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共黨內流傳著一個親切的稱呼——“五老”。他們是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被中央領導和全體機關干部尊稱為徐老、吳老、謝老、董老、林老。

這個稱呼是怎么來的？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一九四〇年毛澤東在吳玉章六十壽辰慶祝會上說：“青年人歡喜老年人，就像我們的吳老、林老、徐老、董老、謝老，都是很受青年們歡迎的。”從此，延安黨政軍民便尊稱他們為“延安五老”。

另一種說法是一九四二年朱德寫《游南泥灣》，詩中有“輕車出延安，共載有五老”之句。不管哪個說法準確，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五個人，都不是因為年齡大才受人尊敬。正如毛澤東所言，他們之所以深受人們尊敬和愛戴，“主要不是因為人老可貴，而是因為精神可貴”。

實際上，早在蘇區時期就已經有過“五老”的提法。董必武回憶，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時，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和他自己五人年紀稍大，同志們便稱呼他們為“五老”。可惜何叔衡留在了蘇區，沒有跟隨主力長征，一九三五年壯烈犧牲。否則延安時期的“五老”很可能會是六個人。

這五位老人各有各的專長，各有各的人生軌跡，卻又在一點上高度一致：他們把一生的心血都獻給了國家和人民。

徐特立：永遠的先生

五人中年紀最長的是徐特立，享年九十一歲。他是毛澤東、田漢等人的老師，毛澤東稱他為“永遠的先生”。大革命失敗后的低潮期，不少人紛紛離開黨組織，已經年過半百的徐立卻在這個時候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足足激勵了整個黨內的士氣。

一九三四年，五十七歲的徐老參加了長征。組織給他分配了一匹馬，他卻很少騎，總是讓給體弱有病的同志，自己拄著棍子走完兩萬五千里的漫漫征途。長征途中血戰湘江時，紅軍傷亡慘重，士氣低落。徐老爬上高高的山坡振臂高呼，看到這一場景，原本想掉隊的年輕戰士站起身來，向著炮火沖了上去。這就是他在部隊里的分量——不只言傳，更身教。

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以后，組織為他配備了專車，徐老卻不坐，經常步行外出。家人和警衛員都想不通，他只說多走走對身體好。一九五七年，八十歲的他去長沙出席人大會議，正值冬天，身體還感了冒。別人勸他在家里休息，小組會就不用參加了。徐老說：“我雖然年紀大了，但仍能聽、能記、能思考，回去以后還要整理材料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不參會怎么行！”他提前十分鐘趕到會場，認認真真地聽、記，一直堅持到會議結束。

一九六八年，徐老病重彌留。他把自己多年的積蓄全部交給了組織，對孩子們說：“你們應該繼承的不是我的財產，而要繼承老一輩的革命精神?！绷鶄€孩子從父親手里得到的，沒有一分錢存款，只有一句話——精神第一，財產第二。

吳玉章：一輩子只做好事的人

吳玉章，一八七八年生于四川榮縣，比徐老只小一歲。他的一生，可以用毛澤東的一句話概括——“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毛澤東說這句話的場合，正是一九四〇年為吳玉章補辦六十壽辰的慶祝會。

吳玉章早年東渡日本求學，不久加入中國同盟會，成為一個真正的老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很快發現民主救國走不通，轉而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他與蔡元培等人一起發起“留法學會”，大力推動中國學生赴海外求學。后來創辦四川留法勤工儉學會，使四川成為全國赴法勤工儉學人數最多的省份。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等一批中國革命的棟梁，都是從這里走出去的。

抗戰時期他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華北大學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成了中國人民大學第一任校長，還同時兼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八十二歲時，他提筆寫下一首《自勵詩》：“春蠶到死絲方盡，人至期頤亦不休。一息尚存須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疇?！币晃焕辖逃覍ψ约禾岢龅囊缶谷皇恰畹嚼?，干到老，給年輕人當榜樣要到最后一刻。

一九六六年“文革”來臨，年近九旬的吳老受到嚴重沖擊。造反派準備把他揪回學校批斗，好在周恩來總理安排他住進了醫院，這才躲過一劫。然而年老體弱的吳老最終還是沒能扛住，這一年年底離開了人世。

謝覺哉：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人

五個人中，謝覺哉和老百姓的關系最直接，也最密切。

這位湖南寧鄉人，一九〇五年中了晚清秀才，后來又辦報宣傳革命。大革命失敗后他調去中央蘇區，一連當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秘書長和內務部部長，主持起草了中國紅色革命政權第一批法令和條例，包括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條例等。

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有人提出要建一棟漂亮的辦公大樓，謝老看了當場否決：“房子只要不塌、不漏就可以住人，修修補補夠了就行了?！睂葎眨脑瓌t是“上為中央分憂，下為群眾解愁”，常年奔波于災區一線，訪貧問苦，幫老百姓解決實實在在的問題。對司法，他親自跑到全國各省市的法院翻案卷、查材料，為受冤屈的百姓平反。

謝老把自己的家規定得特別死：子女不準隨便用公家的車，并一再明確地告訴他們：“我是共產黨人，你們是共產黨人的子女，不許有特權思想。”延安時期有人給他寫了一副對聯——“為黨獻身常汲汲，與民謀利更孜孜”，這十四個字就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董必武：黨的創始人，法治的奠基人

董必武，湖北黃安人，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參加了一大。在全國五個老同志里，他不僅資格最老，對新中國的法制建設也功不可沒。

一提起董老，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會寫詩，毛澤東贊他“董老善五律”，兩人從革命文友走到詩壇摯友。但他做的遠不止寫幾首舊體詩。大革命時期，董必武在湖北領導兩百多萬農協會員的農民運動，與當時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的農民運動互為呼應，黨內一度有“南陳北李，兩湖毛董”的說法。

新中國成立后，董老長期負責政法工作，為新中國的法治架構奠定了基石。他雖然官居高位，平時卻格外省儉——不許浪費一張紙，一把牙刷、一條毛巾非用到不能用的時候才換掉，甚至連六角錢的伙食費對不上賬，都要當眾作檢討。

一九七二年，八十六歲的董必武被毛澤東提議出任國家代理主席，此前他已經坐上了輪椅。即使行動不便，董老仍然坐在輪椅上參加了大量繁忙的外交活動。一九七五年一月，離去世不到三個月，他最后一次坐著輪椅接受了外國使節遞交的國書。這位中共元老一直堅持到最后一口呼吸才算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務。

林伯渠：總站在革命最前線的人

五人中，林伯渠的人生道路最特別。他既是同盟會最早的會員之一，又是黨的一大前入黨的老同志——這種跨黨經歷，在黨史上找不出第二個。

一九〇五年，林伯渠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后來受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影響，并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共產黨，完成了從追隨孫中山到跟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轉變。因了這種特殊的雙重身份，他在國共合作時期做了很多穿針引線的工作。吳玉章曾寫詩稱贊：“中山改組國民黨，還仗伯渠作橋梁。”

一九三三年，他到蘇區后受命主持中央蘇區的財經工作，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探索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之路，被稱作“紅色管家”。在陜甘寧邊區當政府主席時，他深入基層走家串戶，戴著眼鏡戴著一只腿架已經斷了、用繩子系在耳朵上的舊帽子，完全是一個和藹可親的“林老頭”形象。也正是在這個崗位上，他率先開荒種地，親手制定了個人生產節約計劃，用自己的行動影響了一大批干部群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林伯渠以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身份走上天安門城樓，親自主持了整個開國大典，并親自敲響了標志著新中國誕生的沉重鐘聲。毛澤東在祝詞中稱贊他：“你是我國革命老戰士，自辛亥以來，在歷史進程中，你總站在革命的最前線?！?/p>

一九六〇年，林老病逝。他從一個同盟會員起步，用半個多世紀的時光見證并參與了中國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再到社會主義的三個偉大時代，把一部民族革命史寫在了自己的履歷上。

五位老人——徐特立以教育立人，吳玉章以辦學報國，謝覺哉以法治安民，董必武以法理匡世，林伯渠以勤政濟民。他們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里都做到了近乎極致的成就，但他們身上更重要的共同點，卻是那一代革命者的風骨。

這種風骨不是一般人想象的當官老爺。無論地位多高，這五個人始終把自己當作普通的勤務員，吃的、穿的、住的全跟老百姓一樣。林伯渠說“我們各級政權的負責人員都是人民的勤務員”，董必武對群眾說“我是當勤務員的，人民的勤務員嘛”，謝老把自己的官稱作“焦官”，湖南話里就是指“不掙錢的官”，干得越多，心里越踏實。

這種風骨也不是享福講排場。一件外套、一雙皮鞋一穿就是十年八年，壞了不舍得扔——謝覺哉在蘭州做統戰工作時買的皮鞋，穿到新中國成立后才買了第二雙。住處只要能擋風遮雨，他們就從沒想過換好的。他們腦子里轉的永遠只有一件事：怎樣才能幫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怎樣才能讓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少走彎路。

這種風骨更是在逆境中不動搖。最難的日子里，面對各種批斗、抄家和高音喇叭騷擾，有人問年近九十的徐特立擔不害怕。徐老只回了一句話：“我都活九十歲了，還怕當反革命？”這股硬氣，比在戰場上沖鋒更不容易做到。

五個人，五種人生，最終都匯入了一條大河——那條流向人民和國家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