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學校應當不分尊卑、不計功利地平等地對待所有校友。圖/新華社

OPPO手機母親節“奇葩文案”、武漢大學下場“認領”校友余同學導致其進退失據的輿論風波，仍未停息。

應該說，武大飽受批評的此番舉動，大概也非意氣用事。原因是，近年來，無論是從日常的學生管理還是到校友的社會行為，輿論場似乎賦予了一些高校“無限連帶責任”，高校所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尤其是武大，在此前的楊某媛“圖書館事件”等一系列輿情壓力之下，或許讓其面對任何“風吹草動”都變得如驚弓之鳥，因而急于表態自保，也以示主動承擔責任，表明自己煥然一新的作風。

但是，楊某媛是在校生，其言行屬于學校管理的職責范疇；相較來說，余同學是校友，是已工作的職場人，其團隊文案是典型的工作表現。武大此舉將在校生的管控邏輯平移至校友的職場表現，多少有點越俎代庖，甚至是“自我連坐”。

那么，高校與校友到底應該是一種怎么樣的關系？

就校友本義講，學校和校友的關系本來是相互成就、彼此守望，而“母校”一詞更已認定學校和校友形同“母子”的關系。這一“母與子”般不可分割的學緣關系一旦建立，就會成為終身鐫刻的文化烙印。

也因此，成就突出的校友給母校添彩增光當然是好事，但即使校友有錯誤或不合適的行為，若非罪大惡極、惡貫滿盈，學校也不應該貿然割袍斷義，非要撇清關系不可。明智而審慎地承擔責任，方能從容得體地守住高校作為教育者的風度。

不分尊卑、不計功利地平等地對待所有校友，才是母校對于學生有認同感和向心力的原因所在。母校對學生的包容與守護，也才是母校之所以是母校的意義所在。

還記得1922年，北京大學爆發“講義費風波”，學校里的一小部分學生因種種原因拒繳費用，還聚集在一起、向學校施壓要求取消這一費用，鬧得北大校園劍拔弩張，嚴重影響正常教學。

風波之后，有人問校長蔡元培，學校為何要寬恕這些學生？蔡元培回答道：“學校本來就是教書育人的地方，我們不能因為學生們犯了一點小過錯，就毀掉他們的人生和大好前途，這不是我們身為先生的人該做的事情。”

這份包容，彰顯了一位教育家的胸懷，也為“母校”二字注入了包容與守護的溫度。

事實上，武大校園里也曾流傳這樣一則故事。

1990年年底，武大哲學系碩士研究生黃同學臨近畢業時因在戀愛問題上犯錯被學校勒令退學，五年后，武大卻允許其報考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黃同學成績優異，卻因政審錄取受阻時，武大教授、博導李南熏在患腦出血住院的情況下還為其陳情，建議錄取。黃同學所報的博導也為其再三奔走，最終被獲準進入武大隨98級博士研究生上課。

雖然歷經曲折與坎坷，但母校老師和母校竭盡全力的寬容與幫助，卻讓人感念和懷想。這可能也才是更好的高校與校友的關系。

在此次風波中，武大真想“立德樹人”，完全可以用一種更有風度的方式，含蓄婉轉地表達對文案本身的不認同，而不是讓公眾看到母校與校友切割、公開對立的場面，甚至是一場充滿戾氣的輿論批斗。

這背后，是高校與校友的同在，而非誰有錯就切割誰的“嚴進嚴出”，更不在于學校能在校友犯錯時發表多么嚴厲的批評，而在于高校能否讓校友在內心深處認為“我的母校是一個值得尊重的、有溫度的成長之家”。

當高校在輿論面前喪失了定力，忽視了校友的本義，只剩下急于免責的應激反應，那么，作為一所大學彌可寶貴的東西，學生對其的精神認同和內心歸屬，也就所剩無幾了。

究其實質，母校與校友之間的底色，從來不只是得失利害，而是植根于共同文化歸屬的一種以愛和尊重為底色的彼此成就。高校與校友如何才能有更好的關系？在這個母親節的喧囂聲中，這一點格外令人深思。

撰稿 / 原平方（學者）

編輯 / 何睿

校對 /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