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先清，女，曾用名吳德芝、吳仙清，在蘇聯時取名羅莎·拉庫洛夫，1904年出生，浙江省臨海縣人，商人家庭出身。

她是家里六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備受父母寵愛，不但未纏足，還進學堂念書。1917年夏，她小學畢業后不顧父母再三阻攔，毅然跟著哥哥跑到杭州，尋找繼續升學的機會。第二年春考進了浙江省立女子蠶業講習所（以下簡稱“蠶校”）。

吳先清性格剛強、豪放，路見不平，便挺身而出，曾為偶遇的被丈夫虐待的農村婦女鳴不平。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年僅15歲的吳先清被選為蠶校學生代表，參加了杭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學校組成的聯合救國會。她不顧學校當局的阻攔，帶領同學沖出校門，到街頭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參加示威游行，高呼“取消不平等條約”、“抵制日貨”、“男女平等”等口號。

1920年2月，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師生為維護進步校長經亨頤的“與時俱進”的辦學方針，爆發了反對封建守舊勢力的學潮。在這次震驚全國的“一師風潮”中，吳先清積極組織蠶校同學去聲援。

1920年夏，吳先清進入杭州私立美術學校習畫。次年秋季，她在西子湖畔寫生時，與“一師風潮”時著名的學生領袖宣中華相識。從此他倆交往甚密。在宣中華的影響下，她經常去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

1922年暑假，她在上虞縣白馬湖春暉學校，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講學會。從陳望道、朱自清、朱光潛等進步教師的講學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啟迪，同時與楊之華、唐公憲、宣中華等許多青年團員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交流學習心得和體會，使她更加關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決心獻身于革命事業。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4年下半年，吳先清和宣中華結為伉儷。

國共合作形成后，吳先清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國民革命運動。1924年“五一”勞動節，時任國民黨浙江臨時省黨部常務委員的宣中華的主持召開紀念大會，吳先清在大會上發表演說，號召女工奮起爭取婦女的解放，博得與會者的好評，夸她口才好。

后來吳先清調到上海工作。她一面在瀘西區小沙渡工人學校教書，一面從事婦女運動。她深入曹家渡和小沙渡的工廠，做紡織女工的工作。她平易近人，工作有魄力，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1924年11月，孫中山應馮玉祥電邀北上，他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支持下，發起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運動。在這形勢下，吳先清受黨的指派，以工人運動領袖的身份，參加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籌備工作。

12月21日，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成立，她被選為該會委員。她利用這一合法組織，廣泛組織各界婦女投入國民革命運動。

“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爆發前夕，吳先清曾因散發傳單、發動工人運動而被捕。在獄中，她沉著、機智，反動當局拿不到確鑿的證據，只好釋放她。

“五卅”慘案發生后，吳先清立即無所畏懼地參加了反帝愛國運動。她一心撲在革命工作上，懷孕后至臨產之前，還堅持外出工作。

她和宣中華住在上海閘北聯盛里，生活條件很差，夫妻倆只有一件棉衣，一個穿上棉衣外出，另一個就只好坐在被子里等著，但是他們的革命意志始終旺盛。

由于她工作成績卓著，中共上海區委在1925年8月28日的會議上一致議決，指定她為上海區委婦女委員會5名委員之一。

1925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區委指定吳先清為上海區委婦女委員會委員。

1925年初冬，黨決定派吳先清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此時她分娩不久，考慮到革命工作的需要高于一切，革命者怎能為兒女情事所拖累。于是，她毅然放下出生僅12天的嬰兒，離別宣中華，踏上了去蘇聯學習的征途。她遠走后，那剛出生的孩子因缺乏營養和照料，不到一月就夭折了。

吳先清在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了兩年。1927年她得知國內大革命失敗，宣中華犧牲的消息，十分悲憤。但她極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堅持學習，終于圓滿完成在東方大學的學習任務。她在東方大學學習期間，曾負責團的宣傳工作。

1927年下半年，吳先清與東方大學同學劉鼎（闞尊民）結婚。翌年春天，夫妻倆一起轉入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工作。學習期間，她負責團的宣傳工作。她為人熱情，工作積極，精力充沛，旅莫斯科支部認為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共產黨員。

1927年下半年，吳先清與同學闞尊民（即劉鼎）結婚。1928年春兩人轉入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黨的“六大”以后，國內革命形勢有所發展，黨中央根據革命形勢的需要，決定抽調在蘇聯學習、工作的同志回國工作。1929年10月，吳先清和劉鼎奉調回國。她把不到一歲的男孩劉莫陽送進莫斯科的保育院，就和劉鼎一起匆匆地踏上回國的路程。

同年夏，黨中央調她到中央特科任聯絡員，她遵守黨的秘密工作紀律，時而以盛裝艷服的貴婦人打扮，出入于上層社會；時而布衣布鞋扮作工人家屬，活動在工人住宅區；時而裝扮成鄉里鄉氣的農婦，出現在窮鄉僻壤，出色完成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

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間，吳先清經特科負責人陳賡同意，參加上層社會交際活動。她從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國民黨社會調查處專員陳寶驊（陳肖史）及其周圍的國民黨要員那里，獲取了大量重要情報，特別是對我方有些被捕人員在敵獄中的表現，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

1931年10月，劉鼎在上海外灘公園被捕，不久被解往南京監禁。劉鼎被捕那天，她正好外出，回家時發現情況異常，便不再進家門，而若無其事地從家門口走過，才免遭不測。

在潘漢年的領導下，為了營救劉鼎出獄，吳先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關系進行活動。她的一個哥哥是國民黨空軍司令的機要秘書，于是她就請嫂嫂到南京，在一些國民黨要員中進行疏通。這使她有機會隨嫂嫂入獄探望劉鼎，并乘機向他傳達組織上的重要指示。

為了營救劉鼎，她還冒險闖到那個同鄉、國民黨空軍司令的家中，說：“今天要么你們把劉鼎放出來，要么把我也一起關進去！”

在吳先清的努力下，劉鼎終于在1932年秋得以取保獲釋，回到上海。

劉鼎出獄后已無法在上海立腳，1933年初，黨決定調他夫妻倆去江西中央蘇區工作。由于這時吳先清已懷孕，行動不便，只好繼續留在上海，而劉鼎則于4月間化裝成商人去了江西蘇區。夫妻倆怎么也沒有想到，他們這次分別竟成永訣。

為了配合蘇區軍民粉碎敵軍的“圍剿”，打亂蔣介石向日本妥協的部署，吳先清受組織指派，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反動派的陰謀。

她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頻繁出入國民黨某些達官貴人的家中。看起來她與這些要員的小老婆一起“鬼混”，是個“放蕩不羈”的人，實際上她承受著親友、熟人的誤解和非議，是在執行黨的一項特殊重要任務。她把自己得到的點滴有價值的情報，都及時報告給上級組織。

1934年秋，上級派吳先清到日本東京，擔負上海站負責人與東京站負責人之間的聯絡工作。她經常往返于上海、東京之間。由她從東京帶回來的許多情報，既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罪證，又是我黨制訂斗爭策略的重要依據。

1935年5月，吳先清所在單位的負責人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這就是當時轟動上海的“怪西人案”。雖然這位“怪西人”守口如瓶，但按秘密工作的紀律，凡是與此案有關的人員都必須立即撤離。6月，吳先清接到上海站要她“迅速撤離回國”的通知后，立即購買回國的船票，并迅速通知東京站的其他同志急速疏散轉移。

吳先清回到上海后，又逢敵人到處搜捕他們組織的成員。為此，黨組織決定立即送她去蘇聯。她取道歐洲，在德國停留月余后，這年9月抵達莫斯科。不久，她進莫斯科馬列主義學院學習，自己取名為羅莎·拉庫洛夫。

1936年9月，吳先清在馬列學院學習期滿，和其他四名中國同志一起被蘇方安排在莫斯科近郊的馬拉霍夫卡招待所，等待分配回國工作。

在這期間，吳先清通過招待所管理人員的幫助，還意外地找到了1929年她留在蘇聯保育院的兒子。母子團聚雖有天倫之樂，但是，國內發生西安事變以后，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她心系祖國，希望早日回國參加工作。她憂心如焚，歸心似箭。

她與早已住進的四位中國同志朝夕相處。大家組織起來學習俄語和英語，每天閱讀《真理報》和《新聞報》，既提高了俄語水平，又及時地了解了蘇聯國內和世界各地的大事。

1937年蘇聯出現肅反擴大化，吳先清等住的招待所氣氛也驟然緊張起來。蘇方中斷了每天的報紙，限制他們自由外出，并以女寢室不能有男孩子為由，將吳先清的孩子重新送回保育院。顯然，吳先清等人已被當作有問題者來進行審查了。

果然，不幸的事情終于發生了。11月的一天下午，一個蘇聯大校軍官通知吳先清，說有首長找她談話，并特別關照她要多穿些衣服，多帶點東西，住到別處。實際上這時吳先清已被當作“日本間諜”逮捕了。

她開始被關在監獄里，不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做苦役。從此，再也沒有她的音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