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4日，在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占領地區、靠近馬阿勒阿杜明定居點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以色列財政部長比撒列·斯莫特里赫手持一張展示“東一”定居點項目的地圖。

斯莫特里赫的政治生涯，建立在擴張以色列版圖、清除非猶太人定居點的主張之上。這也使他在服務于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政策時顯得格外得心應手。

在以色列最新一屆內閣中，這屆政府被廣泛認為是該國最邊緣化的一屆政府之一。比撒列·斯莫特里赫是其中最常受到國際社會批評的人物之一。

斯莫特里赫在擔任財政部長的同時，也在國防部擔任職務。作為極右翼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黨領導人，他在以色列不斷鞏固一個日益激進的支持基礎，并成為內塔尼亞胡近幾屆政府形成過程中的關鍵人物之一。憑借其立場、言論和政治反應方式，他已成為以色列所引發緊張局勢和沖突的主要推動者之一。

斯莫特里赫出生于被占戈蘭高地的猶太人定居點哈普辛，童年和青年時期在約旦河西岸的貝特埃爾度過。貝特埃爾被視為意識形態色彩鮮明的定居點，也是激進定居者運動的中心之一，這對他思想立場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他在梅爾卡茲哈拉夫接受教育。這所學校被認為是以色列宗教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傳播的是一種圍繞亞伯拉罕·庫克教義、將猶太教與猶太復國主義結合起來的世界觀。

此后，他又在耶路撒冷和凱杜明的猶太人定居點中的猶太宗教學校繼續學習，逐步形成了一套意識形態基礎：一方面毫不妥協地遵守宗教戒律，另一方面積極投身于以色列國家及其軍隊。后來，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奧諾學術學院獲得法律學位，并取得律師執業資格。

2005年，他積極參與反對以色列從加沙和黎巴嫩撤出的抗議活動，成為反對撤離猶太人定居點示威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此期間，由于參與組織非法示威，他被辛貝特以涉嫌“猶太極端主義”為由拘押，羈押時間約為3周。

斯莫特里赫將其政治議程中的相當大一部分都放在猶太人定居點問題上。目前，他居住在凱杜明定居點。該定居點由以色列于20世紀70年代在約旦河西岸北部非法建立。

在2009年選舉中，斯莫特里赫代表極右翼國家聯盟參選，但未能贏得議會席位。2012年，他活躍于“雷加維姆”組織。該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監控約旦河西岸C區和內蓋夫地區的巴勒斯坦建筑，并以各種理由推動法律程序，要求將其拆除。

2013年，斯莫特里赫代表猶太家園黨參選。盡管該黨取得成功，他仍再次未能進入議會。

直到2015年3月舉行的大選后，他才實現這一目標。憑借強硬言辭、與其他議員的爭論，以及在猶太人定居點問題上的政策主張，他開始受到關注，并當選議會副議長。

2018年，在猶太家園黨分裂后，他接掌特庫馬，代表該黨內部的激進派。2019年，他通過右翼聯盟內部的一份聯合名單進入議會，并出任交通部長。

在擔任交通部長期間，他下令在安息日停止公共基礎設施施工，這一舉措引發爭議。盡管遭到世俗群體批評，斯莫特里赫仍表示，必須維護猶太國家的宗教屬性。

在2021年3月選舉中，他以“宗教猶太復國主義聯盟”聯合名單參選，同名單中包括伊塔馬爾·本－格維爾領導的“猶太力量”、阿維·毛茲領導的極端保守派“諾阿姆”，以及其他一些小黨。

在納夫塔利·貝內特和亞伊爾·拉皮德組建聯合政府后，他宣稱新政府“非法”，并發起猛烈攻擊，尤其針對貝內特，指責其是“叛徒”，竊取了右翼選民的意志，把左翼和阿拉伯人送上權力位置。

在2022年11月選舉中，由斯莫特里赫領導的聯盟獲得約11%的選票，贏得14個席位，成為議會第三大黨團。2022年12月新政府成立后，他出任財政部長，并以國防部副部長身份，成為負責落實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政策的最高官員，也是猶太人定居點事務上權力最大的人物。

在以色列內閣任職期間，斯莫特里赫始終把意識形態目標置于優先位置。在首輪預算過程中，他為極端正統派猶太社群和被占領土上的猶太人定居點爭取到大量資金撥款。

他還是推動廢除2005年《脫離接觸法》中涉及約旦河西岸條款的關鍵人物之一，并為在霍梅什等此前已撤離地區重新安置定居者鋪平道路。斯莫特里赫將這一過程稱為“糾正歷史錯誤”。他還作出決定，賦予許多未經授權建立的前哨點追溯性的合法地位。

比撒列·斯莫特里赫的政治言辭和政治活動，建立在以猶太宗教法為核心的神權主義路徑和族裔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之上。他是以色列政壇中公開主張以猶太宗教法律構建國家秩序的代表人物之一。

2019年，他曾表示：“猶太民族的國家將重新按照《托拉》法律治理，就像大衛王和所羅門王時代那樣。”

在擔任交通部長期間，斯莫特里赫還說過：“我為上帝工作，不為內塔尼亞胡工作。”幾個月后，在耶路撒冷舉行的拉比會議上，他又表示：“我們都希望國家按照《托拉》和哈拉卡行事。”這番表態使他即便在以色列國內，也持續處于批評漩渦中心。

事實上，議員阿維格多·利伯曼曾強烈回應說：“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斯莫特里赫部長竟然再次面不改色地宣稱，如果由他和他的同伴決定，他們會廢除以色列國的法律，強行讓我們接受一個以哈拉卡為基礎的國家。”

斯莫特里赫將以色列視為彌賽亞式救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也是《托拉》中預言和先知異象得以實現的載體。他曾表示，根本不存在所謂“巴勒斯坦民族”，這個詞是在猶太復國主義興起后才出現的，而“巴勒斯坦”這個名稱不過是羅馬人留下的地理稱謂。

他主張，必須以不容爭辯、不可談判的方式提出一個民族目標，即在從河流到海洋的區域內建立猶太國家。他認為，必須把以色列主權強加于整個約旦河西岸，并建立新的城市和定居點，容納數十萬猶太定居者。

他還表示，在以色列所界定的邊界內，不可能建立巴勒斯坦國。作為猶太人，他們絕不會放棄以色列的目標，因此，必須放棄在以色列邊界內建立另一種民族政治結構嘗試的，應該是阿拉伯人。

在這一語境下，他談到自己以名稱“猶大和撒馬利亞”指稱、即涵蓋約旦河西岸的這片區域內的巴勒斯坦人時稱，他們只有兩種選擇：要么“作為放棄民族目標并接受猶太國家權威的個人生活下去”，要么“如果不放棄這些目標，就必須移民到其他阿拉伯國家或別的民族國家，在那里實現這些目標”；否則，就必須由安全部隊將其消滅。

在談及讓巴勒斯坦領土、尤其是約旦河西岸人口減少的問題時，他再次重申了這些觀點，并表示：“我們將繼續反對巴勒斯坦國這一想法。這是我一生的使命。”

斯莫特里赫經常設想一種種族隔離制度。他甚至反對阿拉伯婦女和猶太婦女共用同一產房，并稱：“我妻子不愿意躺在一個嬰兒母親旁邊，而那個嬰兒有一天可能想殺死我的兒子，這完全是很自然的。”

斯莫特里赫甚至不回避把一個新生兒稱作“殺人犯”。他還曾聲稱，哈瓦拉——一個有巴勒斯坦平民居住、并曾遭到猶太定居者襲擊而滿目瘡痍的城鎮——必須被徹底摧毀，并從地圖上抹去。

斯莫特里赫一生都生活在以色列占領地區的猶太人定居點中。他還將以色列財政資源中的相當大一部分，投入到建立新定居點、建設數萬套住房，以及把持邊緣立場的以色列人重新安置到這些定居點之中。

他通過重新劃定約旦河西岸的領土分區，試圖擴大以色列事實上的主權，這被指違反國際法。同時，他還積極參與為占領加沙和黎巴嫩以及對伊朗發動攻擊籌措財政資源。

比撒列·斯莫特里赫是以色列政壇中少數幾位能夠把意識形態言辭轉化為具體國家政策的人物之一。他所掌握的關鍵職務，使這種轉化成為可能。而且從一開始，他就把那些會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的舉措視為必要之舉。

外界認為，他以宗教為依據賦予其神權主義路徑合法性，同時推行帶有族裔民族主義色彩的排斥性政策，這也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以色列如何轉變為一種種族隔離體制。他圍繞巴勒斯坦問題發展出一種以猶太至上為中心的話語，并建立起一種以去人性化為基礎的沖突敘事；在約旦河西岸的政策和針對加沙的言論中，他也因此被認為站到了國際法的對立面。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持續不斷的戰爭，以及一場已造成超過70000人死亡的種族滅絕，也就成了某種順理成章的結果。因為以色列內閣中的職位，已經淪為斯莫特里赫這類極端人物實現邊緣目標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