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 2026年3月4日，隸屬于美國海軍第41戰斗攻擊機中隊“黑桃A”的F/A-18F超級大黃蜂戰斗機，準備從尼米茲級航空母艦“亞伯拉罕·林肯”號（CVN-72）的飛行甲板上起飛，以支援特朗普對伊朗發動的“史詩狂怒行動”。

作者：美國《國家評論》雜志總編輯里奇·洛里（Rich Lowry）

編者按：此文原文發表在2026年5月12日美國保守派雜志《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網站上，鏈接是：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26/05/the-vietnam-problem/ 原文的英文標題是：The Vietnam Problem。《國家評論》由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于1955年創辦，是美國極具影響力的保守派刊物。其政治傾向明確屬于右翼，長期捍衛有限政府、個人自由、自由市場及傳統價值觀。作為美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的旗艦媒體，巴克利創辦的這份雜志在知識分子和政策制定者中具有廣泛影響力。它多支持美國共和黨，但也時常對背離保守原則的政策提出嚴厲批評。該刊物在定義美國現代右翼政治話語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

導語：一個擁有狂熱意志的敵人，可以熬過軍事上遠比其強大的對手。

自越戰以來，美國政治辯論中始終存在一種揮之不去的沖動，那就是把幾乎任何軍事沖突都貼上"又一個越南"的標簽。

所以，讓我們把話說清楚——伊朗戰爭不是另一個越南戰爭。根本不是。

伊朗戰爭不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平叛戰爭，沒有幾十萬美國地面部隊在那里徒勞地執行搜索與殲滅任務。

盡管如此，那場久遠的敗仗，依然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在遭受巨大打擊的情況下，伊朗仍遲遲不肯屈服，也不愿簽署一份可以接受的協議。

越南戰爭證明了軍事優勢并不等于勝利，彈藥數量或技術精良同樣不能保證成功——尤其是在一場有限戰爭中，面對的是一個擁有狂熱政治意志、與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格格不入的敵人。

當然，伊朗人在空襲和持續封鎖的雙重壓力下，或許終有一天會舉手投降。毫無疑問，封鎖使我們能夠對伊朗施加更為全面的經濟痛苦，且軍事代價有限——相比之下，我們在越戰中的做法，除了1972年封鎖海防港這一例外，難以企及這種效果。（反過來說，北越也沒有能力擾亂全球經濟。）

我們已經向伊朗展示了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正如當年對北越所做的那樣，這一點毋庸置疑。長久以來，我們擅長將目標炸成廢墟，而且現在比任何時候都做得更好。

問題在于，當我們遭遇一個對痛苦有極高承受力、決心要熬過我們的敵人時，麻煩就來了——而我們自己則希望把承諾控制在有限時間內，力圖避免風險難以預測的升級，并且依托國內政治支持這一脆弱的基礎行事。

這正是為什么我們可以在戰術上徹底壓倒對手，卻仍然可能敗于不對稱的消耗戰；簡而言之，這解釋了為何在二戰之后，我們沒有輸過戰役，卻輸過戰爭。

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伊朗戰爭時，很可能相信自己可以迫使伊朗人迅速達成妥協，因為他認為伊朗人歸根結底是理性的談判對手——相當于波斯版的建筑承包商，他在建造大樓或高爾夫球場的過程中打過成百上千次交道的那種人。

然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從根本上并非一個以交易為導向的政權；它是一個以什葉派伊斯蘭教為根基、具有深刻嚴肅性的意識形態工程。

國際關系中有一種現象叫做"鏡像思維"——即相信對手在本質上與我們具有相同的特征。過去60年里，這一思維定式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屢屢犯下的錯誤。

如果說特朗普傾向于用紐約房地產商的眼光打量任何外國行為者，那么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則希望越南人能像羅斯福（Roosevelt）時代的民主黨人那樣行事。他曾在某個場合說："老天，我已經提出給胡志明（編者注：越共領袖）一億美元，讓他開發湄公河河谷"，并補充道："要是那人換成喬治·米尼（George Meany），早就一口答應了。"

美國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科默（Robert Komer）指出，約翰遜總統"覺得沒有必要深究是什么造就了越南人的越南性——而非美國人、希臘人或中國人的特質"。

再說了，如果我們手握解決沖突的終極手段，又何必為那些細枝末節操心？

正如馬克斯·布特（Max Boot）在其研究美國小型戰爭的著作《和平的野蠻戰爭》（The Savage Wars of Peace）中所記載，當一名記者問美軍將領威廉·威斯特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美國人將如何擊敗越共游擊隊時，他簡單地回答了兩個字："火力。"

我們擁有取之不盡的火力。布特寫道："美方擁有傳感器、地面雷達、紅外設備、落葉劑、除草劑、集束炸彈、各型導彈、坦克、裝甲運兵車、各口徑火炮、從小型巡邏艇到核動力航空母艦的各式艦艇，當然還有各類飛機——從B-52轟炸機到UH-1休伊直升機，再到綽號'魔法神龍'的經特殊改裝的C-47飛機，后者配備了能以每分鐘六千發速率噴射彈雨的自動機槍。"

1965年，約翰遜發動了一場名為"滾雷"的空中戰役，原本預計持續數周，結果卻綿延數年。他屢次停火，以示善意，給北越人一個回頭是岸、坐下來談判的機會。1965年5月，約翰遜為此暫停"滾雷"五天，一無所獲；年底前后又停了37天，同樣空手而歸。

總體算來，"滾雷"投下了驚人數量的彈藥，據布特介紹，三年半里平均每天約800噸。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共投下800萬噸炸彈，遠超二戰時期的投彈總量。

其中大部分，無異于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筆下那艘炮艇對著叢林徒勞開炮的景象——那正是《黑暗之心》（The Heart of Darkness）中的場景，當然，那部小說本身也是偉大的越戰電影《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的藍本。

對伊朗的打擊目標清單經過了更為精準的篩選，也確實實現了削弱伊朗政權軍事和工業能力的具體目標。然而，有人僅憑列舉打擊目標的數量，或聲稱我們"進展超前"，便聲稱我們已接近實現戰略目標——推翻政權、迫其放棄高濃縮鈾、重開霍爾木茲海峽——這種邏輯，散發著當年美國政府為越戰表現辯護時那種空洞的"數豆子"氣息。

這種評估戰役進展的方式，有一個專門的稱謂："麥克納馬拉謬誤"。

話說回來，封鎖或許終將在某個時刻壓垮伊朗經濟。然而，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很可能與當年的北越人一樣意志堅定——北越在戰爭中損失了110萬人，占其2000萬總人口的5.5%。折算成今天美國的人口規模，相當于近1900萬人的戰斗傷亡。

特朗普一直謹慎地力求避免美軍傷亡。這一策略固然限制了伊朗的不對稱優勢（即伊朗比我們更能承受傷亡），但另一方面，也封死了采取迅速果斷軍事行動的可能——那些行動可能會造成美軍傷亡，而正因如此，戰爭反而被拖長了。

這就引出了一個關于持久力的問題。塔利班有一句廣為人知的格言："你們有手表，我們有時間。"喬治·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曾說，美國打不起一場"七年戰爭"；而媒體對伊朗沖突表現出的焦躁不安，有時讓人覺得，今天的美國，恐怕連七周的仗都難以堅持。

我們的封鎖無疑是對美國不對稱實力的巧妙運用。它對我們而言風險相對可控，卻能對伊朗造成不成比例的痛苦。如果我們能夠持之以恒，大概最終可以將伊朗政權磨得灰飛煙滅。問題在于，伊朗也擁有自己的不對稱手段——盡管在軍事上遠遜于我們，它仍有能力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中制造足夠的風險，令民用商船望而卻步，不敢輕易通過。

時間的天平，兩頭都有傾斜。對我們有利的一面是：伊朗人承受的代價更為直接、也更為沉重；對他們有利的一面是：美國國內對長期沖突的政治容忍度極低——尤其是考慮到戰前幾乎沒有任何公開的輿論動員，而且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不得人心（越戰和伊拉克戰爭在開局時，民意基礎都要穩固得多）。

如果我們最終落得一個不盡如人意的結局，那將是因為：我們無數次戰術層面的勝利，未能積累成預期中的戰略效果；而我們也未能拿出必要的意志——無論是升級的意志，還是堅持的意志——來迫使伊朗就范。

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對美國人來說，在過去70年的多場有限戰爭中，早已司空見慣。