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復旦校長，卻愿為兩個“無名小輩”義務翻譯意大利文；他是數學大師，卻在至暗時刻遭受非人屈辱。江明院士深情追憶蘇步青先生：從初入復旦時的親切叮嚀，到1965年秋天的兩小時口譯；從十年浩劫中親眼目睹的“爬行”一幕，到1977年鄧小平面前振聾發聵的慷慨陳詞，再到76歲高齡時那句“我什么也不怕了”。大師風骨與風范，盡在這些細節之中。

　　撰文| 江明（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高分子科學系教授）

　　蘇步青院士（1902.09.23—2003.03.17)

　　“蘇老”，是我們復旦大學幾代同仁對蘇步青老校長的尊稱。蘇老是我國近代數學的奠基人之一，著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改革開放后他擔任復旦大學校長，深受復旦人的尊敬和愛戴。

　　在1955年進入復旦大學之前，我只知道三位復旦教授的名字。在讀初中時，有一位喜愛文學的同學很得意地向我炫耀他正在讀的一本書，叫《修辭學發凡》，我好奇地翻閱了一下，發現完全看不懂，我懷疑他是不是真的看懂了，但我記住了這本書的作者的名字：陳望道，一位中國語文的大師，復旦大學校長。1955年夏天，我接到了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后，就聯系上了一位同學的哥哥，他是復旦大學數學系的學生，正好暑假在家，我請他給我們幾位考上復旦的同學介紹學校的情況。他說復旦理科最知名的教授就蘇步青和陳建功兩位先生，還說了他們如何如何了不起。于是我又記住了這兩位。

　　很榮幸，到復旦第二天就見到了蘇先生（那時他才53歲，還沒有被叫蘇老），那是在登輝堂召開的全校的新生大會上。那時蘇先生是教務長，主持大會。他請陳望道校長講話，請王中副校長做了一個關于大學培養目標的報告。最后他做了總結。他沒有說什么“陳校長的報告很重要，大家要好好學習領會、認真貫徹”之類的話。而是說，“你們從全國各地到上海來，生活上要好好適應。出了校門就是邯鄲路，路上的車子不多，但開得特別快，大家過馬路要非常小心，先看左面，后看右面”。聽了這一席話，對于蘇先生，我心中除了崇敬之外，更多了一份猶如對家中長輩的親近之感。一年后，蘇先生就被任命為復旦大學副校長。

　　1964年我和同事李文俊一起研制多年的光散射儀成功了，基于這個先進儀器我們研究高分子溶液性質的學術論文在《高分子通訊》上發表了，這是我們教研室的第一篇獨立發表的學術論文。初戰告捷，我們對未來發展滿懷憧憬。但是好景不長，階級斗爭之弦開始繃緊，這種基礎性研究被批判為脫離實際。于是我們就到了高橋化工廠“聯系生產實際”尋找課題。最后選定了用Ziegler-Natta（齊格勒-納塔）催化劑（參見鏈接）制備聚丁二烯合成橡膠。

　　課題剛啟動，就遇到了一個難題，在我們查閱文獻的時候發現，這個領域的權威就是意大利的Natta教授，他剛剛在1963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他的文章對我們啟動課題太重要了，但令人頭痛不已的是，看上去對我們最有幫助的，報道了詳細實驗條件和步驟的一篇文章，是用意大利文寫成的。我在之前寫的文章中（參見鏈接）講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英語在世界科技領域的統治地位是逐漸形成的。直到1960年代，國際高分子雜志上仍然可以見到許多德文、法文的文章，像Natta那樣的大牌，用自己的母語寫文章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當時我們真犯難，意大利文是“小語種”，估計很難找到能幫我們翻譯的人了。天無絕人之路，我的同事小朱和我說，他的在數學系工作的中學同學小曹和他講過，蘇步青先生不僅是數學大師，也有語言天賦，會六七國語言，其中就包括意大利語，這給我們帶來了希望。但想想，我們這些無名小輩竟然要自己的校長、頂級學術大師為我們當翻譯，似乎也太不合乎常理了，但我們實在舍不得輕易放棄這唯一的機會。于是我們就請數學系的小曹先向蘇先生試探一下。不料蘇先生很爽快地就答應了，要我們去見他。

　　我和小朱按約手捧厚厚的雜志合訂本，心懷忐忑地去子彬院（600號樓）的蘇先生辦公室。一見面，蘇先生親切和藹地招呼我們，直奔主題，說“你們給我出難題了，我的意大利文并不好，有多年不用了，又不懂你們化學的東西，恐怕翻譯不好。”可能由于第一次和學術大師近距離接觸，有點興奮，我竟忘了向蘇校長百忙中抽空幫我們翻譯表示感謝，而是傻乎乎地回應說“沒有關系，這個文章中化學的名詞跟英文也差不多，我們可以猜出來。”他說“那就好，我們一起合作吧！”

　　他先打開文獻瀏覽了一遍，接著就從頭開始，一句就一句地口譯了起來，遇到化學詞匯，我就插話補充。遇到不確定處，蘇老抬起頭來，問問我們的意見。就這樣，我把蘇先生的口述一字一句地記錄了下來。大概花了兩個小時，蘇先生耐心地為我們完成了文章的翻譯。沒有想到，我們的難題由大數學家這樣輕松地解決了！我們當然很開心，向蘇先生道謝后就告辭了。

　　這是1965年秋天的事情。后來我有點后悔，當時怎么沒有想到問問蘇先生，意大利語在我國懂的人不多，他是留學日本的博士，怎么學會的呢？直到60年后的去年，我讀了《蘇步青傳》（王增藩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才知道，這里確實有個很有趣的故事。

　　1924年春天，蘇步青考入了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數學系。在鉆研幾何學的過程中，他發現許多幾何學的經典著作都是用意大利語寫成的，于是萌生了學習意大利語的愿望，但在日本教意大利語的學校很少。他碰巧聽說大學附近的天主教堂里的神父，是梵蒂岡派來的一位意大利人，他覺得這是個好機會。為了接近這位神父，他多次進入教堂參加彌撒。這引起了神父的注意，他們相互熟悉以后，蘇步青提出要神父教他意大利語的請求，那時神父已經年邁，正在物色接班人，他看中了這位“虔誠”的年輕人，就答應了，而且要他每天晚上到神父家聽課。經過三個月的緊張苦學，蘇步青的意大利語果然大有長進，看數學專業書籍已經沒有問題了。他心懷感激地向神父表示，自己專業學習緊張，就不再來教堂向他學習意大利語了。神父大為驚訝，說“孩子，你錯了，只有宗教才能救人類。”蘇步青回說，“只有科學才能造福人類。”神父無可奈何，答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你把數學當作自己的宗教。孩子，你去努力吧！”

　　到了1966年春，我們制備合成橡膠的工作順利起步了，我們建成了高真空的聚合裝置，制備了Ziegler-Natta催化劑，得到了聚合樣品。但誰也沒有想到，課題剛剛開了個頭，就夭折了。原因是，1966年6月那場大浩劫開始了，學校的科研教學活動都停止了。對我個人，更是陷入了滅頂之災，我被作為“反動教員”遭到連續批斗。8月，學校發生了殘酷的批斗“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狂潮，校園陷入了一片“紅色恐怖”之中，那時我過著“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

　　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低頭走過校大門時，聽見一群紅衛兵高聲吼叫“爬回去！爬回去！”，“牛鬼蛇神沒資格站著，爬回去！”我停下張望了一下，見到一位老者全身趴在地上，被迫在爬行！定睛一看，原來是蘇老！我心頭一震，不忍再多看一眼，精神恍惚地匆匆逃離。天哪，這是我們的校長啊！這是我們國寶級的科學大師啊！我不能想象，那些紅衛兵都是大學生，怎么都陷入了癲狂？事后我也想過，我匆匆走開，也是出于驚恐和本能，我是怕當時有化學系的紅衛兵認出我來，也勒令我趴下爬行。我曾問過我自己，如果那時我沒有被“揪”出來，還是“革命群眾”的一員，我敢“挺身而出”，對那些瘋狂的紅衛兵說“不要這樣，要思想批判，不要侮辱人格”嗎？想來我是不敢的。

　　蘇老所遭受的批斗之殘酷和羞辱是常人難以忍受的，但他挺過來了！“四人幫”被打倒以后，他爆發出的活力和勇氣，更是使我無限欽佩和敬仰。1977年8月4—8日，鄧小平親自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蘇老是第一天第一個發言的，他慷慨陳詞，呼吁推翻“四人幫”的“兩個估計”[1]，恢復研究生招生考試和讓散落的科技人員歸隊。在“四人幫”的影響還遠遠沒有得到清算的1977年，公開提出這些意見，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

　　1978年7月，蘇老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我清楚記得，在一次全校大會上，蘇老說：現在學校要大力撥亂反正，把顛倒的東西顛倒過來。但有些同志還有顧慮，心有余悸，這是不對的。我今年已經76歲了，我什么也不怕了！到本世紀末，還有二十幾年，我要拼命努力，看到實現四個現代化[2]的一天！

　　蘇老的講話可謂振聾發聵，我們聽了無不感動，蘇老在我心中的形象愈發高大了。2003年3月17日，蘇老以101歲高齡安然離世。他活到了21世紀，親眼見證我國實現了現代化，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他的誓言和愿望可謂超額實現了。

　　注釋

　　[1] “兩個估計”是在1971年4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一個是“新中國成立后17年（1949-1966），教育戰線基本上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另一個是“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2] 四人幫被打倒后，中央提出到20世紀末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旦苑晨鐘”，編輯：郭明雨，姚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