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80后張鵬程辭掉高薪工作，回鄉村做校長，經歷貧困和白發，他到底為了什么選擇返鄉？
2018年深秋的一天，太康縣教體局的辦公室里擺著一份紅頭文件，標題寫著“擬調整撤并二郎廟小學”。彼時，全校只余27名學生，兩間瓦房教室漏雨，鍋爐壞了，寢室的玻璃也碎了一半。教體局工作人員搖頭：“再沒人接手，就并到鎮中心校吧。”就在此時，張鵬程遞上了自己的申請書。
這名1982年出生的本地人并非陌生面孔。村里老人常念叨，他小時候跟著父親在這所學校的土操場上追著雞跑；中專畢業后，他也在這里當過代課教師。上世紀90年代末，鄉村教師每月工資不到200元，很多人挺不過冬天就另謀生路。張鵬程堅持了三年，終究被現實逼得離開。
2003年，他去了義烏。那年小商品城擴建，工廠急缺人手，一條生產線干到凌晨能拿到80塊，管飯還有夜宵。沒多久，他從普通工人升組長，再升車間主任，月薪翻到4000元。義烏的燈火亮得刺眼，可越是深夜，他越想起班上那些蹲在窗邊背課文的孩子。有意思的是，他在廠區食堂排隊時，常把餐盤里多余的雞腿遞給同鄉工友，“鄉下娃不容易，多吃點”，這句隨口的話后來成了他回鄉的注腳。
2008年，他成了父親。妻子田麗歌懷里抱著剛滿月的大兒子，問他：“咱啥時候回家看看？”兩人終究把孩子留給老人，繼續留在義烏。時間一晃到了2012年，孩子讀二年級，期末只有倒數幾名。電話那頭，小家伙怯生生地說：“爸爸，你什么時候回家？”那一刻，張鵬程心里像被針扎。那年春節，他站在二郎廟小學斑駁的墻根下聽父親嘆氣，“沒老師，娃娃們守不住啊”。他沒吭聲，卻在臘月二十九的夜里給鎮里投出報名表。回鄉，成了定局。
重新踏進校園，他才發現變故比記憶中更快。教學樓只有兩盞燈能亮，黑板中間裂開一條口子，粉筆剩下的屑落滿講臺。2012到2014年，他一邊教語文，一邊給中心校跑材料；后來被抽調去隔壁學校做副校長。雖有職務，可他總忘不掉二郎廟的孩子們。2018年趕上撤點并校風聲最緊，他拍案而起，“如果這所學校真關了，附近五個自然村的娃上學要走八公里土路。”鎮主管皺眉：“資金、人手你自己想辦法。”張鵬程點頭，“我來想”。
說干就干。第一件事是修屋頂。親戚們白天插秧，他就夜里爬上屋脊抹水泥；信用卡刷了十幾萬，還差的部分找朋友借。操場原先坑洼不平，他用舊鋼筋焊了球架，水泥自己攪。雇工要錢，他和田麗歌就掄錘子，手套磨破也不喊疼。孩子們清晨六點半起床，他四點就趕到鎮集，跟菜農“殺價”買回兩筐青菜。中午做的油燜大蝦，食堂滿是香味，小家伙們邊剝殼邊笑，他把自己那份又分了出去，碗底只剩白米。
教師缺口更難補，他就親自兼課。語文、數學、美術、體育輪著來，音樂課實在不會，就找手機放伴奏，自己領著合唱。夜里查寢時，總有孩子鉆進他懷里撒嬌：“張爸，明兒早上吃什么？”他拍著孩子后背，“想吃啥給我留張條子。”這一問一答不過十幾個字，卻讓宿舍里瞬間安靜。
兩年后，村里返鄉家長多了，學生增加到80多人；再往后，幼兒園也辦起來，校車接送到山腳下，去年秋季學期報到冊上已是180名學生的名字。縣里有人來調研，驚訝地看到教室里裝上了多媒體，操場畫了跑道，校門口的石獅子也重新粉刷。張鵬程被評為“最美教師”，他把證書掛在辦公室最暗的墻角，自嘲：“留給娃們當鏡子照。”
鄉親們常說，二郎廟小學現在像座“小城里學校”，可張鵬程心里明白，真正的考驗還在后頭：留得住學生，更要留得住老師。于是他忙著聯系師范院校的實習生，又琢磨著給年輕教師爭取食宿補貼。有人問他圖啥，他抬手摸了摸自己新添的白發，“圖個心里踏實唄”。
鄉村教育的未來，也許就系在這樣幾個人的肩頭。二郎廟小學夜幕降臨時的走廊，燈光暖黃，孩子們排隊去洗漱，遠處的稻田傳來蛙聲。教室里仍亮著一盞燈，張鵬程對著明天的教案做最后的修改，窗外風聲獵獵，他沒有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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