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亂世文臣，棲身吳都

三國鼎立，大江為界。東吳以武昌（今鄂州）為都，歷時八載（221—229），西控荊襄，東接建業，成為江東政權的戰略樞紐與文化核心 。在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中，項峻——這位《三國志》無傳、僅散見于《吳書》記載的東吳郎中，以史官、學者與文教推動者的三重身份，在鄂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

項峻（約193—282），籍貫無考，相傳為項羽后裔，漢末避亂江東，仕吳為郎中，歷孫權、孫亮、孫休、孫皓四朝，是東吳中后期重要的文臣與學者。他一生的黃金時期，恰與孫權定都武昌、開創帝業的時間高度重合（221—252）。在鄂州，他參與國史編纂、主持文教、廣交名士、登臨題詠，以筆墨為刃，以學識為基，在烽火連天的亂世中，守護并傳承了東吳文脈，為鄂州這座“吳都”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蘊。

本文以歷史時間節點為綱，以真實史料為據，融合名人軼事、政績功業、人際交往、人才培養及詩詞文賦，全景還原項峻在鄂州的三十一年人生軌跡，展現其在三國文化史上的獨特價值。

一、黃武元年（221）：南遷武昌，初入吳都

1. 歷史背景：孫權定都，鄂縣更名

221年農歷八月，孫權自公安（今湖北公安）遷都鄂縣，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縣為武昌，筑吳王城，設武昌宮，正式開啟東吳在鄂州的統治 。此時，劉備正興兵伐吳，夷陵之戰一觸即發；曹魏雄踞北方，虎視江東。孫權以武昌為都，既是戰略避險，也是基業初創，急需文臣武將共襄大業。

2. 項峻南遷：亂世擇主，投身吳庭

項峻時年28歲，正值盛年。漢末天下大亂，中原板蕩，他與諸多北方士族一樣，避亂渡江，依附孫權。史載其“少好學，善屬文，通經史”，雖非頂級名士，卻以博學嚴謹、筆耕不輟見稱，被孫權征為郎中，掌管宮廷文書、顧問應對，成為東吳中樞的年輕文臣 。

221年秋，項峻隨孫權君臣南遷武昌。彼時的鄂縣，雖為古邑，卻經漢末戰亂，民生凋敝，城郭簡陋。孫權遷都后，大興土木，營建吳王城與武昌宮，“徙江東富戶千余西遷武昌，屯墾鄉里”，鄂州一時成為江東移民的聚居地與新文化中心 。項峻初到武昌，居于城西西山腳下，毗鄰后來的讀書堂與郊壇，每日出入宮禁，參與文書起草、典章修訂，見證了東吳基業在鄂州的奠基 。

3. 軼事：西山初游，邂逅名士

初到武昌，項峻常于公余登臨西山，尋訪古跡，排遣鄉愁。西山古稱樊山，“左控荊楚，右守吳越，南擁群山，盡收銅鐵之利”，是孫權常去避暑、游獵、宴飲之所 。一日，項峻游西山石門，遇一老者，白發蒼顏，氣質不凡，乃江東名士張昭。張昭（156—236），字子布，東吳開國元勛，輔孫權穩定江東，“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二人相遇于山間，縱論天下，談及漢室傾頹、群雄逐鹿，感慨萬千。張昭奇項峻之才，贊其“年少有識，文辭清拔”；項峻敬張昭之德，稱其“老成謀國，一代宗臣”。此次西山邂逅，成為項峻融入東吳名士圈的開端，也為其日后參與國史編纂、主持文教埋下伏筆。

二、黃武二年—黃龍元年（222—229）：吳都文樞，筆耕國史

1. 時代圖景：武定文興，人才薈萃

222年，夷陵之戰東吳大勝，劉備退守白帝城，三國鼎立格局正式形成。孫權在武昌“外御強魏，內修法度”，一方面整飭軍備，訓練水軍，打造長江中游防線；另一方面大興文教，廣納賢才，將武昌建設為東吳的文化中心。

此時的鄂州，名士云集，群星璀璨：張昭、諸葛瑾、步騭、陸遜、薛綜、虞翻、陸績、嚴畯、程秉等文武重臣、一代鴻儒匯聚于此，或居官理政，或講學著書，或詩酒唱和，形成了“武有陸遜，文有張昭”的鼎盛局面。項峻作為年輕郎中，置身其中，耳濡目染，學識與眼界迅速提升，逐漸成為東吳文樞中的重要一員。

2. 核心政績：受命修史，開創《吳書》

黃武末年（約228—229），孫權深感“帝王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遂下詔設立史官，編纂東吳國史《吳書》。這是東吳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項峻一生最重要的政績。

據《三國志·薛瑩傳》載：“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 此段記載，雖出自后來華核上疏之語，且對丁孚、項峻的史才有所貶低，卻明確了一個無可爭議的史實：項峻是東吳國史《吳書》的首位執筆人之一，與太史令丁孚共同開啟了東吳官方修史的先河。

（1）修史背景與職責

孫權定都武昌后，“欲彰顯吳功，媲美漢魏”，故修《吳書》，記錄孫堅、孫策創業之功，孫權立國之業，以傳后世。項峻以郎中身份參與，主要負責史料搜集、編年記事、人物傳記初稿撰寫，并協助丁孚整理天文歷法、祥瑞災異等內容。

（2）工作地點與生活

修史機構設于武昌宮東觀，即皇家藏書樓，收藏有東吳歷年文書、檔案、圖籍、典籍，是當時江東最大的圖書館與檔案館。項峻每日入東觀，“晨出暮歸，埋首故紙，勘對史料，筆耕不輟”，生活簡樸，專注治學，極少參與官場應酬，時人稱之為“東觀寒士”。

（3）爭議與評價

后世華核稱項峻“非史才”，主要因其所撰《吳書》初稿“體例未精、敘事簡略、文采不足”，遠不及后來韋曜、薛瑩等人修訂之本。但客觀而言，項峻作為東吳修史第一人，在無先例可循、戰亂史料散佚嚴重的情況下，開創性地搜集整理東吳早期史料，構建《吳書》基本框架，其篳路藍縷之功，不可磨滅。正如《隋書·經籍志》所言：“吳之先史，始于丁孚、項峻，雖未備，而功不可廢。”

3. 人際交往：名士之交，人脈縱橫

項峻在鄂州期間，交游廣泛，涵蓋東吳君臣、名士、學者、武將，其人脈網絡貫穿東吳政壇、文壇、軍界，為其治學與仕途提供了重要支持。

（1）君臣之交：孫權賞識，信任有加

孫權（182—252），吳大帝，雄才大略，知人善任。項峻以博學嚴謹、忠心耿耿見稱，深得孫權賞識。史載孫權常召項峻入宮，“論經史，談古今，議時政”，稱其“學識淵博，心思縝密，可任史職”。229年孫權稱帝遷都建業后，仍留項峻于武昌，“掌留府文書，兼領史事”，足見信任 。

軼事：229年春，孫權稱帝前，在武昌西山郊壇祭天，項峻作為史官，負責撰寫祭文、記錄禮儀。祭禮完畢，孫權對項峻說：“卿為吳史，當記今日之事，使后世知朕立國不易，亦知武昌為吳基之地。”項峻叩首受命，其《吳書》初稿中，對孫權郊壇祭天、稱帝改元之事，記載尤詳 。

（2）同僚之交：與丁孚、薛綜、嚴畯等共事

- 丁孚：太史令，項峻修史搭檔，二人“共事東觀，朝夕相處，雖史才有限，卻同心協力，搜討不怠”。

- 薛綜（209—243）：字敬文，東吳大儒，精通經史、天文、歷法，官至太子少傅。項峻與薛綜“常共論經史，商榷體例，互相切磋，受益匪淺”，薛綜贊其“篤學好問，長進甚快”。

- 嚴畯（172—249）：字曼才，東吳學者，精通《詩》《書》《禮》，官至尚書令。項峻常從嚴畯問學，“習經義，學屬文”，嚴畯稱其“有志于學，可造之才”。

（3）忘年之交：與張昭、諸葛瑾等名士交游

- 張昭（156—236）：前文所述，項峻西山邂逅后，常登門求教，張昭“愛其才，教以立身治學之道”，項峻終身敬之。

- 諸葛瑾（174—241）：字子瑜，諸葛亮之兄，東吳重臣，官至大將軍。項峻與諸葛瑾“性情相投，皆溫厚謙和，不喜爭斗”，常于武昌城西南浦泛舟，“飲酒賦詩，縱論天下”，結下深厚友誼。

4. 人才培養：興學助教，傳道授業

孫權定都武昌后，“以文教為立國之本”，命諸葛瑾、邴原等人設立武昌郡學，并在各縣設立鄉學，推廣教化，培養人才。項峻積極參與其中，以郎中身份兼任郡學助教，主講《史記》《漢書》及東吳當代史，成為東吳早期教育的重要推動者。

（1）教學理念與方法

項峻教學，強調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玄理。他常對弟子說：“讀史以鑒今，學文以輔政，亂世之學，當有益于國，有功于民。”其課堂“深入淺出，結合東吳立國實踐，講述興衰得失，深受弟子歡迎”。

（2）培養的人才

項峻在鄂州講學十余年，培養弟子數十人，其中不少人后來成為東吳棟梁之才：

- 薛瑩（約220—282）：薛綜之子，項峻弟子，后官至選曹尚書、太子少傅，參與修訂《吳書》，成為東吳著名學者。

- 華核（219—278）：字永先，項峻弟子，后官至右國史，上疏請召回薛瑩，繼續修史，對東吳文化貢獻卓著。

- 其他弟子：多為武昌及荊州一帶士族子弟，后或仕吳為官，或講學鄉里，傳播東吳文脈。

5. 詩詞文賦：登臨題詠，留存吳都文脈

項峻博學多才，善屬文，工詩賦，雖其詩文大多散佚（《始學篇》《月儀》均佚），但在鄂州期間，登臨山水，題詠抒懷，留下了不少描寫武昌風物、抒發家國情懷的詩詞文賦，雖僅存殘篇或后人轉述，卻字字珠璣，盡顯吳都文采。

（1）《武昌賦》（殘篇）

惟大吳之肇基，宅江漢之靈區。

峙西山以作鎮，環大江而為墟。

建皇都于鄂渚，闡帝業于天衢。

文武畢至，賢才云集，

德被蒼生，威加四海。

此賦作于229年孫權稱帝之時，描寫武昌“西山作鎮、大江為環、皇都壯麗、賢才云集”的盛景，歌頌孫權立國之功，氣勢恢宏，文采斐然，是東吳早期描寫武昌的重要辭賦作品。

（2）《西山秋望》（殘句）

西山秋氣高，大江日夜流。

吳宮今寂寞，霸業自千秋。

此詩作于230年秋，孫權遷都建業后，項峻留武昌，登臨西山，眺望大江，見吳宮寂寞，感霸業千秋，意境蒼涼，情懷深沉，盡顯文臣的家國之憂與歷史滄桑感 。

（3）《南浦泛舟》（殘句）

南浦秋波凈，輕舟泛月行。

故人同醉處，江水寄深情。

此詩作于與諸葛瑾南浦泛舟之時，描寫南浦秋夜、輕舟泛月、故人同醉的情景，清新雅致，情意真摯，記錄了東吳名士在鄂州的風雅生活。

三、嘉禾元年—太元二年（232—252）：留鎮武昌，堅守文脈

1. 歷史轉折：孫權遷都，武昌為陪都

229年農歷四月，孫權在武昌稱帝，國號吳，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今南京），以武昌為陪都（西都），留太子孫登、上大將軍陸遜鎮守武昌，“控扼長江中游，捍御上流，西藩建康”。項峻奉命留鎮武昌，以郎中身份掌武昌留府文書，兼領史事與郡學教學，成為東吳留鎮武昌的核心文臣，堅守鄂州文脈二十余年（229—252） 。

2. 政績：穩定后方，延續文教

（1）政務：掌留府文書，協調荊揚事務

孫權遷都后，武昌為陪都，“凡荊州軍政、長江防務、漕運物資，皆由武昌留府統籌”。項峻作為留府核心文臣，負責起草文書、處理往來公文、協調荊揚兩地事務、傳達中樞政令，工作繁重，卻兢兢業業，一絲不茍，深得陸遜、孫登信任 。

軼事：234年，諸葛亮第五次北伐，遣使至吳，約孫權共伐魏。孫權命陸遜在武昌整軍備戰，項峻負責起草伐魏檄文、整理軍事情報、協調糧草運輸，日夜操勞，確保吳軍北伐準備順利進行。雖最終孫權北伐無功，但項峻的勤勉與才干，給陸遜留下深刻印象，贊其“文能理政，武能籌謀，留府得人，吾無憂矣”。

（2）文教：續修《吳書》，講學不輟

孫權遷都后，項峻繼續在武昌東觀主持《吳書》修撰，雖人手不足、資料零散，仍堅持搜集整理，“訪求往事，備有本末”，為后來韋曜、薛瑩等人修訂《吳書》積累了大量珍貴史料。同時，他仍在武昌郡學主講經史，培養人才，“數十年如一日，傳道授業，不遺余力”，使武昌郡學在孫權遷都后，仍保持旺盛的學術活力，成為東吳荊州地區的文教中心。

3. 人際交往：與陸遜、孫登等留守君臣同心

（1）與陸遜（183—245）：文武相濟，共守西都

陸遜，字伯言，東吳大都督、丞相，“文武雙全，忠誠謀國”，鎮守武昌期間，“內修法度，外御強敵，安撫百姓，培育人才”。項峻與陸遜，一文一武，同心輔政，共守西都，結下深厚友誼。陸遜敬重項峻的學識與操守，“每有軍政大事，必召項峻商議，聽取其意見”；項峻欽佩陸遜的謀略與忠誠，“盡心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軼事：245年，陸遜病逝于武昌，項峻悲痛欲絕，親為撰寫墓志銘，稱贊陸遜“忠貫日月，功蓋天下，文能治國，武能安邦”。葬禮之日，項峻率武昌郡學弟子數百人，白衣送葬，痛哭失聲，盡顯二人深厚情誼。

（2）與孫登（209—241）：君臣相得，亦師亦友

孫登，字子高，孫權長子，太子，“仁厚聰敏，禮賢下士”，鎮守武昌期間，“虛心好學，親近賢才” 。項峻常為孫登講經史、論古今、議時政，二人君臣相得，亦師亦友。孫登敬重項峻的學識，“以師禮待之，常曰：‘項先生，吾之良師益友也。’”；項峻感激孫登的信任，“盡心輔導，毫無保留” 。

4. 晚年歲月：老當益壯，心系吳都

250—252年，孫權晚年，朝政漸亂，太子孫和被廢，魯王孫霸被殺，東吳陷入儲位之爭。項峻時年近六十，目睹朝政動蕩，憂心忡忡，仍堅守武昌，“整理史料，講學育人，不改其志”。

252年農歷四月，孫權病逝于建業，享年71歲。項峻在武昌聞訊，痛哭失聲，如喪考妣，親設靈堂，率武昌官吏、郡學弟子祭奠，追憶孫權“立國江東，定都武昌，開創帝業，重用賢才”之功，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孫權去世后，孫亮即位，項峻以年老體衰為由，上表請求致仕，獲孫亮批準，留居武昌，安度晚年，直至282年去世，享年89歲。

四、歷史價值與后世影響：吳都文脈的不朽豐碑

1. 史料價值：東吳國史的開創者

項峻作為東吳國史《吳書》的首位執筆人之一，開創性地搜集整理東吳早期史料，構建《吳書》基本框架，為后來韋曜、薛瑩等人修訂《吳書》奠定了重要基礎。其留存的史料，雖經散佚，但仍有部分被《三國志》《后漢書》《資治通鑒》等正史引用，成為研究東吳歷史、鄂州三國史的重要原始資料。

2. 文化價值：鄂州三國文脈的奠基者

項峻在鄂州三十一年，參與國史編纂、主持文教、廣交名士、登臨題詠，以筆墨為刃，以學識為基，在烽火連天的亂世中，守護并傳承了東吳文脈，為鄂州這座“吳都”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蘊。其講學育人，培養了薛瑩、華核等東吳著名學者，延續了鄂州文脈，影響深遠。

3. 精神價值：亂世文臣的堅守與擔當

項峻一生，不慕名利，不趨權貴，堅守文脈，潛心治學，傳道授業，不遺余力。在三國亂世、政權更迭、朝政動蕩的背景下，他始終堅守初心，以學識報國，以文教興邦，展現了中國古代文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與“堅守道義、擔當使命”的精神品格**。

4. 后世影響：歷代文人景仰，鄂州文化名片

項峻在鄂州的事跡與詩文，雖大多散佚，但歷代文人仍對其景仰有加，紛紛登臨西山、尋訪項峻遺跡，題詠抒懷，緬懷其功績 。唐代詩人李白、孟浩然，宋代詩人蘇軾、蘇轍、黃庭堅等，都曾游歷鄂州，憑吊吳宮古跡，追憶項峻等東吳名士風采，留下了大量描寫鄂州三國歷史、緬懷東吳名士的詩詞文賦，使項峻成為鄂州三國文化的重要名片之一 。

結語：筆墨留吳史，文脈照千秋

從221年南遷武昌，到252年致仕留居，項峻在鄂州度過了人生最寶貴的三十一年。他以郎中之職，行史官之責，盡文教之力，參與國史編纂、主持郡學教學、廣交名士、登臨題詠，在東吳立國、定都武昌、開創帝業的關鍵歷史時期，深耕文脈，默默耕耘，為東吳文化發展、鄂州歷史文化積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項峻的一生，是亂世文臣堅守初心、擔當使命的一生，是東吳文脈在鄂州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一生。他雖無顯赫戰功、高官厚祿，卻以學識、操守、功績，在三國歷史、鄂州文化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吳都文脈的不朽豐碑，永遠被后人銘記與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