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對話新聞網》6月11日報道，這些年來，年輕人激進化問題頻頻登上新聞頭條。這一現象既可能與右翼激進運動有關，例如5月30日加拿大肖維尼根一場呼吁“白人魁北克”的示威，也可能涉及其他形式的激進主義，包括伊斯蘭主義運動。

每當有年輕人卷入激進化行為，尤其是極端行為時，社會總會追問：家庭在哪里？他們看到了什么，或者拒絕看見什么？但現實中，真正被推到風口浪尖上的，與其說是“家庭”，不如說是母親。

早在2024年，卡塔爾哈馬德·本·哈利法大學研究人員法蒂瑪·阿赫達什就批評了她所稱的激進化和恐怖主義“家庭化”現象。她指的是，在預防政策中，穆斯林家庭被賦予越來越多關注，但她們的實際經驗在研究中卻大多缺席。

在我近期的研究中，另一個現象也愈發明顯。制度性話語不斷提到“家庭”，但與預防相關的責任，主要落在穆斯林母親身上。她們被系統性地描繪為最適合發現激進化早期信號的人，最能夠識別孩子行為變化、在恰當時機介入，甚至在必要時向當局報警的人。因此，在訴諸“家庭”這一表述的背后，實際上是對母親角色的定向動員。這種動員建立在一種假設之上：母親天然與孩子更親近，更細心，也更有能力保護他們。

我的研究表明，我們看到的并不只是預防工作的“家庭化”。更具體的過程正在出現：社會、政治和安全層面的責任，正逐步轉移到母親身上。我將這一過程稱為“政治的母職化”。

社會科學和女性主義研究早已指出，母職并不僅僅是一種私密或生物學經驗。它本身就高度政治化，受到規范、期待和權力關系的塑造，這些因素共同界定了母親應當成為什么樣的人、做什么、感受什么、體現什么。歷史上建構出來的“好母親”形象，會隨著時代、社會環境、社會階層、種族、宗教，甚至移民身份而變化。

數十年來，女性主義研究一直表明，有些母職形式比另一些更容易受到嚴密審視。社會學家科琳·卡爾迪、黑人女性主義法學家、社會學家和理論家多蘿西·羅伯茨，以及其他女性主義研究者都指出，在西方社會，工人階級母親、有色人種母親、移民母親和穆斯林母親，更頻繁地受到制度性審查，也更常被要求證明自己是“好母親”。

穆斯林母親在這一結構中處于特殊位置。正如研究母職與女性主義的學者索菲婭·艾哈邁德所指出的，她們常常被夾在相互沖突的要求之間：一方面，她們被視為需要保護或“解放”的女性；另一方面，她們又被視作與潛在安全風險相關的角色。

2020年10月，尼斯襲擊案實施者易卜拉欣·伊薩維的母親加姆拉在突尼斯斯法克斯接受記者采訪。伊薩維的家人當時表示，在他襲擊尼斯一座教堂并造成3人死亡后，全家都處于震驚之中。防范激進化的政策并沒有創造出這種責任，它們只是建立在一種早已存在的母職觀念之上：默認母親天然最適合理解、保護并引導自己的孩子。

當人們說“家庭”時，他們指的其實是母親。正因為如此，母親在預防機制中占據核心位置。雖然這些政策在官方表述上面向“家庭”，但最先被接觸的往往是母親。人們要求她們發現行為變化，解讀那些被視為令人擔憂的信號，并在局勢被認定為出現問題之前介入。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在承認她們在教育中的作用；但實際上，這成了一種格外沉重的負擔，因為她們被置于家庭、社會、宗教和安全期待的交匯點上。在我的研究中，無論訪談對象是誰，母親這一形象始終處于中心位置。

面向家庭的參與項目，雖然名義上針對全家，但活動和對話往往是圍繞母親設計的。機構會提到更廣泛的支持網絡，但真正承載期待的，仍然是母親。這種特殊角色建立在一種廣泛存在的信念之上：母親是“最清楚情況的人”。她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最能察覺最細微的變化，最能理解別人忽略的東西，也最有能力在為時已晚之前介入。

在訪談中，這種形象無處不在。專業人士借助它來展開工作。家庭成員重復這一說法。孩子們自己也常常把母親描述為那個承擔一切的人：憂慮、責任、沖突，以及維系家庭和諧所需付出的努力。但這種理想化是有代價的。如果母親被描繪成那個看見一切的人，她也就成了那個“本該看見”的人；如果她被視為保護者，她也就成了那個“保護得還不夠”的人。期待越高，責任就越重。

一種被理想化的母職形象，逐漸轉化為幾乎不可能完成的要求：母親必須能夠預判、理解并阻止那些早已超出家庭范圍的社會、政治和安全問題。

這項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并不只關乎激進化。它也促使我們思考一個更廣泛的問題：我們究竟在要求母親承擔什么？為什么我們仍然期待她們幾乎獨自扛起那些本應由整個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