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鄧鷺下定決心裸辭。此后長達一年的gap時間里，她頻繁覺得自己像漂在海上，且不知靠岸何處。懸而未決的人生狀態，給她帶來了過多的生長痛，有時候她會呆坐在客廳的沙發里，反芻自己的辭職決定。

通過不斷地刷社交平臺資訊，28歲的鄧鷺第一次知道了怎么去定義自己的迷茫：她正在經歷所謂的“奧德賽時期”。

“奧德賽時期”這個概念，來源于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書里，主角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后，被迫在海上漂泊了十年才最終歸家。而在今日的互聯網里，人們用此比喻當代年輕人從青春期過渡到成年階段時（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會經歷的那段前路未知的路途。

這是一種混沌的心理狀態。在30歲焦慮前徘徊的年輕人，職業與婚育尚未按照社會時鐘“正常推進”，無法達成“三十而立”，一切都是“不確定”。

《遲開的向日葵》劇照

鄧鷺對“奧德賽”的感受有些復雜。先是抵觸，“因為它和我現在的狀態有點像，有點刺痛我”，而后帶給她的，反而是安慰。

因為在臨近三十的年齡時段里，鄧鷺常常以為只有自己一個人在混亂中掙扎，“但是這個詞出現后，會讓人覺得好像是我的確到了這個階段，不是我做了什么選擇，才導致我陷入了這樣的混亂中，而是大家都一樣”。

鄧鷺無可奈何地陷入了“不知為何而前進卻必須要前進”的混沌狀態之后，很想知道，自己如何才能從這樣的泥沼中爬出來，在不穩定的世界里尋找到穩定的精神狀態？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真的要一直做這份工作嗎？”27歲這年，鄧鷺一直在疑慮。

彼時，她抬頭是上級的混亂管理，低下頭則在找不到意義的工作里打轉。在一件又一件的工作待辦事項里，疲憊感陡升，她選擇停下來，以為這樣就能知道，自己想要過怎樣的人生。

但辭職后，答案沒有浮現。更糟糕的是，當28歲來臨時，鄧鷺發現裸辭導致自己心中的恐懼在不斷放大——她恐懼重蹈媽媽的覆轍。

媽媽的人生不算順利，“每當爸媽遇到機遇想要往上走的時候，就會出一些事情，讓他們沒有辦法往上走”。做生意被人騙，生病被公司拋棄，開店創業沒得好結果，最終失去社會身份而徹底回歸家庭的媽媽，把一切壞運氣歸因于當初沒選擇一個安穩的體制內工作，這一連串遭遇讓她變成一個過分焦慮的人。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劇照

恐懼一體兩面地包裹著鄧鷺，她既怕自己做錯選擇，又怕自己失去了承擔錯誤選項代價的能力，“輸了就跑開”。

讀書時，鄧鷺從來不相信這樣的命定論，在每道題都會做的年紀里，她總認為所有事情都可以接受、面對、經歷，最終自己會克服。

工作了兩年多以后，鄧鷺漸漸理解現實。當一個人出現了低谷期時，“你不能完全怪個體。比如，2019年時有很多快遞員、外賣員開始寫自己的自傳，他們不被社會認為是成功者，但同樣過得很堅韌、很努力，最終過上的仍然是相對掙扎、不穩定，也不會被人羨慕的人生。你不能去怪罪他們”。

985高校碩士的頭銜，沒有給鄧鷺帶來更多與世界叫板的底氣與勇氣。她時刻記得自己去上海參加保研面試時讀到的那則“985高校畢業后在家里蹲廢了”的新聞，“被兜住的所謂很精英的人生，和滑落之間，那層紙非常薄，就是一個閃念，一個崴腳，就可以一路滑下去”。

《未知的首爾》劇照

因為有自己的人生在前，媽媽極其希望鄧鷺，憑著她的高學歷，去搏得一個體制內的安穩工作，趕緊和低學歷男友分手，找到旗鼓相當的新男友結婚，“不然就成了三十多歲的老女人”，但從未關心過，現男友是否對鄧鷺好。

帶著這樣的期望，在離職之后的日子里，媽媽會試探她的想法，“既然第一份工作找錯了，你想進體制內嗎？”為了安撫媽媽，鄧鷺通常會回復自己并沒有放棄這個選項。詢問次數一多，鄧鷺開始說自己也可以順著媽媽的心意走。

本來鄧鷺并不覺得裸辭、非體制內、28歲未婚是問題，“但如果他們（親人）覺得是問題，我必須花精力去安撫他們的憂慮，這件事就會給我壓力”。

她知道，社會框架給像她這樣“漂泊”的人規劃了一個岸，“如果你愿意走一條穩定的路，那么這個岸是很明確的，就是進體制內然后成家。”父母相信這個岸，周圍的朋友也不乏上岸者，但鄧鷺不要這樣的人生。

《沒有工作的一年》劇照

迷茫就在這時出現了，如果不要與社會期望相符的人生，又要創造一個怎樣的人生？

在沒有找到答案的日子里，鄧鷺過得很辛苦，她常回想起小學時的一個下午。那天她從爸媽那里拿了5塊錢，吃完了一包辣條后還能再買一個甜甜的雪糕。她就坐在家門口的樓梯上，吃完了雪糕上最后一小口巧克力，覺得“好舒服，我要記住這一刻”。

享受此時，不要太多也因此不憂愁明天的一刻，她記到了28歲。

“殺不死我的一直在殺我”

2025年11月，26歲的張小麥從北京辭職，帶著小貓重新把家安在了上海。

和鄧鷺不同的是，張小麥辭職是為了求得一個度過奧德賽時期的解法。

在7月到8月這段時間里，她一度覺得自己所有的東西都坍塌了。“工作上（被迫）換了新崗位，和我的職業規劃不符；家人生病住院需要我拿主意，親近的人相繼換工作換城市，我身邊的安全感一下子少了很多，人生全方位動蕩。”

《世界的主人》劇照

命運推了張小麥一把，讓她不得不開始思考，“接下來我到底要怎么選，往哪個方向去，要成為什么樣的大人”？

她掙扎了一段時間，甚至想過先把工作穩下來，就在新崗位上干下去，至少給動蕩的生活留下一個支點，畢竟新崗位的技能不難掌握，她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張小麥很快發現問題，時間都被焦慮占滿，新崗位也無益于自我成長。

如果要給自己找一個精神坐標，張小麥覺得自己在公司里遇到的第一個mentor是她想成為的大人，是很標準的理想化自我。“她是一個能夠整合各方面資源，在公司內部非常游刃有余，也能很靈活和外部供應商打交道，自我的生活非常平衡，日常生活有很多自己的放松方式。我很想成為她”。

而去到新崗位，張小麥發現自己的新mentor是一個無法平衡工作與生活，且脾氣暴躁的人，和她理想中的自我偏差非常大。

《未知的首爾》劇照

當時媽媽的病情穩定下來，好朋友在別的城市也穩定下來，張小麥剛剛進入內心的短暫穩定階段，但工作再次讓她發生動蕩。

“難道以后要往上走，我就只能成為她（新mentor）嗎？”張小麥不想信這個邪，何況這份工作要付出的心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她的負荷。

在2025年的末尾，張小麥離開北京，還是辭掉了這份在外人看來光鮮亮麗的工作，她告訴家里人，等春天來了再求職。

但辭職并沒有完全解決她的困境，新的同輩焦慮又來了。到了年底，張小麥身邊工作著的朋友們開始年終復盤，有人晉升，有人拿13薪、16薪年終獎，“那個時候我有種大家都在拼命往前，但是我卻停下了的感覺”。

張小麥再次陷入痛苦，程度不亞于辭職前夕，她一度成天躺在沙發里面，只是刷視頻，想要通過大量的信息把自己填滿，緩解焦慮，“結果越刷越焦慮”。

《所有人都在與自己的無價值抗爭》劇照

她重新整理思路，在社交平臺上關注了一些有相似經歷的博主。其中有一個，和張小麥一樣，也是從大廠離職后開始兼職打工，同時做自媒體，慢慢積累到幾十萬粉絲，“我很喜歡她那種生活靜靜流淌著的感覺，在她的激勵下，我的心態也開始慢慢變得穩定”。

隨后，張小麥也開始探索自媒體。“剪第一個視頻的時候，技術還比較稚嫩，因為以前確實沒學過剪輯，都是我重新開始學的，后來我給自己的要求是，每次剪一個視頻，都要比上一個好，看見自我在成長，就會慢慢平和下來”。

不過，張小麥覺得自己還沒有度過奧德賽時期，仍然不斷有新問題找上門，“一直有種‘那些殺不死我的一直在殺我’的感覺，只是慢慢地解決問題，然后越來越接近一個地方（理想中的自我）”。

首先是自媒體收入不穩定的問題。3月，張小麥回到北京復查肺結節，醫生告訴她需要再做一個檢查，不能報銷。自費8000元。她突然又覺得天塌了，“因為對我來說，這不再是以前那樣，我用一個月工資就能付得起的感覺”。

而后，仍然是如何向家人解釋的問題。外婆擔心她的狀態，常打電話詢問“今天過得怎樣”“最近缺不缺錢”。每逢此時，張小麥都會有些難過，“和外婆實在代溝太大，他們的年代里沒人會這樣做，大家還是會覺得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才行”。

承諾開始找工作的春天已經到了，但張小麥已經想好，不再找工作。她想著，要盡快讓收入更加穩定一些，這樣才可以用事實向家人證明，自己是沒問題的。

和鄧鷺一樣，她也很難描述自己想要一個什么樣的人生，“自媒體做久了，會不會不喜歡？我也不知道，反正當下是喜歡的”，張小麥決定就給自己的人生做排除法，一點一點把不喜歡的選項挪出去，“過到最后什么樣，我的人生就是什么樣”。

《慢行列車》劇照

在上海的新家里，張小麥發現自己的小貓變得更有安全感，也更加活潑了。從前在北京，張小麥上班前關門那一瞬，小貓會因她離開而大聲哀嚎，叫聲響徹整棟樓；如今在上海，無論什么時候張小麥出門，都不會再聽到這樣的聲音。

“辭職之后，陪伴它的時間更多了，所以它知道，我很快就會回來了”。在上海，張小麥和小貓都過得很幸福。

有時候，張小麥覺得處于奧德賽時期是一種很幸運的狀態，“因為它就意味著人生還沒有定型，不是在做一眼望到頭的工作，也沒有喪失對探索的欲望”。她不想鄭重其事地過人生，更愿意把它當作一場刺激也不知道下一步如何的游戲。

有得選是一種幸運

27歲的禾晴已經很久沒有迷茫過了。

過去的5年時間里，她一直踐行著自己認可的觀念，“不多求結果，但多求過程”。她找到了自己的定海神針，接受了如奧德賽一般“長久漂流”的狀態。

時間倒回到2019年，這年10月的某個夜晚，禾晴和哥哥坐在家里聊了接近兩個小時。那時她有滿腹的疑問，在出國留學、回家找工作等等人生選項前感到猶疑，她覺得每個選項都可以選，但是每個選擇都很難，因此下不了決心。

《玫瑰的故事》劇照

回想起來，她覺得自己當時正處于奧德賽時期，這個階段整整持續了3年。家里大部分人自小對她的“規劃”是回到小鎮，進體制內。而哥哥是唯一一個支持禾晴走出小鎮，去留學，去大城市闖蕩的人。

禾晴不想過前者的人生，“你都能想象未來幾十年的人生走向，畢業回家工作，然后有人會給你介紹結婚，生小孩，一輩子就只能待在那個地方”。

彼時，大她5歲，快30歲的哥哥傳達給她的意思是，“你很幸運，有這么多選項可選，但是我沒得選”。

一番話讓禾晴如夢初醒，她才開始理解到，哥哥大學畢業時不迷茫，是因為只有回家幫忙這一條路可走，“而我因為家庭托底也好，或者是自身的能力水平也好，有更多選擇自由”。

原來迷茫在某種程度上是饋贈，禾晴轉變了心態。在兩個小時的討論之后，她得到了一個結論，“你的人生是要你自己去過的，最終選擇哪一條路都不重要，都是要自己去走出來才算數。”

《未知的首爾》劇照

禾晴當年高考時，就是一個偷偷改志愿跑出小鎮的女孩，她決定繼續跟從內心。

2020年，禾晴進入職場不久，又得到一次選擇機會。一是守在原有的運營崗上，繼續重復做從大學就熟練的無聊工作；二是跟著領導去新部門，只是新部門具體做什么，怎么做，一切都還是未知數，“前途很迷茫”。

禾晴選了后者，接手了公司內部擱置已久的“爛攤子”項目，從這年開始，加班做項目策劃成了禾晴的工作常態。這或許不是一個穩定的“好選項”，但禾晴沒有后悔過。她不想美化自己沒有選擇的選項，她只是盯著選了的這個選項，把自己當作選項的解法。

“選了就認真做”的辦法，的確給了她好的回饋，一年后工作內容穩定下來，三年后公司內外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她的能力，頻繁有人向她說起，“你的能力能帶你去更好的地方”。

《四重奏》劇照

她重新給自己造了一個區別于社會時鐘的時鐘。2021年，禾晴做了一個十年計劃，“工作很煩，但這十年里我就在職場上混，給自己十年的時間積累信任資產、技能資產或者手頭真正的資產。混到那個時候，我成為什么樣的人都可以，想再換一個軌道去做什么都可以。”

十年對于禾晴來說，只是一個時間界限，提示她時間一到，就要去做下一個選擇，做下一個計劃。但她不想把長期的人生目標定得過于具體，因為她切實地覺得，無論是買車買房，還是在一線城市立足成家、生小孩等具體社會標準，都難以成為支撐自己走下去的長期目標，“目標太具體，反而會開始質疑它的意義”。

她不要把人生的意義寄托在三十而立的社會框架里，框架沒錯，但不適合她。禾晴想要成為一個時間和財富自由的人，這兩項最終指向選擇自由，但三個“自由”的標準，是自己定的，“如果我沒有賺到那么多錢，我的物欲也可以很低”。

27歲的禾晴很相信自己，過往幾年積累起來的技能與信任資產，讓她覺得，無論世界把她拋到哪個角落里“漂流”，她都能活得好。

（應受訪者要求，鄧麓、張小麥、禾晴均為化名）

作者 |任早羽

編輯 | 張來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