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鳳凰衛視 ，作 者 黃瑜珊

◆伊朗國家隊如今正在土耳其集訓。（圖源：EPA）

文/黃瑜珊

編輯/漆菲

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舉辦的足球世界杯比賽將于6月11日開幕。然而，已獲得參賽資格的伊朗男足，仍未等來赴美簽證。由于美國方面遲遲未完成審批，伊朗國家隊目前先行前往土耳其展開為期10至15天的集訓，等待后續的入境安排。

伊朗足協主席邁赫迪·塔吉（Mehdi Tadsch）近日表示，球隊正與國際足聯保持溝通，希望確保球員、教練組及隨隊人員能順利進入美國參賽。與此同時，伊朗方面也提出多項要求，包括保障球隊安全、尊重伊朗的國旗與國歌，以及避免比賽期間出現“政治性言論”。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外交部將竭力確保國家隊能夠參加世界杯比賽：“球隊不是去美國，而是去參加世界杯。”

作為2026世界杯東道主之一，美國正與伊朗處于高度的軍事對抗狀態。隨著中東局勢持續升級，這場原本屬于足球的全球賽事，也被卷入地緣政治與安全爭議之中。

伊朗隊能否順利參賽？

盡管美以伊戰爭沒有停止跡象，但伊朗方面明確表示，希望參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5月9日，伊朗足協在官網發表聲明稱，伊朗“肯定會參加2026年世界杯”，但同時強調，東道主必須“認真對待伊朗的關切”，并表示伊朗“不會在信念、文化和基本原則上作出任何讓步”。

目前最核心的問題仍是簽證與入境。由于美國與加拿大都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而不少伊朗球員、教練及足協官員在伊朗服過與革命衛隊相關的義務兵役，伊朗方面擔憂部分成員可能因此遭到限制入境。

幾周前，塔吉本人曾因過去與革命衛隊的關聯，被加拿大取消入境資格，這一事件也加劇了伊朗方面的不安。

◆伊朗足協主席邁赫迪·塔吉。（圖源：蓋蒂圖片社）

在此背景下，塔吉近期多次批評國際足聯，并提出伊朗參加世界杯的十項要求，包括確保所有球員、工作人員、記者與球迷能順利獲得簽證；保障球隊在美國期間的人身安全；避免在機場與邊檢過程中出現“侮辱性待遇”；以及確保伊朗國旗與國歌不會在比賽期間受到挑戰。伊朗方面還特別要求，賽后新聞發布會應僅限于足球事務，而不涉及伊朗國內政治或地區局勢。

由于本屆世界杯由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聯合舉辦，美方對于伊朗能否“正常參賽”的問題爭議不斷。美國政界與部分媒體曾出現“取消伊朗資格”甚至“由其他國家替代”的呼聲。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對此表示，伊朗足球運動員將受到本屆世界杯的歡迎，但同時警告，美國仍可能禁止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聯的伊朗代表團成員入境。

根據目前的賽程安排，伊朗將在6月15日迎來世界杯的首場比賽，對陣新西蘭。同樣被分到G組的球隊還有比利時和埃及。三場小組賽幾乎全位于美國西海岸城市，包括洛杉磯與西雅圖。這意味著，即便國際足聯希望維持“體育中立”，伊朗隊仍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美國的簽證制度、安全審查以及政治氛圍。伊朗方面一度要求國際足聯將本組比賽改至墨西哥舉行，但遭到拒絕。

此前，據伊朗媒體報道，伊朗國家足球隊主教練阿米爾·加萊諾埃（Amir Ghalenoei）曾表示，球隊計劃于世界杯開幕前14天抵達美國。他稱，只要準備充分，伊朗隊“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績”。他還透露，伊朗曾與其他國家隊約定世界杯前的熱身賽，但對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安排”。

加萊諾埃表示，國家隊將于5月16日前往土耳其。塔吉則稱，球隊將在土耳其進行為期10至15天的集訓，以等待美國簽證的獲批。“他們目前還沒有向任何人發放簽證，而且拖延了很長時間。”塔吉說。與此同時，伊朗足協也在為球隊尋找能夠從土耳其直接飛往美國的包機航班。

針對外界有關伊朗參賽問題的質疑，國際足聯主席詹尼·因凡蒂諾（Gianni Infantino）公開表示，“伊朗肯定會參加世界杯”，并強調國際足聯的立場始終是“讓所有獲得資格的球隊參賽”。他同時承諾，伊朗將按照原計劃在美國進行世界杯比賽。

◆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支持伊朗隊參加世界杯。（圖源：蓋蒂圖片社）

足球對伊朗有多重要？

戰爭仍在持續、簽證問題懸而未決，為何伊朗仍堅持參加本屆世界杯？

對大多數國家而言，世界杯首先是一場體育賽事；但對伊朗來說，它從來不僅僅屬于足球。過去幾年，從女性進入球場問題，到年輕女性阿米尼死亡引發的抗議運動期間國家隊拒唱國歌，再到如今面臨無法順利參賽的風險，伊朗足球早已超越競技體育本身，成為觀察這個國家內部裂痕與外部處境的一面鏡子。

足球在伊朗擁有極特殊的社會地位。作為這個國家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它幾乎跨越了階層、民族、宗教與政治立場的界限。在長期經濟制裁、高通脹與社會壓力之下，足球仍是伊朗社會最廉價也最普遍的大眾娛樂之一。

無論是德黑蘭街頭的咖啡館、庫爾德地區的小城，還是南部宗教保守地區，人們都能在國家隊比賽期間共享同一種情緒。在一個長期處于政治緊張的國家內部，足球或許是少數能夠制造“共同伊朗時刻”的東西。

正因如此，對伊朗官方而言，世界杯不只是國際體育賽事，更是國家形象、民族主義與政治合法性的展示窗口。尤其在受到西方制裁、外交孤立與國際輿論壓力的背景下，能夠“正常”出現在世界杯賽場，意味著伊朗依然屬于國際社會的一部分。

◆1998年世界杯，伊朗隊球員哈米德·埃斯蒂利進球后與隊友慶祝。（圖源：法新社）

此外，足球也承擔著某種內部穩定功能。國家隊的勝利，往往能夠短暫緩解社會內部的緊張情緒，并制造一種超越現實矛盾的集體認同。1998年的法國世界杯上，伊朗在小組賽中擊敗美國，至今被許多伊朗人視為國家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當時，大量民眾涌上街頭慶祝，官媒將這場比賽塑造為伊朗在國際舞臺上的一次“民族勝利”。

這種意義，至今仍存。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世界杯舉辦國有義務履行其職責，以確保伊朗國家隊順利參賽，他期待此次世界杯成為“伊朗民族團結的契機”。

即便如此，將“國家隊”與“國家”直接對等的敘事在近幾年出現裂痕。

2022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因涉嫌未遵守頭巾法被“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引發全國性抗議。同年11月，在卡塔爾世界杯B組首輪伊朗對陣英格蘭的比賽前，伊朗國家足球隊全體首發球員在播放國歌時保持沉默，以此舉拒唱國歌，表達對國內抗議活動的支持。這一舉動引發全球關注，也使國家隊被卷入政治風波，許多球員因此受罰。

◆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期間，伊朗隊首發球員拒唱國歌。（圖源：法新社）

隨后，圍繞球員是否“沉默”、是否“妥協”、是否“代表人民”的爭論持續升級。一部分伊朗人認為，國家隊球員在高壓環境下已經盡可能地表達立場；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國家隊最終仍為體制利用，成為國家宣傳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海外伊朗流亡社群內部也出現分裂：有人拒絕支持國家隊，認為其代表的是伊朗政府；也有人堅稱應將球員與政權區分開來，繼續為球隊加油。

而目前，美國境內生活著超過100萬伊朗人，其中相當一部分被認為持反政府立場。這意味著，2026年世界杯期間，圍繞伊朗國家隊的爭議不僅存在于賽場之內，也將延伸至看臺與海外伊朗社群之中。

此外，并非所有伊朗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足球帶來的快樂。長期以來，伊朗女性被禁止進入足球場觀看男性比賽，這一限制曾引發持續抗議。

2019年9月，伊朗女球迷薩哈爾·霍達亞里（Sahar Khodayari）因在3月嘗試喬裝進入體育場觀看球賽而被逮捕，面臨“侮辱公職人員”和刑事指控。在獲悉可能面臨半年監禁后，她在德黑蘭法院外自焚抗議并因傷勢過重去世。她的死不僅震動了伊朗社會，也使女性進入球場問題成為國際組織持續向伊朗施壓的重要議題之一。

◆被稱為“藍色女孩”的伊朗女球迷霍達亞里。（圖源：社交平臺X）

盡管近年來伊朗當局已在部分比賽中有限度地允許女性入場，但限制、隔離與臨時性禁令反復出現。對許多伊朗女性而言，“看球”不僅僅是娛樂，而是一種關于公共空間、身體自主與平等權利的斗爭。

這也意味著，在今天的伊朗，“是否支持國家隊”不再只是一個體育問題。誰能代表伊朗、誰有資格站上看臺、誰能為國歌起立——這些原本屬于足球的問題，越來越深地卷入伊朗社會的政治裂痕之中。

當體育無法脫離政治

可以說，伊朗國家隊的爭議揭示了一個國家內部的裂痕，而這種裂痕正演變為一種全球性現象。

“體育保持政治中立”曾被視為國際體育治理的核心原則之一，并被國際奧委會與國際足聯等機構反復強調。但近幾年，這一原則在現實中不斷受到戰爭、制裁與地緣沖突的沖擊。

2022年俄烏戰事爆發后，國際足聯與歐洲足球協會聯盟迅速宣布對俄羅斯實施全面禁賽，俄羅斯國家隊與俱樂部被排除在所有國際賽事之外，并失去參加世界杯與歐洲杯等賽事的資格。這一決定被視為國際體育史上最明確的一次“政治性制裁”。

更早的奧運體系中，國際奧委會也曾在多個政治沖突中采取過類似措施，例如在種族隔離時期對南非實施長達數十年的奧運禁賽（1964-1988年）。

近年來，這一處理邏輯在俄羅斯問題上進一步演變：最初，國際奧委會允許部分俄羅斯運動員以“中立運動員”的身份參賽，即不得使用國旗、國歌或國家名稱；但隨著沖突升級，國際體育組織逐漸擴大限制范圍，從個人參賽資格延伸至整體代表團參賽權限。

與俄羅斯迅速遭到全面禁賽不同，加沙戰爭爆發后，以色列雖在國際輿論場中面臨持續指控，但其國家隊與俱樂部至今仍正常參與國際賽事，并未遭遇系統性的參賽禁令。

2024年3月，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以色列參加2024年巴黎奧運會“沒有任何問題”。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Anne Hidalgo）也稱，“對以色列實施奧運制裁是不可能的，因為以色列是一個民主國家”。這種處理方式的差異，引發關于國際體育組織“雙重標準”的討論。

◆2024年7月27日，巴黎奧運會以色列對陣巴拉圭的比賽中，球迷們揮舞著巴勒斯坦國旗。（圖源：法新社）

但上述決定，并未平息圍繞以色列參賽資格的爭議。自加沙戰爭升級以來，歐洲多國的體育賽事中，針對以色列球隊與運動員的抗議持續出現。在奧林匹克委員會相關機構門前，抗議者多次舉行集會，要求國際體育組織重新審視以色列的參賽資格；在足球與籃球等賽事現場，也不時出現觀眾高舉巴勒斯坦旗幟、呼喊抗議口號的場景。

在部分比賽中，當以色列運動員或球隊入場時，現場甚至會響起持續的噓聲或抗議聲；也有賽事因安全原因加強安保措施，限制政治標語的出現。盡管國際奧委會與各體育聯合會一再重申“禁止在賽場內進行政治表達”，相關抗議仍以不同形式進入體育空間。

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朗并非例外，而是這一全球趨勢中的一個典型切面。無論是在簽證與入境層面的現實障礙，還是圍繞伊朗國家隊能否被視為“純粹體育代表”的爭議，伊朗足球始終處于體育與政治交匯的高壓位置。當體育越來越深地嵌入國際政治結構之中，“政治中立”逐漸從一種制度原則，轉變為一種不斷被現實拉扯的狀態。

正因如此，體育作為一種跨越邊界的語言，其初始的意義反而顯得彌足珍貴。在這樣的時刻，觀看一場比賽、支持一支球隊，可以短暫地回到某種非政治化的體驗之中——即便這種“單純享受體育”的空間，正變得越來越有限。

排版 /李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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