”

1945年，法拉奇進入佛羅倫薩大學醫學院學習，并開始為當地報刊供稿，在不斷寫作的過程中，她逐漸展現出對社會議題與政治事件極其敏銳的觸角。她很快意識到，學醫救不了意大利人。比起成為醫生，新聞記者才是她真正的職業理想。

“我生來就該當記者，置身于社會時局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寫出自己的語言。苦悶是每個人的傷口，我要吶喊！”

五年后，法拉奇進入《歐洲人》（L'Europeo）雜志，成為戰地記者。在那個年代，政治新聞對于女性從業者即便不是禁區，也極難進入。而法拉奇單槍匹馬深入戰亂中心，無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墨西哥，她身中三槍，被抬進停尸房；在越南，她深入連軍隊都不愿前往的叢林報道……

她闖入各國權力腹地，采訪過基辛格、阿拉法特、甘地夫人、卡扎菲、霍梅尼等一眾政要名流。犀利、直率、咄咄逼人，是法拉奇最鮮明的采訪風格。很少有人能在她的追問下全身而退。

奧麗婭娜·法拉奇

她曾當著霍梅尼的面脫下長袍，令對方惱怒卻無可奈何；在她的步步緊逼下，基辛格不得不承認越南戰爭事實上毫無意義，并在事后懊惱地說，接受法拉奇專訪是自己一生中“最愚蠢的決定”。

每一次采訪都如同一場決斗。法拉奇手握筆記本，逼近權力、撕開謊言，試圖為歷史留下第一份滾燙的底稿。

獨立、強悍、才華橫溢，她像一個永遠在戰斗中的人，強悍到不需要任何人。直到一個孩子的到來。

02

“昨晚，我知曉了你的存在——一滴生命，從虛無中逃脫。我躺在黑暗中，睜著眼。忽然，從那片漆黑深處亮起一道確信的閃電：你在那里，你存在。仿佛胸口被子彈擊中。心跳驟停。當它在一連串槍聲般的驚愕中再度擂響時，我發現自己正往下墜，墜入一口深井，那里只有未知和恐怖。”

45歲那年，法拉奇意外懷孕。面對這個不期而至的生命，向來果敢的她第一次陷入巨大的疑慮。自傳體小說《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正是源于這段個人經歷。書中，這位新聞業女性先驅把問題轉向了自己：如果這個世界本身并不值得，那么是否應該讓一個孩子降生？

《母親》

“我從未準備好迎接你，盡管我已經等待你很久了。但我總在問自己這個殘酷的問題：如果你并不想出生呢？”

法拉奇太早知道，這個世界并不公平，而且這種不公平并不是暫時的失序。她知道人性不會突然變好。強權者與弱勢者的關系，也不會自動消失。

“獲勝的總是更強大、更殘酷、更吝嗇的人。”

“無論你出生在何種制度之下，主流意識形態是什么，總有人在為另一些人刷地毯。總有小女孩因為想吃榛仁巧克力而受辱。”

“強權者的律法只有一個好處：你可以反抗它，甚至可以為之赴死。但正派人的律法則無從逃脫，因為他們讓你相信，接受這樣的律法是高尚的。”

作為一生追問真相的新聞記者，法拉奇從不粉飾世界。在《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里，她并沒有溫柔地告訴孩子：“世界很美好，你放心來。”

恰恰相反，她近乎殘忍地揭開現實：生命是一場日日重啟的戰爭。善良未必得到獎賞。自由從來不是天然存在的東西。而人活著，很多時候不過是在暴力與權力的縫隙之間掙扎。“世界在變化，卻又根本沒變。”

而真正動人的地方就在于，這個女人見過世界最壞的樣子，卻依然沒有放棄相信。

《關于我母親的一切》

她依然希望孩子出生：“出生遠勝于從未出生……那意味著你曾逃離過虛無。”

希望一個人能夠活得正直：“愿你對弱勢者仁慈，對霸凌者強硬，對愛你的人慷慨，對企圖支配你的人決絕。”

希望女性能夠享受艱難卻壯麗的人生：“你會長成一個男人還是一個女人？我希望是女人。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經歷我正在經歷的一切。”

希望人在認清世界后，還保留反抗與大笑的能力：“哭是容易的，難的是笑。”

法拉奇想確認的，其實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在一個不正當的世界里，我們怎樣才能正當地活著？在一個“明天”不斷跳票的時代，人為什么還要相信“明天”？

書中并沒有給出答案。她給出的是別的東西：一種不投降的姿態。

“但愿你最終認定生命值得這許多周折：哪怕以痛苦為代價，以死亡為代價。我是多么自豪，是我把你從虛無中喚醒，哪怕以痛苦為代價，以死亡為代價。”

03

《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首次出版于1975年。《衛報》評論說，“時至今日，這仍然是一部充滿爭議且意義重大的作品。”

法拉奇自己曾說這是“一本贊頌懷疑的書”，只有一點她毫不懷疑：“女性永遠是付出代價的一方”，但是“沒有人為她修建一座紀念碑，就像為那些在戰斗中死去的男性所作的一樣”。

法拉奇寫下了那些女人“本不該說出口”的念頭。她懷疑生育，她恐懼成為母親，她不愿失去自己的生活。她承認自己并不總是充滿母愛的。她甚至對孩子說：“我并不需要你。”她寫一個女人在成為母親之前，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撕裂、恐懼、憤怒與動搖。

而拒絕將母職和母性神圣化，讓這本書擁有了直到今天依然罕見的力量。

《狗鎮》

在太多的敘述里，母親被要求成為一種偉大的符號。可法拉奇寫的是，孕育生命并不只是所謂奇跡，對于母親而言，它同樣意味著身體失控，行動受限，工作停擺。原本屬于自己的生活，正被另一個個體一點點地侵入，改寫。而幾乎所有人都默認這一切天經地義。仿佛女人一旦成為母親，就必須立刻變得無私、堅定、平和，甚至自動放棄主體性。

法拉奇拒絕這種角色。她承認自己的恐懼，承認自己并非圣人，而是有欲望、有野心的活人。如果生育是一種犧牲，那么這種犧牲不應建立在對女性的道德勒索之上。

直到今天，女性依然會被要求在“自我”與“母親”之間二選一。但法拉奇說：“成為母親不是一種義務。它只是眾多權利中的一種。”她堅持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母親。“愛”并非義務，如果不肯定“存在”，肯定“愛”毫無意義。

而她筆下的“母性”，也并不是柔順與奉獻，而是一種強悍、清醒，甚至帶著攻擊性的生命力。

奧麗婭娜·法拉奇

“生命的繁衍，自古以來倚仗的就是女人的‘自負’。”

“在夏娃摘下蘋果的那一天，誕生的并非罪惡，而是名為‘不服從’的美德。”

這種主體性的意識，幾乎貫穿了整本書。無論是對子女，還是對愛人，法拉奇都在警惕一種以“愛”為名的占有：“沒有什么比人與人之間那種令人迷狂的關系，更能威脅一個人的自由。”

她甚至冷酷地提醒，家庭未必天然意味著自由與溫暖。很多時候，它同樣可能成為控制人的結構。她真正想給予孩子的，是一種獨立活著的權利：“你不屬于任何人。你屬于你自己。”

這大概也是為什么，半個世紀過去，這本書依然會持續擊中一代又一代女性。很多女性讀法拉奇，會產生一種復雜的迷戀。她強悍，不討好，不順從，似乎永遠處于戰斗狀態，她身上有一種許多人從未從現實世界母親那里得到過的東西，不是粉飾太平的安慰，而是來自戰友的邀約——

世界很爛，讓我們“穿上鐵一般的鞋子來保護自己”，讓我們一起自由勇敢地穿越生活。

封面源于電影《平行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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